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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根深蒂固 (1)

第一部我,幻想家

1889-1907

希特勒很少谈及自己的家事,但对其少数心腹,他却也承认,自己无法与父亲相处,因为父亲独断专行。他母亲是个性格安静而温柔的女人。希特勒虽然极尊重母亲,但家庭的主宰却是父亲。父母都是瓦尔德维尔特尔人。这是个奥地利的农村,位于维也纳西北部,离现今的捷克斯洛伐克边境不远。据希特勒族中人说,他的家族有摩拉维亚人的血统。在奥地利,希特勒是个很普通的姓氏,有可能是从捷克人的姓“希德拉”或“希德拉切克”演变而来。1430年以来,瓦尔德维尔特尔村姓希德勒的,其姓氏有过许多拼法,从“Hyd-ler”变为“Hytler”再变为“Hidler”(这三个字拼法不同,读音却极相似,不同者只是“德”与“特”而已——译注)。1650年,阿道夫·希特勒之母亲的直系祖先有位就叫格奥尔格·希德勒(GeHiedler)。他的后裔有时也将其姓拼成“Hüttler”或“Hitler”。在那个时代,像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一样,拼写既无关紧要,也不规律。

瓦尔德维尔特尔的风景平淡,地处丘陵地带,多树林。斜坡上长满了整齐的林子,也有勤劳节俭的农民世世代代开发出来的耕地。希特勒的父亲于1837年6月7日出生在斯特隆斯村,其母生他时是个42岁的未婚女人,名叫玛丽亚·安娜·施克尔格鲁勃。因为村子小,斯特隆斯还不能独立成为教区。所以,新生儿便在多拉萨姆登记,名叫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非婚生子”。父亲姓名一直是个空白。于是,便产生了至今仍待揭开的谜:他可能就是邻近村子的。希特勒的祖父也有可能是位有钱的犹太人,名叫弗兰肯伯格或弗兰肯雷德。玛丽亚·安娜曾在格拉兹这位犹太人家里当过佣人,使她怀孕的可能是主人年轻的儿子。

阿洛伊斯快5岁时,邻村希皮塔耳,一个名叫约翰·格奥格·希德勒的游动磨坊工与玛丽亚成了亲。但她与小儿子过的生活依旧很艰苦;5年后她便去世,继父又开始流浪。此后,阿洛伊斯便由希德勒的兄弟约翰·奈波穆克(住希皮塔耳村,门牌36号)抚养成人。这间农舍以及邻近的一间,在阿道夫·希特勒的少年时代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希特勒曾在这里度过五六个暑假。

后来,希皮塔耳的情形变得使阿洛伊斯无法忍受,于是在13岁那年,他“打*?小小的背包,逃出家门。”这段插曲(如果属实),后来在他儿子阿道夫·希特勒所著《我的奋斗》一书中成了一段感人的故事。“他在绝境中作出了决定,上了路,身上只带着几枚左尔登(德奥两国以前的银币——译注)作路费,投身于吉凶未卜的未来。”一路上,他东打零工,西打零工,一直到了这个冒险青年心目中的麦加城——维也纳。在维也纳,他当上了鞋匠的学徒。5年后,他学会了做鞋的手艺,却又决心“干点像样的活”,于是,他便入伍,成了边防军。这样,他便成了一名公仆,比神职还高出一头。

他勤奋用功,通过了特别考试,到24岁时,已升为监管之类。

这种级别,对瓦尔德维尔特尔村人说来,是一种超凡的荣誉。

雄心勃勃的阿洛伊斯,此后定期得到提升。1875年,他当上了设在多瑙河上的与德国隔江相望的布劳瑙海关的督察。

对阿洛伊斯的起步青云,最感骄傲的莫过于是将他抚养成人的人——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希德勒之族人,从未有居此高位者。由于没有男嗣得以继承希德勒之姓氏,奈波穆克遂于1876年春末决定采取一些措施。(*他可能另有动机。村里的闲话说,阿洛伊斯是由他所生。写过青年时*?的希特勒的作家弗朗兹·耶钦格说,希德勒或许是想通过将阿洛伊斯合法化的办法,确保他的职业。“如他的父亲是个犹太人,这是个很强有力的动机。”)6月6日,他的女婿和另外两名亲戚,稍事旅途后,便到了维特拉镇,在公证人面前作了假证,伪称“希德勒的哥哥”——他们将他称为“希特勒”——曾数次当面对他们说过,并在他死前(1857)所立的不可更改的遗嘱中称他曾生过一个私生子,名叫阿洛伊斯。他要求将他合法化,并立他为嗣。

