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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根深蒂固 (2)

与人们的看法相反,阿洛伊斯遗给家人的并不是贫困的生活。在他去世时,他领取的养老金是2420克朗。这个数字比一个小学校长所领到的要高。他的遗孀所得的,除半数养老金外,外加约等于年养老金四分之一的津贴,一次付清。此外,每个孩子每年可领到240克朗,直至“满24岁,或得以自立,视何种情况为先”时止。

小屋里最大的变化是紧张气氛消失了。当年阿洛伊斯投下的独裁的阴影已一去不复回。快满14岁的阿道夫成了家庭的主宰。关于儿子的前程,克拉拉原想执行丈夫的遗训,但她唯一的武器就是祈求。不消说,这对阿道夫的梦想,并没有什么威慑力量。不管谁何时问他将来干什么,他的回答总是一样:“伟大的画家。”

为了避免每天长途跋涉,在春季学期开始时,阿道夫获准在林嗣寄宿。这样,母亲仅有一点的微弱影响也缩小了。在林嗣,他与其他5个孩子一起寄宿在一个名叫塞琪拉的老太太家里。在这里,他变得彬彬有礼,不只是对房东老太太,就是对他的同窗,他都使用“您”。环境的变化虽然未提高他的在校成绩,却也给了他较多的绘画和读书的时间。据塞琪拉太太反映,他常在晚间用功,耗去的蜡烛无数。一次,她发现他弯着腰看地图,还用有色铅笔在画道道。“喂,阿道夫,你在搞什么名堂呀?”她问。他简短地答道:“研究地图。”

散漫的学年结束了,阿道夫的数学又不及格。希特勒太太得到通知,除非秋天补考及格,否则阿道夫要留级一年。这给家庭带来了暂时的阴影,不过,那年夏天全家受到邀请,前往希皮塔耳度假。全家乘火车前往乡下时,带有两只老式大木箱,里面盛满了衣服和盘子。到威特拉火车站迎接他们的是克拉拉的妹夫安东·施密特——他用牛车将希特勒一家拉至希皮塔耳这个小村。这是个愉快之夏。克拉拉有家人作伴,又获得同情;阿道夫呢,他逃脱了田间的操作,偶尔也跟施密特家的孩子们一同玩耍。一次,他给他们糊了个风筝,“尾巴长长的,五颜六色,是用不同的色纸糊的”,放起来,“飘在空中,漂亮极了。”然而,他花在读书和画画上的时间更多。

这两项追求业已表明,他是个与众不同的少年;他宁愿在自己的梦想世界中生活。每逢下雨,阿道夫便呆在孩子们的屋里。每在此时,表妹玛丽亚·施密特回忆说,“他便在室内来回踱步,或在那里画个不停。若是受到打扰,他便生气。他把我推出门外。我要是在外边哭,他就叫他母亲给我一点糖或什么的。我们常拿阿道夫·希特勒开心。他在里边,我们就往窗户上扔东西,这时他就会跑出来追赶我们。”

回到里昂丁后不久,家里又发生了变化。“生性快活、善于享受人生乐趣,爱笑”的安吉拉与林嗣城里的税务员里奥·拉波尔结了婚。阿道夫非常不喜欢里奥,说他又喝酒又赌博,但是,更有可能的是他之所以反对新婚的姐夫,是因为姐夫完全不同意把画画当作职业。

阿道夫补考是及格了,但还在为升三年级做准备工作。对他,最困难的课程是法语。事隔多年后,他还对学法语进行谴责,说“完全是浪费时间”。法语老师休谟教授对于年轻的阿道夫真是百感交集。“他确有天才,但面太窄”,他回忆说,“他缺乏自我修养,是个有名的好斗分子。他任性、傲慢、易怒。显然,他功课赶不上。另外,他也很懒,否则,其他那份天才,成绩会好得多。在绘画方面,他的风格是流畅的;科学课程他也学得不错。但是,他对艰苦工作的热情顷刻便烟消云散了。”休谟博士也是阿道夫的德文教师和班级顾问,所以,他对阿道夫的兴趣决非一时。“若受到规劝或斥责,阿道夫便暗怀敌意。与此同时,他又要同学们对他盲从,自作领导,还肆无忌惮地搞恶作剧,当然,这些戏谑行为无大害,在不成熟的青年中也司空见惯。”然而,这位“面黄肌瘦”的青年却也有使休谟教授高兴的东西,而他也尽力去引导阿道夫。

