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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如此疯狂又如此通情达理的人” (3)

1923年初,英法两国在“赔款委员会”内发生争吵,英国代表团退出了该委员会。这便给了法国用武力解决赔款问题以可乘之机。1月11日,法军与比利时军以德国未履行义务为借口开进了鲁尔区。这一行动不但激起了全德的民族主义精神,而且也加速了马克的贬值。不到两星期,马克对美元的比价便从6750∶1跌至50000∶1(1918年“停战协定日”之比值为7.45∶1)。为一次柏林之行,魏玛政府支付给“保证委员会”的火车票款就“需用数个大字纸篓装满面额为20马克的纸币,由7个办公室人员抬着,从办公室一直抬到火车站”。现在呢,它需要49人才能抬动。

鲁尔区被侵占,通货膨胀,以及失业的增加,不单拓宽了民族主义的基础,而且也为希特勒带来了更多的追随者。希特勒不屑于与包括“社会主义多数派”在内的其他党派合作,独自组织抗议集会,还宣布要在1月27日,即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第一个生日,举行7个公众集会。

虽然巴伐利亚的警局局长早已通知他这些集会将会遭禁,但希特勒全然不惧。他高喊说,如果警方想开枪,那就请便,反正他就坐在第一排。他果然未食其言。到了那一天,他坐上车子,匆匆从这一会场赶赴另一会场。“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革命时期,我都未经历过如此激愤之群情”。曾在罗文布劳酒店参加集会的历史学家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回忆道:当希特勒大步走进过道时,全场起立,高喊“万岁!”“他走过时,我离他很近。我看得出,此时的他,与我在私宅内见到的,完全不同。他苍白的脸上显出了内心的狂热。他的双眼横扫左右,似乎在寻找要征服的敌人。是不是群众给了他这一奇怪的力量呢?这力量是否从他身上流进群众?我连忙写道:‘带有残酷意志的狂热而歇斯底里的浪漫主义’。”

次日,他们再次置警方之禁令于不顾。6000名冲锋队员,打着旗帜,来到马斯弗尔德。他们站在雪中,全身冻得发抖。有些人头戴清一色的滑雪帽,身穿棕色茄克,打着绑腿,其他人则穿商人服。他们打的旗帜各式各样,卍字也有大有小。这群人衣着虽然五花八门,但立正口令一下,他们一个个笔直地站着,好像他们是德皇的精锐师团似的。警察虽然作好了捣乱的准备,却没有出现混乱情形。事实上,这两天的集会并不令人怵目。没有暴力事件,也未出现公开的骚乱,但其反响却是重大的。希特勒对警方的蔑视,使许多持中立的领袖倒向他的一边,并驱使慕尼黑大学的学生们沿着更加激进的道路走下去。更重要的是降低了巴伐利亚政府的威信。在与当局的首次严重对垒中,得胜的是希特勒。

“他是个非凡人物”,几天后参加了希特勒的集会的美国记者卢德威尔·丹尼报道说,“他的演讲简短而强烈。他不停地攥紧拳头,攥了又放,放了又攥。在与我单独在一起的简短的时间里,他似乎很不正常;奇异的双眼,神经质的双手,奇怪地摆动着的头。”他的私生活当然是不正常的。他依旧住在荻埃尔大街那幢昏暗的楼房里,房子虽然大了些,也不像先前那间那样冷,但家具却与先前一样少。这间房子最宽不过10英尺。高出床头,还有室内唯一的又小又窄的窗户。地板上铺的是价钱便宜的旧油毡。在床对面的墙上有简易的书架。墙上挂满了画幅和插图。书柜的上方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有描写世界大战的,有德国历史,有一本带插图的百科全书,一本克劳塞维茨写的,一本弗里德里克大帝的传略,一本豪斯顿·司徒·张伯伦所著的《瓦格纳传》,一本斯文·赫丁的《回忆录》,若干本神话英雄故事,一本约克·冯·华尔登堡的《世界史》,一本名叫《地貌图》之类的书。据汉夫施坦格尔说,书柜下方放的全是小说,其中有埃杜阿德·伏希斯(系一犹太人)所著的半色情书籍,还有一本《色情艺术史》。