“希德勒”被改成“希特勒”,这可能是出于疏忽,但更可能是农民之狡计使然,目的是故意将此事弄得含混不清。次日,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与三名亲戚一同来到多拉萨姆——阿洛伊斯出生时就在该地登记。在查验了由三位证人签署的文件后,年老的教区牧师查阅了该区的婚姻登记册,并证实,在1842年确有一名叫格奥尔格·希德勒的男人与一名叫施克尔格鲁勃的姑娘结婚。他于是便同意更改出生登记。但是,要么因为迟疑,要么因为暗中有所提防,他在将“不合法”改成“合法”,并将婴儿姓名“施克尔格鲁勃”划掉时却未将另一个名字补上。在最后一个栏目里,他密密麻麻地写道:“签字人证实,本栏所登记为‘父名’的格奥格·希德勒,与签字人甚熟,据称,他根据孩子母亲的意见,同意接受阿洛伊斯,承认系孩子之父,并希望本区将孩子列入洗礼名册。”

三名证人的签字是由牧师代劳的,由三人依次画押——各自画了个十字架。

登记册修改一事,既没有日期押脚,又没有签名,那位牧师会生疑,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不仅将父名写成“希特勒”,而不是婚姻登记册上的“希德勒”,而且他也明白,这套手续从头到尾都是不合法的,原因有二:第一,除非通过法庭,否则已故之人是不能被承认为父亲的;第二,做母亲的需将事实予以证实。

这件事中,还有一处含混的地方——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是否同意接受新名。对他,不合法之私生子并不十分难堪;在奥地利南部,此事已不足为奇,在遥远的山区,私生子的出生率高达40%。在农村,孩子就是命脉;任何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都是受欢迎的。而特别令他难堪的是更改姓名,因为“施克尔格鲁勃”业已多少作出了一些成绩。

不管出于何种动机,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确曾诱使阿洛伊斯改名〔村里人议论说,老人曾答应更改遗嘱,借以规劝他改名。希德勒死后半年,阿洛伊斯以五千弗罗令(当时奥地利之货币名,一弗罗令约值两先令——译者注)之巨款购买了一农庄,这多少证实了村里人的闲话〕。不管怎样,他决定接受“希特勒”之名一事,确系事关重大。很难想象七千万德国人同声高呼“施克尔格鲁勃万岁!”是个什么样子!

在希皮塔耳的姑娘们看来,身穿制服、梳着军式短发,浓眉大眼,留着八字胡,刮得干干净净的双颊旁边各有一撮浓发的阿洛伊斯,定然是英俊潇洒无疑了。而他也向姑娘们送秋波。与他的合法父亲一样,他已是一个私生女的父亲。他虽然已娶了帝国烟草垄断公司里一个稽查员的女儿为妻,但对一位喜欢寻花问柳的人来说,这也没有多大节制作用。毕竟,她瘦弱多病,且比他年长4岁。

在希皮塔耳村,最诱人的姑娘是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的外孙女克拉拉·波尔兹尔。她才16岁,性情温存,长有一副甜蜜的脸孔。她身材苗条,身高差不多与身材结实的阿洛伊斯相等。她很匀称,又长着一头棕色头发。是出于一见钟情呢,还是单纯出于为病妻找个女佣的愿望,这均无关重要。事实是,他说服了家人,将她带至布劳瑙。她与阿洛伊斯的家人一同住在客栈内——在那里,阿洛伊斯已与厨房女帮工弗兰西斯卡·马佐尔斯伯格(客人称她“法妮”)有所勾搭。

此种情形是希特勒夫人无法忍受的。她离开了阿洛伊斯,与她合法分居。现在,在希特勒的家庭舞台上该轮到法妮出台了。她俨然以合法夫人的身份,而不是情妇的身份出现。她非常明白,一个漂亮的女佣对易动感情的阿洛伊斯说来,具有多大的引诱力。她的第一招就是将克拉拉弄走。两年后,即1882年,法妮产下一男孩——与他的父亲一样,是个私生子。