但是,所有的努力都无济于事。虽则年轻,阿道夫已经定型,我行我素。若有人想打进他的私人天地,他便立即缩了回去。

历史老师里奥波德·波希也在内向的阿道夫脑中留下了印象。在讲解古代条顿人的历史时(老师使用了彩色幻灯片),阿道夫简直给迷住了。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即使在今天,一想到这灰白发老人,我还怀有友善的感情。他讲课时所带的炽烈感情,有时竟使我们忘却了现在;他好像具有魔力,将我们带回到古老的年代。他用数千年迷茫的历史面纱,结成牢固的历史事实,灌进活生生的现实。每当出现这些时刻,我们端坐在那里,常常热血沸腾,有时甚至感动得流泪。”

然而,一到课余,经常使希特勒不安的却是沉闷。到1904年春,学校生活已变得枯燥无味。同年5月,在圣神降临节那天,他在林嗣教堂行了坚信礼。这同样令他厌烦。在埃玛努尔·卢加特所提名的男孩子中,“没有一个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样,脸色阴沉、坐立不安。他的话几乎要我去拽才能说出来……他对坚信礼的整个过程好像都非常反感,他是在极勉强的情况下才行完坚信礼的。”行坚信礼的人群一回到里昂丁,阿道夫马上便找他的游伴去了。接着,卢加特太太回忆说,“他们便在屋前屋后跑来跑去,玩什么‘红印第安人’——闹翻了天!”

那年,阿道夫的法文不及格。秋天的补考刚及格——有个条件,他不能再回林嗣学校念最后一年级。最近的一所中学在斯狄尔,离家约25英里。阿道夫再次被迫离家。希特勒太太陪着15岁的儿子,一同到斯狄尔,在西希尼家给他找了一间小屋。从一开始阿道夫就不高兴。他讨厌这个城市;窗外的景物又是那样的令人恶心。“我经常在窗口练习射老鼠”。

阿道夫花在射老鼠和绘画上的时间要比花在功课上的时间多得多。结果,第一学期的成绩就很差。他的体操课得了个“优”,绘画得了个“良”。他最喜欢的两门课程历史和地理,只得了个“中”,数学和德文不及格。逃学,他已到了荒唐的地步。一天早晨上学,他脖子上围了一条大围脖,伪称嗓子坏了。结果,他被送回家了事。〔*那年春天,在参观临近的一个小镇时,他在留言簿上写下了一首诗,透露了他的心事。有四个字无法辨认:

(一)人们端坐在空气充足的室内,

啤酒、葡萄酒,尽情欢饮,

吃呀、喝呀,放纵无度,

(X)后全都醉卧地板。

(二)他们登上高山,

(X)骄傲的面孔,

一个筋斗翻下山来,

连站都站不稳。

(三)回家了,他们板着面孔,

时间呀,全部忘记,

老婆(X)了,(可怜的?)人呀,

竟用鞭打医治伤口。

他还画了一张漫画,画的是一个矮小的男人正在挨板子,打他的是个胸脯饱满的女人。这幅画,连同那首诗,是相当出色的,因为它们系出自一个15岁的孩子之手,而且竟如此奇怪地写进留言簿〕。

尽管如此,他的分数后来还是有所上升。学校通知他,如果秋天他回来补考,就准予毕业。1905年7月的一天,天气闷热,阿道夫把这个好消息(相对而言)告诉了母亲。在此之前,她已将里昂丁的农庄卖掉——这是个多么混乱、多么不幸的地方呀——搬进了座落在林嗣市中心的汉波尔德大街31号。这是一座阴暗的楼房,他在里边租了一套房子。离开时刻关心和保护他的母亲,一年后,阿道夫在外表上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已不再是一个孩子,而是个头发蓬乱的青年,胡子已依稀可见。他已是个面带梦想般的表情、举止颇浪漫的波希米亚人了。在斯狄尔的一个名叫斯通伯格的同班同学,把他的这一切用钢笔画了下来。这幅画满可称之为“画家青年时期之肖像”。

