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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欢喜若狂” (4)

在比利时中毒的当天,阿道夫·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恐惧和仇恨究竟有多大、多深,这是无法了解的。然而,在此后一年,对犹太人的仇恨,成为他生活中公开的主导力量。在这个时其中,希特勒不过是成千上万对犹太人和赤色分子产生恐惧的“爱国者”之一(犹太人与赤色分子几乎成了同一体)。最近几个月来,马克思主义者鼓动的起义此起彼伏,令人丧胆,威胁着德国人生活的结构。

有意思的是,革命恰好是在希特勒患毒其后遗症的时候开始的。在他乘伤员列车东行时——那是10月6日——巴登的亲王梅克斯,即德国的新任总理大臣,收到了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一份照会。照会要求,除非废除德皇威廉,否则美国不予签订停战协定。这便加速了德国军方的瓦解。两周后,正当舰队受命出海时,叛乱公开爆发了。6艘战舰抗议。在基尔,叛乱爆发后,水手们洗劫了军火库和短武器橱柜,并占领了该市的大部分。在某兵营,有个伙夫竟建立了“基尔水手苏维埃”;在港的舰只仅有一艘未升起革命红旗。士兵抓军官,扯掉他们的肩章,将他们送进监狱。

11月7日,慕尼黑爆发了另一次起义。这次起义是由一个身材矮小且上了年纪的犹太人库尔特·埃斯纳领导的。此人常懒散地戴一顶大黑帽,帽子虽大,却遮不住他那一头乱发。他衣冠不整,富浪漫色彩,是扔炸弹的赤色分子的活典型。因在战时组织罢工之故,他已在狱中蹲了9个月。时至黄昏,包括许多士兵在内的革命者,业已占领了慕尼黑的所有军事要冲,身在惠特尔巴赫宫的路德维希三世被迫乘车出逃。在市南,车子跑出了路旁,翻进一块土豆地里。这是巴伐利亚君主的恰如其分的结局。

当晚,一卡车一卡车举着红旗的人们有声有色地从市内经过。埃斯纳的手下人占领了铁路和政府大楼。谁也没有反抗,叛乱分子在战界据点架机枪时,在场的警察把头一转——视而不见。慕尼黑的市民次日一早醒来便发现,他们的巴伐利亚已变成了共和国。革命已经来临,是德国式的,且没费多少气力,也没有多大伤亡。人民以同一精神接受了他们的命运,未出现暴力的反应。慕尼黑人闷闷不乐地等待着。

有秩序进行革命的火焰在全德国自行点燃。在弗莱德里希市,卓别林工厂的工人们组成了代表会。斯图加特地区的工人们,包括丹姆勒大型汽车工厂的工人在内,举行了罢工。在与埃斯纳提相同观点的社会主义者领导下,他们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在法兰克福,水手也举行了起义。在卡塞尔,整个卫戍部队,包括一名指挥官在内,一枪未放便叛乱成功。在科隆,仅放了数枪,拥有45,000名士兵的卫戍部队便成了赤色分子,但市内的秩序却很快得到恢复。在汉诺威,当局虽曾令部队动武,文官叛乱获得成功——士兵们加入了叛乱阵线。在杜塞尔多夫,在莱比锡,在马格德堡,情况都一样。

在德国全境,一个个政府都被工人或士兵代表会接管而垮台。后来,到11月9日,德皇宣布退位,国家权力落入温和的社会主义者手中,其领导人是前鞍匠弗莱德里希·埃尔伯特。这是1871年1月18日在法国的凡尔赛宫“镜厅”中宣布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即威廉二世的祖父,为德国的首任皇帝而建立的日耳曼帝国的结束。

这事也表明,一个时代的终结。早在48年前,俾斯麦实现了其梦想,统一了德国,为德国和德国人树立了新的形象。一夜之间,东普鲁士容克(地主)和大工业家之安全赖以存在的基础倒塌了;一夜之间,随着帝国国旗的降落,大多数德国人爱国而保守的生活赖以存在的政治哲学也土崩瓦解了。

也许,德国人最大的震动还是在于埃尔伯特登上了总理大臣的宝座。仅仅一天,霍亨佐伦家族的统治便化为乌有,而平民中的一员竟取得了发号施令权。这怎么可能发生呢?登上宝座后,埃尔伯特本人也如坐针毡。他明白,他的出现是对帝国主义扶植起来的人们的一种侮辱。另外,他甚至连街头上的急进思想都代表不了。事实上,他究竟代表谁?黄昏,当梅克斯亲王前来道别时,他竟惊慌失措,连声哀求他留在柏林,代表霍亨佐伦王朝任“行政官”。

两天后,凌晨5时,埃尔伯特政权的一名代表马特阿斯·埃尔斯伯格在福熙元帅的私人车厢里与盟国签署了停战协定,于上午11时停止敌对行动。在那年的11月11日11时,他给一个被打得支离破碎的民族带来了和平,但与此同时,他却无辜地造出了所谓“十一月罪犯”的神话——即所谓是社会主义者出卖了民族。当然,输掉战争的是德皇和德国的帝国主义将军们,但威尔逊总统拒绝与他们签订停战协定,坚持要与民主人士打交道。用强迫社会主义者去为自己未曾带来的后果负责的办法,威尔逊给了阿道夫·希特勒一种政治工具,使他得以以巨大的破坏力进行挥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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