次年,希特勒已出走之妻死于肺痨。他于是便正式娶了法妮。婚礼是非常及时的——不到两个月,第二个孩子安吉拉便出世了。这样,阿洛伊斯终于有了个合法婚生子,尽管是在不合法的情形下怀的。他还承担了取名叫阿洛伊斯·希特勒的第一个男孩的法律责任,而法妮呢,虽然身份已经合法,却也不见得更加幸福,因为老阿洛伊斯又有朝三暮四的迹象。与她的前任一样,她也染上了严重的肺病,不得不离开布劳瑙,到空气新鲜的邻近的乡间去。阿洛伊斯带着两个小孩,又住在波马客栈的顶层,他会求助于漂亮的侄女,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克拉拉同意了,再次住进波马客栈。这一次,她是女佣,褓姆和情妇。阿道夫·希特勒未来的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她经常探望法妮,尽力帮她恢复健康。奇怪的是,法妮竟欣然接受情敌的照料。

1884年夏,可怜的法妮生命结束了。不出所料,希特勒家的下一任夫人已身怀六甲。阿洛伊斯要娶克拉拉,因为她可照顾他的两个孩子,而孩子们也是真正喜欢她。但当地的教堂禁止他们结合,原因是,根据那个假证,他父亲与克拉拉的祖父是兄弟关系。阿洛伊斯向牧师投诉,要求罗马按特殊情况处理。不到一个月,申请获准。很明显,这是因为克拉拉已怀孕的缘故。于是,1885年1月7日,阿洛伊斯和克拉拉便在波马客栈正式结婚。婚礼时在场的有两个孩子,即小阿洛伊斯和安吉拉,还有三个证人:克拉拉的妹妹约翰娜和两个海关官员。婚礼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是新女佣做的。由于她把客厅烧得过热,在整个婚礼过程中,阿洛伊斯都拿她寻开心。新婚夫妇并没有过什么蜜月,在简单地吃了一顿饭后,阿洛伊斯便回海关去了。据克拉拉后来回忆,还不到中午“我丈夫就上班去了。”

难得的是,尽管阿洛伊斯在私生活上不检点,他的业务工作却未受影响。他依旧是个忠诚老实、办事效率高的公仆;受到了上司和同僚的尊敬。虽然在地方上他的名声不好——在这样一个小镇里,婚外的桃色事件必然会成为人们饭后茶余的话柄——他还觉得自己实在不错。在众多谣传中有一条是,他的第一个妻子还在世时,他就给她买了一口棺材。

克拉拉成了家庭主妇后,可说是万事如意。论管家,她是个典范;对小阿洛伊斯和安吉拉,她真是全心全意,把他们当作亲生子女看待。婚后4个月,她便产下一个儿子;不到两年,她又生了一个女儿和另一个儿子。小儿子出世后几天便夭折。此后不久,另外两个孩子相继染上了白喉,也夭折了。这个悲剧是克拉拉难以忍受的。幸运的是她可在小阿洛伊斯和安吉拉身上倾泻她的母爱,但与丈夫的关系却很不自然。从一开始她就将他看成是高人一等,而自己从女佣到情妇再到妻子的道路,对希皮塔耳的一个普通姑娘说来又是如此复杂,以致她仍称丈夫为“叔叔”。

三个孩子的连续夭折,很明显,影响了她的受孕率,直到1889年4月20日第四个孩子才出世(*皇太子鲁道夫不久前在梅耶林自杀身亡)。就血统而论,他是四分之一希特勒,四分之一施克尔格鲁勃,四分之一波尔兹尔,四分之一不明。

在洗礼登记册上,他的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后来,克拉拉说,阿道夫是个瘦弱多病的孩子,她老怕失去第四个小孩。但,据她家的女佣回忆说,阿道夫“很健康,很活泼,发育很正常。”

不管如何,希特勒太太宠爱自己的孩子,也许宠坏了他。

在波马客栈,日子过得倒也平静。做父亲的常与朋友相聚,又嗜好养蜂,在这些方面花的时间,比在家的时间更长,但在性生活方面,很明显,他已不再朝三暮四了——至少谨慎多了。女佣对他的印象很好,说他“对人严厉,但很好相处”,对下人很体贴。例如,有一天,为了不弄脏刚擦拭干净的地板,他竟高高兴兴地脱去靴子。但是,海关新任监察却认为,阿洛伊斯·希特勒为人冷漠。“他严格,说一不二,性情古怪,难以接近……穿上制服得意洋洋,常穿着它照相。”