克拉拉大喜,简直把儿子当成英雄,母子二人的关系又变得那样亲密。不久,他们又带着保拉去希皮塔耳度暑假。在这里,阿道夫染上了肺炎(家中有患呼吸道疾病的病史)。这一病,母子的关系更加亲近了。阿道夫虽然被“放逐”至斯狄尔,这个夏天出了一点问题,但是对母子二人来说,这个假期肯定还是愉快的。

到希特勒一家离开乡下时,阿道夫的身体已经康复,可以回斯狄尔参加9月16日举行的补考了。他补考及格了。当晚,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秘密地开了个小酒会,以示庆祝。结果,阿道夫喝得烂醉如泥。“晚上的事我已忘得一干二净。”他只记得,凌晨有个送牛奶的人把他从公路上叫醒。

他将永远不再蒙受此辱。他喝醉酒,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尽管拿到了证明,但希特勒却无法应付毕业考试。事实上,一想到去技术学校继续学习,他就反感。他以肺不好为借口——“猛然间,疾病前来帮忙”——说服了克拉拉,不让他继续求学。后来,诽谤者攻击说,关于身体不好的问题,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撒了谎,但保拉却证实,他确实患有出血症。希特勒童年时代的一个朋友记得,“他咳得很厉害,又患鼻膜炎,特别是在潮湿和下雾的日子,咳得更凶。”有个邻居也证实,“他身体很坏,因为肺有问题,不得不辍学。肺不好,后来还咳血。”

由于不再有父亲或学校来管教,这位16岁的年轻人便成了一个自由自在、到处游逛、藐视权威的人物。他过的是一个出逃者的生活。他如饥似渴地看书、速写,本里画满了各种画。他上博物馆,进剧场,还去蜡人馆。有一次,他在火车站附近看了一场电影,使他的道德观念大受震惊(“多可怕的电影!”)。他再也不寻人交往;他再也不是儿戏的领袖。

他独自在林嗣街道闲逛,但并不感到孤单,未来的梦想在他心中猛烈地搅动。他已讨厌与人交往。1905年深秋,他终于遇上了一个可以容忍的人——奥古斯特·库比席克。库比席克是个装修商的儿子,也抱有幻想:他要成为世界著名的音乐家。他已会拉小提琴和大提琴,还会吹小号和低音大喇叭,且正在德索埃教授的音乐学校学习乐理。一天晚上,两人在剧院里见了面。库比席克注意到,希特勒寡言少语,穿着考究。“他脸色苍白,骨瘦如柴,与我的年龄相差无几,随着演出的进展,他眉飞色舞。”库比席克本人则外表锐敏,宽额,头发卷曲,好像注定要当艺术家。

阿道夫和库斯特尔(希特勒不称他新结交的朋友“奥古斯特”)几乎每晚都双双上剧场。若不看戏,两人便沿兰德大街闲走。每逢此时,阿道夫手中总有一根以象牙作柄的黑手杖。一天,库比席克鼓足勇气,问他的沉默寡言的朋友是否有工作。“当然没有”,阿道夫粗鲁地回答说。“糊口的工作”是不适合他干的。

因为希特勒不喜欢谈论自己,他们谈的多是音乐和艺术。

一天,希特勒突然拿出一本黑色的笔记本,向库比席克朗诵了他刚写好的一首诗,随后又将几幅画和设计稿交给他看,承认自己想当画家。在这个年龄便有这种决心,这使库比席克印象不浅(“看到如此闪光的东西,我大为兴奋”)。打那以后,他几乎把希特勒当成英雄崇拜。由之,他后来对希特勒的回忆虽常常夸大其词,有时甚至臆造,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深刻了解年轻时的希特勒。