希特勒的房东赖彻特太太发现,他的房客阴沉得异乎寻常。“有时候,他一连几星期脸色阴森,不跟我们说一句话。他连看也不看我们一眼,好像我们压根儿就不存在似的。”他虽然按时或提前交付房租,却“是不折不扣的波希米亚式的人物”。因为他很好,她谅解了他,还让他使用过道——那里有一架大钢琴。他的生活异常简朴,常与一条名叫“乌尔夫”(狼)的巨犬形影不离。自战时与“小狐狸”建立那种亲密关系以来,他就需要在狗身上找到的那种忠诚,而他对它们的了解也是独一无二的。“有些狗很愚蠢,有些则聪明得令人痛苦。”住在这样阴暗的小屋里,他肯定会想到他母亲及其惨死——大概就在那年,他写了一首题为《想想吧!》的诗。若剥去企业余品味,这首诗还是蛮有内容的:

当你母亲已老迈年高,

而你也年岁不小;

当昔日之轻而易举,

今朝成了重挑;

当她忠诚而亲切的双眼,

已不再与昔日一般看待人生;

当她的双脚已软弱无力,

不能再带动她那身躯——

伸出你的双手将她扶住,

兴高采烈地将她陪伴,

那悲痛的时刻终会来临;

当你伴着她走完她的最后旅程,

回答她吧,假如她向你发问;

再回答她吧,假如她再次问你!

再次回答她吧,

假如她再次问你;

切不可大发雷霆,

而是轻声轻气!

她若听不明白,

高兴地给她解释;

悲痛的时刻终将来临,

当她再不能启口!

希特勒自己承认,年轻时他是个遁世者,不需要与人交往,但在战后,他“再不能忍受孤独”。虽然他的小屋是孤独的避难所和牢房,但他在慕尼黑的自助餐馆里,沙龙里,咖啡馆里和平酒馆里过着另一种生活。他是威查德餐馆(与人民戏院相邻),卡尔顿茶馆(在布里安纳大街,是上层人物的会面场所)和赫克餐馆(位于加勒利大街)的常客。他常在赫克餐馆留座,在平静的角落里一坐就是几小时。他就是这样观察他周围的生活的。

每逢星期一,他总是在纽迈埃尔餐馆与他的心腹会面——该餐馆是个老式的咖啡馆,位于彼得广场拐角处,与维克图阿利安市场相邻。这是个长形的屋子,墙上镶有木板,凳子是固定的。在这里,在留给常客的座位上,他常将自己的最新想法告诉他的追随者(许多是中年夫妇),听听他们的反应。也是在这里,他们一边吃着经济的晚餐(有些是他们带来的),一边闲聊和说笑。

其他的夜晚,他总是在弗朗兹·约瑟夫大街底特里希·埃卡特的家中度过。“他家的气氛多和睦呀!他是怎样照顾他的小安娜的呀!”安娜,其实叫安纳尔,是他的管家。自与妻子分居以来,他一直与她同居。在这些日子里,最常与希特勒在一起的也许是他的新助手汉夫施坦格尔。他常将希特勒介绍给诸如威廉·巴雅德·哈勒(威尔逊总统在普林斯顿大学时的同班同学,赫斯特报业欧洲之主要记者)和威廉·冯克(他的沙龙吸引了许多民族主义富商)那样的重要人物。他常与汉夫施坦格尔一起,参加埃尔莎·布鲁克曼太太的晚会。

她出身于匈牙利的一家豪门,嫁给一出版商为妻,对希特勒这位政界的新秀印象极深。她的生活水平使希特勒头晕目眩。

在往访贝希斯坦的居室(在慕尼黑一家旅馆内)后,他对汉夫施坦格尔说,他穿的那身蓝衣裳使他很不好意思。贝希斯坦先生穿的是晚宴服,仆人们皆穿制服,晚宴前喝的全是香槟酒。“你还没看见他的浴室呢,连水温都可调节。”

汉夫施坦格尔成了荻埃尔大街那间小房子的常客。一天,希特勒叫他到过道上去(那里有一架钢琴)弹点儿什么,好“让他安静安静”。汉夫施坦格尔发现这架老掉牙的大钢琴尽走调,但还是弹了巴赫的一首遁走曲。希特勒不住地点头,其实是心不在焉。之后,汉夫施坦格尔弹奏了《诗乐会会员》的前奏曲,他一边弹奏,一边希望这架老钢琴别在他的重击下散架子。他弹奏时,“满带李斯特的架势,还带着浪漫的姿态”。希特勒听得兴奋起来,在狭窄的过道上走来走去,还在那里比比划划,好像在指挥管弦乐队。“这首曲子弹起了他的精神,待我将终曲弹完时,他已兴高采烈,一切愁闷全都无影无踪了。”