阿道夫三岁零四个月时,父亲又受提拔,全家便迁至巴索。巴索这城不小,在波马客栈下方,位于河对岸的德国境内,海关督察的办公室就设在那里。生活在德国的城市里,又与德国孩子们玩耍,这在年轻的希特勒身上留下了永世不灭的痕迹。例如,巴伐利亚南部的方言成了他的母语。他回忆说,它常令他“忆起我的少年时代”。

很长时间希特勒太太未再怀孕。有人说,她为了好好补一补“瘦弱多病”的阿道夫,一直在给他吃奶。直到他快到5岁时,下一个孩子埃德蒙才出生。阿道夫终于挣脱了母亲的管教,几乎完全自由了。因为孩子刚出生,阿洛伊斯的家眷仍旧留在巴索。这样,5岁的阿道夫便与德国的孩子们东逛西逛,玩个没完没了。

这样自由自在的生活他整整过了一年。1895年春

,全家迁至哈菲尔德。这是个小村子,座落在林嗣西南约30英里的地方,他们住的是农舍,座落在占地面积约9英亩的斜坡上。

一个月后,阿道夫满6周岁,进了一所小学。小学设在弗希拉姆,离家有数英里路程。这样,阿道夫便又离开了管教*?严的母亲。入学几星期后,父亲退了休。上学本来就受管教,现在,父亲的管教又非常严格,这就使阿道夫加倍受管。父亲服务40年,退隐乡间后,生活倒也舒适,俨然成了乡间绅士。

他家的房子虽小,但很漂亮,座落在小斜坡上,几乎被苹果树、核桃树所淹没。屋旁有条小溪,被人工修直。溪内水清如镜,终日水声潺潺。在这样美好的环境里生活,虽然受到新的管教,阿道夫肯定是快活无比的。邻近也不乏孩子,并且常来与他作伴。

上学,阿道夫和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得走上一个多小时。

对一个小孩子来说,这路程实在是太严峻了。学校的“既破旧又原始”的建筑,被分成两间教室,一个供男生用,另一个供女生用。希特勒家的两个孩子给校长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据他回忆,阿道夫“思维敏锐,服从师长,又很活泼。”还有,这两个孩子的书包“里边叠得整整齐齐、可说是楷模。”

“我的第一个理想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希特勒在《我的奋斗》——(这是一本自传,叙述一般都被夸大。)中写道“野外的玩耍,上学时的长途跋涉,尤其是与那些‘野’孩子们的来往,使我根本在家里呆不住。”即使是在这个年龄,他已能高声表达自己。不久后,他居然成了“一个小头目”。

尔后几个月,他在家中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困难。由于不懂耕作,阿洛伊斯退休后的生活变得很沉闷。1896年初,另一个孩子保拉出世,使景况更加恶化。一家五个孩子,包括一个只知道哭的在内,挤在一起,或许会使阿洛伊斯喝酒更加厉害。可以肯定的是,他变得喜欢吵架,容易发火。他的主要目标是小阿洛伊斯。父亲与儿子不时拌嘴,因为父亲要儿子绝对听话,而儿子又不听父亲的。后来,小阿洛伊斯痛苦地抱怨说,父亲常常用“马鞭无情地鞭打他”。不过,在那个年代的奥地利,打孩子的事情司空见惯,被认为是于孩子有益的。有一次,为了做一艘玩具船,小阿洛伊斯逃学三天。

曾对这种爱好给予鼓励的阿洛伊斯,狠狠地揍了小阿洛伊斯一顿,还“抓住他的颈背,将脑袋往树上撞,直至他昏了过去”。还有一个说法:虽然他不再如此经常挨打,那个家庭霸主却“常常打狗,打得它屁滚尿流。”据小阿洛伊斯说,甚至连温顺的克拉拉也对它施暴。如属实,这肯定给阿道夫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

至于年轻的阿洛伊斯呢,他再也无法忍受哈菲尔德的生活了。他不但觉得父亲虐待了他,后母也对他不闻不问,而且对阿道夫也产生了恶感。“他傲慢专横,从小就爱发怒,谁的话也不听”,1948年他对一个会见的人说——事隔52年后,他仍耿耿于怀。“我的后母总是袒护阿道夫。他常常想入非非,却又能逃脱惩罚。如果不按他的想法行事,他就会大发雷霆……他没有朋友,他对谁都不喜欢,冷酷无情。为一点小事,他都会暴跳如雷。”