虽然两人具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性格却截然相反。库比席克自认为是“善于适应环境,时刻愿意作出让步”;希特勒呢,则是“非常暴躁,高谈阔论”。然而,性格上的差异反而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库比席克善于倾听,甘心扮演被动的角色,“因为它使我明白,我的朋友是多么需要我。”库比席克的热心倾听,令阿道夫感到温暖。于是,他便常常高谈阔论,“且打着生动的手势,完全是讲给我听。”这些高谈阔论,通常是在田间散步,或穿过渺无人踪的山路时发表的。它使库比席克觉得,这简直像是火山爆发,又像是舞台上的一幕。“我只能张口结舌,一动不动,连鼓掌都忘记了。”过了好久,库比席克才醒悟到,他的朋友并非在演戏,而是“万分认真”。他还发现,希特勒只允许你同意,不允许你反对。库比席克常被怔住的是希特勒的口才,而不是他谈的内容。因此,库比席克时时都表示赞同。

在这个时期,他俩常到图姆莱顿维克去。在那里,阿道夫或读书,或画速写,或画水彩画。有时,俩人也会到多瑙河岸边的石阶上去闲坐。在此幽僻之地,希特勒常常会倾吐他的希望和计划,甚至想入非非。当然,这也不是单方面的。

阿道夫非常清楚库比席克的思想。“我需要什么,缺少什么,他都一清二楚。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他既过他的生活也过我的生活。”

阿道夫过的虽然是一个波希米亚花花公子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但他的住所却相当简陋。汉波尔德大街三楼的那套住房,若不是小了一点,本来是满舒服的

。厨房只有一扇窗户,朝院子开。厨房虽小,但颇舒适,保拉和克拉拉睡在客厅里,那里挂有一幅阿洛伊斯这位傲慢公仆的画像。第三个房间并不比洗手间大,由阿道夫住着。与先前的家不同,现在的这个家很安静,一家人和睦相处。实际上,这个家是为阿道夫这位少爷安设的。每逢圣诞节,阿道夫送给母亲的礼物总是一张戏票。在克拉拉眼中,阿道夫是一位年轻的王子,其天才尚未苏醒,将来注定要成名。亲朋曾建议让阿道夫学点实用的手艺,以便为家庭增加收入,但都遭克拉拉的拒绝。

1906年春,阿道夫的梦想之一实现了:母亲允许他去维也纳这个艺术、音乐和建筑学的圣地。在这个古老而罗曼蒂克的城市里,他游玩了整整一个月(他大概是住在他的教父母约翰和约翰娜·普林斯家里)。完全被迷住了。他一直与库比席克有书信往来。“明天我要去看歌剧《崔斯坦》(瓦格纳于1859年创作的一部歌剧,于1865年首次演出——译注),后天看《飞翔的荷兰人》等”,5月7日他在一张明信片上这样写道:“尽管这里的一切都很美好,我还是想回林嗣。今日去国立剧场。”同一天,他发出的第二张明信片里,描述了皇家歌剧院的情况,认为里面的设施平平。“只有当巨大的声浪滚过大厅,当风的呼啸声被可怕的声浪吞没时,人们才感到崇高,才忘却厅内之金碧辉煌和绫罗绸缎之满溢。”这些话典型地代表了这个正在萌芽的画家——语法不通,却混杂着富有诗意的想像:浮华,但敏感。

回到林嗣后,阿道夫更是专心致志于绘画与建筑。他坚持要库斯特尔同操此业,库比席克不从,但阿道夫终于说服了他,与之合伙购买10克朗国家发行的彩票。希特勒滔滔不绝地讲述应如何使用赚来的钱。他说,要在多瑙河彼岸找一座大楼,将二楼全部租下,两人各占一间,距离要远,这样,库比席克的音乐声才不致令他分心。房间由阿道夫本人装饰,墙画由他来画,家具亦由他设计。他还梦想将他们的房子变成业余艺术爱好者的大本营。“在那里,我们可以学音乐,搞研究和读书,但最重要的还是学习;德国艺术领域宽广,我的朋友说,怎么也研究不完。”还有一条规定,此规定虽令人高兴,却也泄露了天机:“这个家应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姑娘来掌管,由她当‘城主之妻’。这位姑娘必须性格文静,以防惹来某些不受我们欢迎的奢望或意图。”这个幻想,与大多数幻想一样,在现实中成了泡影:他们的彩票并未中奖。

