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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生活就是我的学校” (9)

在1911年剩余的时间里以及在次年,希特勒稍稍稳重些了。他不再长时间地与人进行无谓的争论,而是花更多的时间去作画,作品的质量也提高了。例如,他的水彩画《维也纳明诺科特教堂》在各方面都画得非常精确,简直可说是照片。从技巧上说,他的画可说是出自于职业画家之手——这是令人惊奇的,因为他是个未经正式绘画训练的年轻人。画建筑物,希特勒具有天才,但画人物,他却不行了。画中若有人物,这些人物肯定画得很糟,且非常不合比例。他画的许多画都很好看,即使缺乏艺术性。从画中可看出,他有作画的能力,却缺乏专业训练。总而言之,希特勒更是个技师,不是艺术家;更是个建筑师,不是画家。到1912年,他已能用铅笔作画,水彩画也画得不错,油画画得更好。

他稳步地工作着,所画的画通过雅各布·阿尔登伯格和其他画商销了出去。希特勒本人再也不吹嘘自己的才能了。他的同伴们常常聚集在他房内赞赏他的作品,他则轻蔑地说,他是外行,画画还未入门。他认为,他的真正天才在于建筑。后来,他私下对一友人说,他作画是为了赚钱,他真正喜欢的那几幅画都是以建筑为主题的。经济条件稍有改善后,他的外观也有所改善;衣着虽旧,但干净多了,胡子也剃掉了。他已获得人们的尊敬,连曼纳海姆的主管也会跟他聊天了——“这是房客很难得到的荣誉”。

他的举止也端庄多了。他虽然仍继续争论政治,但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训。“我学会了少说多听,多听反对意见。他们的意见异常原始幼稚。”他发现,树敌的办法并不能控制他们的心。

最能显示希特勒成熟程度的莫过于他的书房。为表示对他的崇敬,谁也不想去占他最喜欢的窗前的位子。若有新客想占这个位子,有人便会说:“那位子有人了。那是希特勒先生的位子。”一位叫卡尔·霍尼希的新客很快便发现希特勒与众不同。“在那些日子里,我们都糊里糊涂地过日子……在我们中,唯有希特勒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前程。”他对霍尼希说过,进美术学院他虽遭拒绝,但他不久要到慕尼黑去完成他的学业。

在书房中,希特勒是知识阶层的核心。霍尼希回忆说,“因为他每天都坐在位子上,天天如此,几乎毫无例外。只是去送画时他才离开,但时间也很短。他的性格也古怪。总的说来,希特勒为人和善,也很可爱,对每个同样的命运都有某种兴趣。”希特勒虽然与人和睦相处,霍尼希与他还是有距离的。“谁也不敢去占希特勒的便宜。不过呢,希特勒本人并不骄傲,也不傲慢。相反,他心肠很好,也愿帮助别人。如果某人需要50个铜币,以便再宿一晚,他会慷慨解囊,几次我都见他拿着帽子去募捐。”

在一般的政治辩论中,希特勒除继续作画外,偶尔也会插上一两句话。不过,一旦出现“赤色分子”、“耶稣会会员”这样的字眼,或某人的发言“惹了他”,他就会唰地立起来与人争辩,“非常冲动,顾不得言语粗鲁”。然后,他便把手一挥,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去,“似乎在说,真遗憾,跟你说的每个字都是白浪费,你永远也不会懂的”。

在某种意义上,希特勒已与维也纳及其下层人民媾和。他已取得了成绩,得到了别人的承认。至此,维也纳已没多少东西给他了。近几月来,他的思想已转向德国这个“祖国”。

在他床头的镜框中有这样一句口号:

我们自由和光明正大,我们坚定,

我们仰望祖国!万岁!

在哈布斯堡王朝这个迷人的首都,他度过了五年半的光阴。这五年半中他对维也纳是又爱又恨。关于他生活中的这一章,可以命名为“在维也纳学习与受苦的岁月”,这是“苦难”的时期,“是我生活中最悲惨的时刻”,也是比任何一所大学更使他定型的时期。他认为,“是我生活中最艰苦、最全面的学校”。

1913年5月24日,希特勒身背一只盛着全部财产的破口袋,最后一次踏出了曼纳海姆那扇双层大门。汉尼希回忆说,看见他走,大家都很难过。“我们失去了一个好同伴。他理解每个人,能助人时便助人。”

阿道夫·希特勒离开了维也纳,前往慕尼黑去寻找他的前程。“抵达这个城市时,我还是个大小伙子,离开她时我已是成人了。我变得冷静严肃。在那里,我的哲学思想,特别是政治观点,已初步形成。我从未将之抛弃,只在后来详细地加以充实。”

希特勒在单身汉公寓里住了三年零三个半月。这里曾是他的家、他的避难所。他离开这里时的情景,在汉尼希的记忆中是永不可磨灭的。他眼睁睁地看着希特勒与一个同伴——汉尼希怎么也忆不其他的名字——徒步上路,心里好生难受。如果这个同伙是他的犹太友人约瑟夫·纽曼(他长期以来也有迁居帝国的理想),那末,这将是绝大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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