汉夫施坦格尔发现,希特勒能将《诗乐会会员》“倒背如流,还能用奇特的振动音吹口哨,将每个音符吹出来,且音调和谐”。在这小小的过道上,几乎天天都在开音乐会。希特勒不喜欢巴赫和莫扎特的作品,比较喜欢舒曼、肖邦的作品,还有理查·施特劳斯的某些作品。他最喜欢的是贝多芬和瓦格纳的作品。他“能真正理解和欣赏”瓦格纳的作品。对汉夫施坦格尔演奏的《崔斯坦》和《罗安格林》的各种多姿多彩的版本,希特勒真是百听不厌。

由于受汉夫施坦格尔作风的感染,希特勒把他当作值得炫耀者介绍给他社交圈里的所有人。“他将其他人关在水泄不通的房内,不告诉他们他去何处或与谁谈过话,”在他未发表的回忆录中汉夫施坦格尔回忆道,“而把我拉出去,走家串户,把我当作他的乐师,让我演奏钢琴。”一次,在摄影家汉利希·霍夫曼家中,他演奏了哈佛大学足球进行曲。他解释说,拉拉队的头头们和奏进行曲的乐队能使群众激动,甚至令他们歇斯底里地呼喊。希特勒的兴趣很快便起来了。于是,汉夫施坦格尔便用钢琴示范,说明德国的进行曲可以根据美国音乐快活的节拍进行改编。“不错”,希特勒一边喊,一边上下比划,活像是个鼓乐队指挥。“眼下我们就需要这点。好极了!”

汉夫施坦格尔用这种体裁给冲锋队的乐队写了几首进行曲,但他最重大的贡献还在于将哈佛之《打,打,打》改成《万岁,万岁!》

沉夫施坦格尔住在施霍宾,与1914年希特勒求学的那所大型学校遥遥相望。希特勒是他的常客。或许,最吸引他的是汉夫施坦格尔的老婆赫仑纳。她是德国血统的美国人,高个子,头发、皮肤、眼睛均为褐色,非常引人注目。他来时,穿的是最好的衣服,就是那套蓝哔叽。“他很庄重大方,甚至有点谦虚”,汉夫施坦格尔回忆道。“说话时很拘泥于下层。对受过较高的教育、爵位较高的人士,或学术上取得成就的人士的谈话形式,则是当时仍盛行于德国的形式。”很明显,从一开始,赫仑纳的热情、魅力和美貌就吸引了他。他对她很尊敬,几乎崇拜她。在10年后她写的、未发表过的回忆录中,她描述了1923年年初在慕尼黑街道与他相遇时的情形:“那时,他是个消瘦、羞怯的年轻人。他的碧眼带着恍惚的神情。他穿着破旧——一件价格便宜的白衬衣,一条黑领带,一身旧蓝外套,一件不合身的深棕色皮衣,外加一件几乎无法再穿的灰棕色军大衣,一双廉价的黑鞋,一顶浅灰色的旧软帽。他的外表甚是可怜。”

她邀请了衣冠不整的希特勒到她家吃晚饭。“打那天以后,他便是我家的常客,享受着我家的舒适气氛,跟我的儿子玩耍,谈论让日耳曼帝国复兴的计划和希望。许多人也邀请他,但他好像最喜欢我们家,因为与我们在一起时,我们不会像别人那样,用一些离奇古怪的问题去打扰他,也不会向别人介绍说他是‘未来的救星’。如果他喜欢,他就可安静地坐在角落里读书看报或做笔记。我们未把他当成‘名人’。”

她只把希特勒看成是个热心肠人,他对她两岁的儿子埃贡的感情令她感动。“很明显,他喜欢孩子,要不,他就是个出色的演员。”一天,孩子朝门边跑去迎接希特勒,却一头撞在椅子上,哭了。“希特勒做作地捶打椅子,骂椅子‘伤了小宝贝埃贡’。这使孩子又高兴又惊奇。打那天以后,每当他前来,他都要重复这一动作。埃贡就催促他:‘阿道夫叔叔,请打这张顽皮的椅子的屁股’。”