由于觉得自己受到虐待和遭到抛弃,小阿洛伊斯步了老子的后尘,于14岁那年离家出走,在老子的有生之年从未回来过。老子心存报复,将儿子要继承的遗产减到法律所能允许的最低限度。哥哥一走,阿道夫便成了老子发泄怒气的主要对象。老子给儿子增加了不少额外负担,要是阿道夫不能达到要求,就必然会挨揍。几个月后,这位爱唠叨的乡绅,不满现状,将成了负担的农场变卖,带着全家跑到6英里外的朗巴赫过城里的日子去了。全家在雄伟的本尼狄克修道院对面的格斯托夫·兰加纳旅馆三楼住了半年。由于摆脱了农场琐事的纠缠,阿道夫的生活变得愉快些了,他在现代学校里的学习成绩也很优秀。在1897—1898学年的大考中,得了12个“优”——最高的学分。他的嗓子也很好;他有时利用下午时间,跑到修道院的圣歌班学唱歌,指导教师是本哈德·格罗纳神父。在他回家的路上有座拱桥,上边刻有修道院的盾形纹徽——最突出的是个卍字。

每到此时,“庄严而又灿烂辉煌的教堂里,浓郁的节日*?氛,立即把他“陶醉了”。修道院的方丈成了他的偶像,而他也希望自己能步入教会。奇怪的是,这种愿望居然得到了父亲的支持——父亲是反教人物。后来,阿道夫对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夫人说过,“还是在孩童时,他最热切的愿望就是当一名牧师。他常常把厨房女佣的围裙借来,披在肩上当作神衣,往椅子上一趴,便久久地、热心地讲起道来。”虔诚的母亲当然赞同儿子的这一职业,但阿道夫对教堂事务的兴趣产生得快,也消失得快。不久,他在抽烟时给人抓住了。

此时,全家已住在二楼。房子宽敞、舒适,与一家工厂相连。对一个事事爱冒险的男孩子来说,这是个再理想不过的司令部了,为他提供了做他最喜欢的游戏“牛仔和印第安人”的各种各样的场所。在工厂的主人(一对夫妇)看来,阿道夫是个“小流氓”,难得在家,“哪里有事,哪里就少不了他”,且常常带头进攻梨树和搞其它恶作剧。若是回家,“这野孩子”的裤子也总是被撕破,手上、脚上也总是伤痕累累。

对不得安宁的阿洛伊斯来说,朗巴赫的生活就跟乡间的一样乏味。于是,1899年,他便在林嗣郊区的里昂丁村购买了一座舒适的房屋。这座房子座落在当地坟地的围墙一边,虽然不比一般的屋子宽敞,但其地点却正合阿洛伊斯的口味。里昂丁有居民3000人,由于紧靠有剧场、戏院和巍峨的政府大楼的林嗣城,因而也有些文明的气派。另外,当地居民大家都和睦相处。

小阿洛伊斯一走,阿道夫便成了父亲管教的主要对象了。

据保拉·希特勒的回忆,是阿道夫“惹我父亲发火的,他每天挨揍。他是个不受管教的小流氓,不管父亲如何打他,怎样教训他,要他热爱国家的官职,统统都无济于事。另一方面,我母亲又是那样的爱抚他,想尽量用慈母之心去弥补因父亲的粗暴而使他没有得到的东西。”

为了表示反抗,阿道夫决定离家出走。阿洛伊斯得悉了这个计划,便把阿道夫锁在楼上。晚间,阿道夫企图从窗户的铁栏间挤身出去。因为够不着窗户,便将衣裳脱下。正当他爬向自由时,忽听得父亲上楼声,便连忙退下,用台布遮住赤裸裸的身体。这次,阿洛伊斯并未用鞭打来惩罚他。相反,他放声大笑,高声呼叫克拉拉快上楼来看看“这位穿宽袍的孩子”。比起鞭打,这种讥讽伤害阿道夫更深。后来,他私下对汉夫施坦格尔夫人说,他花了”好长时间才总算将这件事忘掉。”