阿道夫又在希皮塔耳度过了一个夏天,未发生什么大事,高潮也不过是他给施密特家的孩子们买了个幻灯而已。从乡下回来后,他依旧过着一个萌芽画家和幻想家的生活。10月初,他开始学钢琴由库比席克的老师执教。保拉回忆说,“母亲给他买了一架海兹曼牌的大钢琴,他在钢琴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有这样一个孩子,花钱再多也不为多。大概就在此时,希特勒在库比席克跟前暴露了一件令他吃惊的新鲜事。此事发生在他们首次观看《黎恩济》时。主角是罗马的保护人,他的升降在阿道夫的身上产生了奇怪的后果。平常,大幕一落,他便指手划脚地批评演员或音乐。这晚呢,他不但啥也没说,反而“用一种奇怪的,甚至是敌对的目光”,把库比席克盯得哑口无言。希特勒脸色比平常更惨白,他竖起衣领,一声不吭,大步走上大街。时值11月,天气寒冷。他“脸色阴恶”,领着他那摸不着头脑的同伴,爬上了一座陡峭的山顶。突然,他紧紧抓住库比席克的双手,双眼“激动得狂热”。他说话时声音沙哑。库比席克觉得,他的朋友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完全是欣喜若狂。尽管没有听他说剧中主角是他的楷模或榜样,他利用幻想力将主角黎恩济变成了自己的雄心壮志的楷模。”那时库比席克依然相信,他的朋友的真正目标是要当个画家或建筑师。此刻的阿道夫完全是个陌生人。他口出狂言,“好像他身负重任,终有一天,人民将会将此重任赋予他”——人民向他呼唤,要他领导他们去取得自由。这幕情景可能是库比席克的杜撰,但它确实反映了他的浪漫之友的心情。当他们下山返回库比席克的住地时,已是凌晨三时了。两人庄严地握别后,阿道夫并未回家。他再次上山,理由是“我要独自呆一会儿”。他们家人成了他的幻想经历的受益者——但持有怀疑。保拉回忆,“他常用抑扬顿挫的语调给我们讲历史和政治。”

山上的事发生后不久,他便消沉了下去。在这时起,他觉得自己像陀斯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国小说家——译注)的主人公一样,心灵受到创伤和遭人唾弃。他甚至能从“青春”中步入人世。钢琴课只上了4个月便停了。库比席克认为,这是因为“乏味、单调的手指动作一点儿也不适合阿道夫”,但更可能是克拉拉·希特勒之健康恶劣使然。

1907年1月14日,即阿道夫停止学钢琴之前两星期,他母亲去看了爱德华·布洛克医生——是位犹太医生,在当地有“穷人的医生”之称。她镇静地告诉医生,她胸痛,一晚一晚地不能成眠。诊断表明,希特勒太太“胸中长有一大肿瘤”。

布洛克医生并未告诉病人,她已得了癌症。次日,医生将阿道夫和保拉召去。他们的母亲“重病缠身”,唯一的希望就是外科手术。阿道夫的反应使医生甚为感动。“他那长长的蜡黄脸歪了。双眼滚出了泪珠。他问,他母亲没有办法了吗?只有在那时,我才意识到他们母子间的爱是何等的深。”