到春天,希特勒与汉夫施坦格尔一家相处已轻松自如多了。为使他们高兴,他常模仿其他追随者(例如挚爱他的戈林一家)的动作,或在地板上与埃贡玩耍。他会一边喝加了巧克力的咖啡,一边闲聊,一聊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候,他也喝“约翰尼斯伯格酒”,还要加上“满满一匙的糖”。他们常一起公开外出,某晚还一起观看了电影《弗里德里卡斯·烈克斯》的第一部分。希特勒最喜欢的一场戏是,年迈的君主发出威胁,要砍继位王子的头。”多有风度呀,为了加强纪律,老国王竟要砍亲生儿子的脑袋”,在回家路上他评论道。

“德国的法律就应该这样执行。不是释放就是砍头。”

从多愁善感到残酷无情的闪电般的转变,使汉夫施坦格尔夫妇惴惴不安,对他的私生活也就议论得很多。比方说,他与女人的真正的关系是什么?一天,他告诉他们说,“对我说来,群众,人民,就是一个女人”,他也把他的听众比作女人。谁若

是不懂得群众之内在女性,他就不能有效地演讲。你问问自己,女人希望男人身上有什么?干脆利落,决心,权力,行动……假如能妥善地与她交谈,她就会骄傲地为你作出牺牲,因为,哪一个女人也不会认为,她毕生的牺牲已经足够。又有一次,他宣称他永不结婚。“我的父国是我唯一的新娘。”他所指的是众人认为的“父国”(指德国——译者)。汉夫施坦格尔开玩笑地问他:为什么他不找个情妇?“政治是个女人”,希特勒回答说,“你要是不高高兴兴地爱她,她就会把你的头都咬掉。”

希特勒的某些伙伴有把握地认为,他的一个司机的妹妹詹妮·霍希是他的情妇。她对他很忠诚,据说她腋下的小包里藏有一支小手枪——她自愿当他的保镖。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不相信此说。“去!”她说,“告诉你吧,他是个中性人物!”

希特勒这一时期好友之一又不同意此说。“我们一起追求姑娘们,我与他形影不离”,希特勒的另一名司机埃米尔·莫里斯回忆说。他俩常到艺术学院或画室去观看裸体模特儿。有时,希特勒自称是“乌尔夫先生”,与莫里斯一起于晚间在街头巷尾游逛,寻找姑娘们。由于莫里斯对姑娘们有吸引力,他便充当中间人。据莫里斯说,希特勒常在自己房内款待”通过代理得来的征服物”。“即使身无分文,他还常常送花。我们也常去欣赏芭蕾舞演员。”

为国社党工作实际上已成了汉夫施坦格尔的全天职业。

从劝说希特勒将小胡子弄大一点、时髦一点(“现在不时髦,将来会时髦的,因为我留了它!”),到鄙视他的顾问罗森堡(为的是他的“欺骗哲学”之故),他都大胆地提出咨询意见。虽然拒绝接受他的意见,希特勒仍向汉夫施坦格尔借款1000美元,还不给利息——汉夫施坦格尔刚从他家在纽约开设的艺术品商店得到一份分红。这笔款子,在换成已贬值的马克后,是一笔巨款。希特勒用此款购买了两架美制轮转印刷机,把《人民观察家报》从周报变为日报。

汉夫施坦格尔的慷慨大方,没想到,却使他所憎恨的人走了红运。希特勒让罗森堡替下了埃卡特,当了《观察家报》的编辑,原因是埃卡特常常几星期不上办公室。这个职务不但使罗森堡成了东方问题的党内专家,还加强了他在诸如施勃纳·里希特那样的俄国逃亡者中的影响。里希特其人是一个神秘人物,与德国企业界和高层社会有着联系,除作为鲁登道夫的中间人外,已逐渐成为希特勒的主要顾问之一。

所有俄国逃亡者都狂热地致力于消灭布尔什维克主义,大部分人脑中也塞满了沙皇对粉碎犹太阴谋的方法——使用恐怖手段和暴力。在这些狂热者看来,用社会和经济手段反犹,已属无效。只有大规模的屠杀才能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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