多年后,他对一个秘书说,曾在一本冒险小说中读到,不怕痛是有勇气的表现。“我于是便下定决心,父亲打我时我永不再哭。几天后,我便有了一个考验我的意志的机会。我母亲吓得跑到门外躲了起来。我呢,则默默地数着屁股上挨了多少棍。”希特勒宣称,打那天以后,他的父亲便从未再碰过他。

虽然年仅11岁,在阿道夫消瘦的面容上就有些与众不同的东西。在那年里昂丁小学的全班合照中,他站在顶排的中央,比同学们高出数英寸。他脸孔朝上,双手交叉在胸前。他富有造反精神,又骄傲自负;毫无疑问,他是个最聪明的孩子。论功课,他费不了多少力气,同时还发现了另一种才能——他会绘画。从1900年3月26日画的一幅关于瓦伦斯坦的画中可看出,他作为画家的天才又初露锋芒。在课堂上,他会利用学习时间偷偷作画。有一次,一个名叫温伯格的男孩子,见他凭记忆便将“邵姆堡城堡”画了出来,不禁目瞪口呆。

课间休息或放学后,他仍是同学们的领袖。他住过的地方比大多数同学一生中能去到的地方还多,因此,同学们都将他看成是大人物。在玩耍中,他常常受到弗尼摩·库伯及其仿效者德国作家卡尔·梅依的历险小说(他在拚命阅读)的启发和鼓励。卡尔·梅依从未去过美国,但他写的关于高贵的印第安人和身强力壮的牛仔的故事,却在德国和奥地利被一代一代的男孩子们看成是福音。阿道夫对老萨特汉和他的同伙的冒险简直着了魔。他不厌其烦地带领同学们演出这些故事,年纪大些的孩子失去热情后,他便找年纪小些的来演,有时甚至也把女孩子们找来。

大概就在此时,他在两本描写1870年普法战争的杂志里找到了更有意义的刺激。他孜孜不倦地阅读里边的文章和插图。“不久,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计策,便在我内心成为最伟大的经历”,“打那以后,对凡是与战争或因此而从军有关的东西,我都越来越热心。”(见《我的奋斗》——这部书,出于政治目的,有时会扭曲事实。)

一年前爆发的波尔战争,不但激发了他的日耳曼人的爱国主义,而且也给他提供了玩耍的材料。一小时又一小时,他率领着他的“波尔军”,与那些不幸要扮演英军的孩子们进行“激战”。他经常玩得流连忘返,害得父亲要等上一个钟头——他原以为阿道夫已去烟铺为自己取烟叶。据温伯格的回忆,其结果是,在家里受到“热忱”的欢迎。这些冒险的岁月,也许与希特勒的生涯的形成有关。“树林和草地”,他写道,“是在生活里随时随地均存在的‘冲突’中决定胜负的战场。”

那年,6岁的埃德蒙死于麻疹。4个孩子的死亡,几乎使克拉拉难于忍受,而小阿洛伊斯一走,能继承姓氏的孩子就只有阿道夫一人了。虽然阿道夫很快便可完成小学学业,家庭的悲剧却又加剧了父子之间的冲突。阿洛伊斯要求的是让孩子走他的路,并常用自己当公仆的切身体会来启发儿子。儿子呢,则一心想当画家,暂时将其革命计划深埋心中。在未与父亲争论的情况下,他便接受了下一步的上学计划。阿道夫既可进预科学校(是大学预科,重点在对学生进行古典教育),也可进技工学校(着重进行科技教育)。讲究实际的阿洛伊斯选了后者。阿道夫默然同意,因为这种学校里也有绘画课。

离家最近的技工学校是在林嗣。1900年9月17日,阿道夫背上绿色的软背包,首次出发了。由于路途长,有3英里多,他边走边看,到了半途,他便看到了横卧在他眼前的林嗣城和多瑙河。对一个生长在农村和小镇上的孩子来说,眼前的景色肯定是可怕而又具有魔力的。远处,在高地上,耸立着举世闻名的昆伯堡,据说尼伯龙根之歌(德国中世纪之叙事诗——译注)就是在那里创作出来的。眼前是一排排的教堂尖塔和一座座巍峨的大楼。他沿着陡峭的山坡,弯曲的道路,走进位于市中心的技工学校。学校是座四层楼的建筑物,很黑,座落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实用而可怕,看上去,它更像是一座办公楼,而不是一所学校。