全家决定冒险让克拉拉开刀。1月17日,克拉拉·希特勒进了林嗣城的“姐妹慈善医院”。次日,卡尔·乌尔班医生为她切除了一个乳房。此时,约翰娜婶婶——驼背,易怒,但随叫随到——从希皮塔耳赶来为孩子们管家。克拉拉在三等病房里,3克朗一天,休养了19天。论较舒适的病房,克拉拉不是出不评价钱,而是为了省钱——这是她的特点。由于汉波尔德大街那幢房子有三座楼梯,而克拉拉爬楼梯又有困难,于是,全家便于同年春末迁至多瑙河彼岸的乌尔法尔郊区布鲁登加斯9号。新住居是石块砌的屋子,外观引人。他们住在二楼,共三间。这里很安静、舒适。只要坐上电车,跨过大桥,便到了阿道夫最喜欢出没的地方。

阿道夫有了另一桩心事:他坠入了情网。一直到此时,他与姑娘们的关系都是微不足道的。比方说,一次在希皮塔耳度假,他在牲口圈里与一个挤奶的姑娘邂逅。当这位姑娘表示愿意再深一步时,他却调头跑了,还打翻了一桶鲜牛奶。当他与库比席克在兰德大街散步时,他们碰上一个“外表庄重,身材苗条的高个子”姑娘,她有一头漂亮的浓发,梳成发髻;她是个年轻的“瓦尔基里”(北欧神话中奥丁神之婢女——译注)。阿道夫激动地抓着同伴的胳膊,坚定地说:“我告诉你,我爱上她了。”她的名字叫斯特芬妮·詹斯坦,也住在乌法尔。

他为她写了许多情诗,其中有一首叫《献给爱人的歌》,阿道夫还将这首诗给忠诚的库斯特尔朗诵过。他承认,他从未与她说过话,但,“用不着说一句话,一切都会清楚的。”希特勒说,他们是美妙的一对,彼此靠眉目就可传情。“这些事是无法解释的”,他说。”我心里有的,斯特芬妮心里也有。”库比席克催他赶快向斯特芬妮和她无时不在的母亲作自我介绍,但希特勒拒绝这样做。他说,若自我介绍,必然要介绍自己的职业,而他还不是个职业画家。另外,他还在埋头研究挪威和德国神话;他发现,神话里的女人都是非凡的,而他自己对性的概念或许是浪漫化的、骑士般的。没有必要向这位年轻的品格飞(德国传说中的英雄——译注)作平淡无奇的介绍!幻想成了狂想。一切均失败,他将趁库比席克与她母亲谈话之机,将她绑架!

斯特芬妮继续对他不予理睬。他猜她是在生他的气(此时,她即将与一个中尉订婚。多年后,如她得悉希特勒曾全心全意地爱过她,肯定会觉得万分惊奇的)。在失望之余,他立誓不再受这番罪。“我要将此事结束!”他决定跳河,从桥上跳进多瑙河——不过,斯特芬妮要与他一起殉情。他订出了一个详尽的计划,包括大家应说些什么话在内。库比席克应作为这个悲剧的见证人。

这个爱情事件是与一个具有幻想、感情又容易冲动的年轻人相称的。成功将导致他们结合,而以绘画为职业的幻想也将告终;失败,则会增加又喜又痛苦的幻想。由于有更要紧的事情,斯特芬妮很快便退出了背景。阿道夫的创作欲已从绘画转入建筑。他虽然仍孜孜不倦地画水彩画,但他的作品——虽显示出某些天才——却不能满足沸腾在他胸中的理想和感情。“阿道夫从未认真作画”,库比席克说。“他具有更严肃的愿望,作画不外乎是他理想之外的爱好而已。”但在另一方面,他的建筑设计却表现了他的不可抗拒的创作欲和明确的条理性。受理想之驱使,他居然要改变林嗣的面貌。他常常站在新教堂前,一边称赞其某些特点,一边又在评头论足。为了改良该教堂,他竟将它重新设计,一鼓作品地画了又画。“他把一切都献给了他想象中的建筑物,完全被它迷住了。”当他与他的唯一听众一起逛街时,希特勒常常指出街头建筑必须改变之处,并详细阐述应如何修改。市政大楼不够威武雄壮,他便想用一座现代化的雄伟建筑予以代替。城堡太难看了,他要重新设计,以恢复它原来的壮观。新建的博物馆确令他兴奋,回来后还一再夸奖用大理石砌成的横饰带——它们描画了某些历史场面。即使是这些,他都认为应该改掉——他要将它的长度增加一倍,使它成为全欧最长者。

