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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欢喜若狂” (5)

1918年11月末,希特勒离开了帕斯瓦尔克医院,因为病人“除眼膜发烫外,余无他诉”“适于服役”。后来,希特勒在法庭作证时说,那时他只能看出报纸标题的轮廓,害怕再也不能读书。“医院的病历”,他抱怨说,“是在革命时期写的。几乎谁也得不到照顾;我们是成群成群地出院的。例如,我连士兵的工资簿都未领到。”

他被派到十六团的预备营报到。营部设在慕尼黑。途中,他肯定经过了柏林——那时,柏林是在“工人士兵代表会执行委员会”手中——这是士兵、工人和“独立和多数社会主义者”的联合体。这个联合政府已经开始社会改革,这在几月前看来是不可设想的。它建立了8小时工作制;允许工人有不受限制地组织工会的权利;增加老弱病残和失业工人的福利;废除报纸检查制度;以及释放政治犯。

希特勒虽然同意这些社会改革,但不信任发起改革的革命党人:执行委员会是布尔什维克的工具,是前线士兵的出卖者;其最终目标是另一个赤色革命。当希特勒前往设在施霍宾地区邻近的图尔肯大街的兵营报到时,他也碰到了同样的叛逆精神。在当月的早些时候,这所设施已投靠埃斯纳政权,受“士兵代表会”管辖。那里没有一星半点军纪,兵营成了猪圈。人们对从开战的第一天气就在战壕里服役的老兵不表任何尊敬。许多人的目的只是日求三餐,夜求一宿。这地方比曼纳海姆还糟糕。特别令希特勒怏怏不快的是委员们的行为。“他们的活动全都令我反感,我立即决定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幸好,他发现了一个对那个地方同样厌恶的老战友。“士兵中最懒、最厚颜无耻的、不屑说,就是那些从未到过战壕附近的人”,希特勒当通讯兵时的同事恩斯特·施密特回忆说,“那地方满是懒汉懦夫。”约在两星期后,由于特隆斯坦战俘营(设在通往塞尔斯堡的途中,在慕尼黑以东约60英里),需要看守人员,希特勒便向施密特建议两人双双报名前往。看守组的成员大部分是“革命军人”。前来迎接的是一位军官。他下令站队,但士兵们引为笑谈:难道他不知道操练已被取消了吗?第二天,士兵中除几名曾在战壕里服过役的以外,其余全被运回慕尼黑。希特勒和施密特留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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