从一开始,阿道夫的成绩就很糟。他已不再是领袖,不再是最聪明、最有天才的孩子;周围的环境令他不安。其他同学都瞧不起郊区农村来的学生;而他在较小的学校里所得到的关注和重视,在这样一个大型的学校里是得不到的。在那年的全班同学的合照中,他还是站在顶排,但傲慢的阿道夫已不见了;代替他的是一个愁眉苦脸的失神的年轻人。

慢慢地,他变得羞怯和沉默,对功课越来越失去兴趣。

“我想,我父亲一旦看到我在技工学校无甚么进步,就会让我去实现我的梦想,不管他喜欢还是不喜欢。”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作的这一解释,对其因算术和自然、历史不及格而不能升级,既可说是个借口,也可说是个理由。诽谤他的人就那是因为他天生懒惰,但同样也可能是对父亲进行报复的一种形式,是感情用事问题,或者仅是因为对不合口味的课程不肯下功夫所致。

次年,阿道夫改变了战术,成绩大有上进。因年纪比同学们大,他又成了领袖。“我们都喜欢他,上课时玩耍时都喜欢他。”约瑟夫·凯普林格说,“他有‘神’。他头脑并不发热,比许多人都通情达理。他表现出一种性格的两个极端,很难统一。他是个安静的‘狂热者’。”

散学后,因为阿道夫已学会了套圈,同学们便在他领导下到多瑙河旁的草地上玩“牛仔与印第安人”。休息时,阿道夫也是主宰,他给同学们讲波尔战争,还把他画的波尔勇士给他们传阅,甚至还说他想加入波尔人的队伍。这次战争,在年轻的希特勒心里,唤起了对德国爱国主义的向往。这种感情是大多数男孩子们所共有的。“对我们说来,俾斯麦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凯普林格回忆说,“赞扬俾斯麦的歌曲,以及许多同类性质的歌曲都是禁唱的(系海顿所作之奥地利国歌,与德国的流行歌曲《德意志高于一切》之主题相同。在奥地利,崇德者均唱德国的抒情歌曲,私下里彼此问候均是德国的‘万岁!’)。保存一张俾斯麦的画都是犯罪。虽然私下里

老师们觉得我们这些孩子们都是对的,但是,谁要是唱这些歌曲或动摇我们对奥国的忠贞,我们就会受到老师的严厉惩罚。”

出于某些原因,阿道夫·希特勒比其他人更认真地接受日耳曼主义。这或许是为了背叛他的父亲,因为父亲是哈斯堡政权的忠实支持者。一次,凯普林格陪阿道夫回家,沿着陡峭的卡普津纳大街走去。到了山顶,希特勒在一座小教堂前停住了脚步。“你不是日耳曼人(古德国人)”,他直言不讳地说,“你的头发是黑的、眼睛也是黑的。”他骄傲地注意到,他自己的眼睛是黑的,头发(据凯普林格说)是淡棕色的。

此时,德国神话中的英雄人物业已令他着迷。年方12岁的希特勒,就在林嗣剧院观看瓦格纳的歌剧《罗安格林》(德国传说中之一圣杯武士——译注)。该剧中的日耳曼感情,以及歌剧本身的音乐,“立刻使他入迷。”剧中激动人心的台词——例如亨利王对武士说的那段话——首次唤醒了他内心种族和民族主义感情的冲动:

让帝国之敌立刻出现,

我们准备好短兵相见。

从东部沙漠到平原,

敌不敢蠢动分毫。

德国地靠德国刀,

帝国威力不动摇!

这一次,他成功地结束了学业,课程全部及格、操行成绩和勤奋程度还得了“良”和”优”。然而到二年级,他几乎从学期一开始便赶不上,数学再次不及格,勤奋程度也降为”中”。到圣诞假期结束时,家祸掩盖了在学校里的危机。

1903年1月3日与往常一样,阿洛伊斯一早便离家去了斯泰弗勒酒楼。他刚在桌旁坐定,便说身体不舒服。片刻后,他便与世长辞——死于胸膜出血。

两天后,他便在离希特勒家不远的教堂公墓入土。墓碑上镶的是这位前海关官员的椭圆形的遗像——目光坚定地向前。林嗣《每日邮报》称颂死者的讣闻中说:“他偶尔发出的锋利的言辞,并不能抹煞其隐藏在粗鲁外表后的热心。他历来是法律与秩序的得力维护者,他见识广博,对事物之见解,历属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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