他建造新火车站的计划,反映了他对市政规划的热情。由于林嗣在不断扩大,他要拆除既难看又妨碍交通的铁轨,把车站建于城沿,将铁轨深埋地下。公园必须扩建至旧火车站。

他的想象力是无边无际的。他计划将铁路通至里兹顿维克的顶端,在那里,他要建造一个宽敞的旅馆和一座高达300英尺的铁塔,铁塔又需俯瞰架设在多瑙河上的高水平的桥梁。

他的生活几乎与众隔离。晚上,他睡得很晚;白天,他又全天呆在屋子里,或看书,或画画,或搞设计。楼下的邻居是邮政局长的老婆,她常见希特勒于傍晚6时后外出,在与库比席克闲逛回来后,他又在起居室内不停地踱步至凌晨。

一天,她丈夫建议他步入邮政界,但阿道夫回答说,终有一天他会成为一位伟大的画家。“当向他指出他缺乏必要的途径和人事关系时,他只简短地回答:“马卡特和卢本斯发迹前也很贫寒。’”

阿道夫生性好动。林嗣再也没什么可以给他了。他渴望外部世界,特别是维也纳。他设法想使母亲相信,他能进入美术学院。另一方面,克拉拉又受到女婿和孩子们的监护人约瑟夫·梅洛福的劝说和逼迫。两人均坚持说,现在该是孩子选择一个像样的职业的时候了。梅洛福甚至还找到一个愿意收阿道夫为徒的面包师。

然而,克拉拉又无法拒绝儿子的热切请求。同年夏天,他被允许从“奥地利抵押银行”中取出约700克朗的继承财产。

这笔款项够他在维也纳花费一年,包括支付美术学院的费用。

阿道夫的胜利却又受到母亲身体状况恶化的影响,所以,他恐怕是带着悔恨、内疚而又兴奋的心情离家出走的。美术学院的入学考试将在10月上旬举行,如他现在不去维也纳,他的职业又得后推一年。1907年深秋的一个早晨,库比席克出现在布鲁登加斯9号。克拉拉和保拉都在哭泣,连阿道夫的眼睛也是湿的。他的皮箱很重,是由他二人抬下楼梯并抬上电车的。

在他第一次去维也纳时,他曾不断给库比席克寄明信片。这次呢,人走了10天却连一个字也没有。库比席克暗自猜想,阿道夫恐怕是生了病,或遭了车祸,甚至可能已死亡。于是,他便决心向希特勒太太打探消息。一见库比席克,她劈头就问:“阿道夫有消息吗?”她的脸更显得饱经风霜,眼睛缺乏生气,说话更是有气无力。阿道夫一走,她似乎也随他而去。变成了一个“苍老而病魔缠身”的老婆。她又开始唠叨他曾多次听过的惋惜之词:阿道夫为何不选择一个适当的职业?靠画画或写故事,他是挣不来什么钱的。他为何要把继承得来的财产浪费在“无谓的维也纳之行”上?为什么对抚养小保拉他一星半点责任都不负?

阿道夫住在斯通帕大街29号二层楼,靠近维斯巴诺夫,房东是一位名叫查克雷斯的波兰妇人。入学考试前阿道夫满怀信心,结果却令他大为震惊:“应试画作不能令人满意。”这使他精神萎靡不振,目瞪口呆。当他要求院方作出解释时,校长对他说,他的画“表明,或不适宜于绘画、或能力很明显是在建筑方面。”

阿道夫垂头丧气。几天后他才明白库比席克早就猜中过的——他的画不外乎是业余爱好之作,他的真正命运是当一名建筑师。前途之困难又似乎无法克服;进建筑学院需要建筑学校的毕业文凭,

而进入建筑学校又要普通中学的毕业证书。他有决心取得成功,但种种困难又令他沮丧。于是,在尔后的几星期内,他的生活毫无目的,只关在小屋内看书;晚间则去看戏,或在街头转来转去,欣赏街头建筑。

在乌法尔,克拉拉·希特勒已生命垂危。邮电局长太太连忙飞书阿道夫。他急忙赶回。10月22日,他再访布洛克医生。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医生说,必须采取激烈的治疗手段。克拉拉的手术似乎已为时过晚。“病毒已转移至肋膜。”布洛克医生继续说,治疗的方法不仅危险——伤口需上大剂量的碘酒——而且花钱也极多。阿道夫对花钱多少毫不在意,同意先向布洛克医生支付碘酒钱,治疗费则随后付清。

阿道夫突然出现在家里,使库比席克吃了一惊。阿道夫脸色惨白,双目无光。在向库比席克说明何以从维也纳回来的原因后,希特勒破口大骂做医生的。他们怎敢说他母亲已不可救药?只不过是他们无能罢了!他说,他要呆在家里侍候母亲,因为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安吉拉马上就要生第二个孩子了。库比席克对阿道夫之未提及斯特芬妮觉得奇怪。在此后一段时间内他也未提及她。他“已全神贯注”在母亲的病体上了。

到11月6日,克拉拉几乎每天都得用碘酒了。上碘酒的过程是很痛苦的。首先要将纱布泡在碘酒里(它具有令人恶心的、久久不散的“医院里”的臭味了,然后将它叠好,敷在伤口上。不光是碘酒浸入肌体时疼痛难忍;一旦它进入内脏后,病人便不能吞咽。克拉拉的喉咙干得冒火,但又不能喝水,因为任何液体尝来都像毒药。

希特勒不但全心照料母亲,还要与邮电局长的老婆、保拉和约翰娜婶婶分担家务。克拉拉被安置在厨房里。因为那里才全天有火。碗橱已被抬走,换上了一张卧榻。阿道夫就睡在这里,以便随时照料老母。白天,阿道夫还要帮忙做饭;希特勒太太骄傲地对库比席克说,她的胃口从未这么好过。一说到这些,她的苍白的脸便泛起血色。“儿子回来后的快乐,以及儿子对她的无微不至的照料,使她那饱经风霜的、毫无笑容的脸大大改观。”

在此后寒冷而潮湿的日子里,库比席克简直不敢相信希特勒身上所起的变化。“没有一句粗话,没有一点怨言,不再粗暴地坚持要自行其是。”阿道夫“只为母亲活着”,甚至接管了家庭,当了家长。保拉在校成绩不好,他就会斥责她;一天,他让她发誓,日后要做个勤奋好学的学生。希特勒的这些非其本人的表现使库比席克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希特勒或许想在母亲面前有所表现,以表明他对自己的缺点已有所醒悟。”

只要醒来,克拉拉就痛苦万分。“她很能忍耐,”布洛克医生回忆说,“不屈不挠,毫无怨言。但,这却折磨坏了她的儿子。看到母亲脸上痛苦的表情,他脸上也很痛苦。”12月20日晚间,库比席克发现希特勒太太靠着阿道夫坐在床上以减轻痛苦,她嘴唇紧闭,双眼深陷。希特勒朝他的朋友打了个手势,让他离开。他刚要走,克拉拉便小声对库比席克说:“库斯特尔。”通常她是叫他库斯特尔先生的。“我不在时,继续做我儿子的好朋友吧。他没别人了。”

到了午夜,很明显,她的末日已经来临,但全家决定不再去打扰布洛克医生。因他已无法帮助克拉拉了。12月21日凌晨——据希特勒说,是在点燃的圣诞树的光茫照耀下——她安静地离开了人世。天亮后,安吉拉把布洛克医生叫到家里,以签署死亡证书。他发现阿道夫坐在她的身房,脸色惨白。在一本速写本上画有一张克拉拉的像,这算是最后的记忆。为了减轻希特勒的痛苦,布洛克医生说,在这种情况下“才是救星”。但此话并不能安慰希特勒。“在我的整个生涯中”,曾经目击过许许多多死亡情景的布洛克医生回忆说,“我从未见过有谁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样悲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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