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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在兰茨贝格狱中 (3)

在看守监狱的楼上关着两名希特勒的同志。克里贝尔上校被关在8号牢房,“奥贝兰联盟”的领导人、兽医韦伯则被关在9号牢房。虽然希特勒天天都在抱怨铁窗,这里的生活还是过得去的。每天清晨6时,值夜班的狱卒下班,牢房门便可打开。希特勒穿好衣裳、洗好脸后便在等候(“他非常小心他的牙和嘴。这是因为在战时他曾中过毒气的缘故”)。一小时后,得到信任的犯人便在公共室内为政治犯开早餐——有咖啡和面包或稀饭。8时,院子和花园开门,允许犯人到那里去摔跤、打拳或练习双杠和跳木马。由于膀子有伤,希特勒”只好充当裁判。”

半小时后,犯人们便沿着又窄又长的花园散步。花园的一旁是监狱大楼,另一旁是一道20英尺的高墙。希特勒喜欢沿着一条砂石小路散步。他常与他的司机埃密尔·莫里斯一起,在这条砂石小道上来回踱步,口中叨念着刚写进日记中的政治理论问题。“有时候”,赫姆利希回忆说,“从前参加过冲锋队的犯人,一边走一边唱党歌。开始,我们对此未加注意,至少未予反对。后来,站在他们一边的犯人一同高声齐唱,影响了周围的安静,我们才予以禁止”。

上午10时左右,犯人被带回各自的牢房,然后便分发邮件。民族主义的许多组织和个人崇拜者寄来许许多多的食品包裹。希特勒特别盼望收到罂粟籽做的薄面卷——这是奥地利的一种特产,由国社党的一群女党员每星期送来。但是,韦伯医生回忆说,领袖把烤肉、香肠和火腿送给他的同伴们,特别是囚在一楼的伙伴们,“与他一起住在楼上的是精英分子。不错,即使在监狱里也分等级制度。在法律面前他们不平等,成了犯人也不平等。”

快到中午时,政治犯便在公共室内进午餐——通常是盛在一个罐里。其他人全站在椅子后等待,希特勒一进来,有人便喊一声“立正!”希特勒站在桌旁,“其他人挨个前来行桌礼”。他们很少讨论政治。希特勒通常与人聊的是戏剧、艺术或汽车。午餐后,他们常趁收拾桌子之机抽烟和闲谈15分钟左右。之后,希特勒便退席回房(在最高的一层楼),或看书看信,或写日记。下午4时左右是喝茶或喝咖啡的时间,地点还是在公共室。4时45分,花园门又开了,希特勒或独自,或与莫里斯一起散步一个多小时。6时,犯人各自在牢房内进晚餐——青鱼、香肠或色拉。有需要的还可买半升啤酒或葡萄酒。又运动或活动一小时后,犯人先在公共室内集合,然后才各自回房。晚10时熄灯。

有时候,希特勒也会改变他的作息制度,一吃完早饭便回房学习或会客。据很快便对希特勒崇拜得五体投地的赫姆利希回忆,他对他的同志们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由于他“具有军人的纪律性”,监内未出现过犯人集体大吵大闹的情况。

“他能指挥他们,对我们的工作和服务有很大帮助。”

通常,他“很高兴”,但一旦坏消息传来,他便“有点儿沉默寡言和焦急”。特别令他不安的是党内的争吵不休。纳粹党分裂成两派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了,而引起分裂的主要原因又是他对他的左右发的指示含混不清。罗森堡已加盟斯特拉塞尔,支持民间集团参加巴伐利亚州的大选。更有意思的是,在鲁登道夫的协助下,两人不但组成了“国家社会主义自由运动”,而且还列入了32人的候选人名单。

巴伐利亚的大选于4月首先举行,杂牌的民间团体意外获得了胜利,赢得了19.19万张选票,仅次于“巴伐利亚人民党”。这一胜利使戈林夫妇非常高兴。卡琳在奥地利给她父亲写信说:“……它也意味着对我们这些在外国生活的人的赦免。我真不敢相信,我高兴极了。这些日子来,我们的处境很困难。据我们估计,在北德,希特勒和他的党能得到更多的选票,希特勒最终必将上台。你知道吗,亲爱的父亲,我是多么相信他呀!他这人好极了,是个天才,我相信,他是上帝赐给人间的难得的天才!”

一个月后,全国的选举像预期的那样成功,新成立的“国家社会主义自由运动”几乎获得了200万张选票。34名候选人中,有32位——包括斯特拉塞尔、罗姆、弗德尔、弗里克和鲁登道夫在内——获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反对这一基本概念的希特勒,却是这次成功的主要因素。他在法庭上的演说,把“国家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介绍给了许多投票人。希特勒强有力的神情及其卓有成效地阐明的思想,给这些投票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为这次成功作出贡献的,还有其他更深刻、更持久的力量——在全国,爱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思想皆在发展。只是,通货膨胀虽然由于在全国实行了激烈的货币改革而得到克服,但失去了家庭和财产的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中的失业工人一起,对投票也不十分热心。

可以理解,选举并不令希特勒十分高兴。鲁登道夫将选举成功一事归功于自己。还有,由于他已获释,又可以为自己捞到资本。希特勒呢,一方面被迫加入鼓掌欢呼的行列,另方面又惧怕新的组织会将他的不合法的党吞掉。他的恐惧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当时,有一本小册子在各人民团体中流传。它虽然承认国社党人是人民运动的“开路先锋和先驱”,却又挖苦地宣称,“他们并不是救星”。这表明,希特勒的政治权力已受到了威胁。对希特勒而言,整个事件是一个痛苦的却又是宝贵的教训。他发誓,除非他确信自己有权加强自己的权力,否则,他永不采取这种立场。

希特勒又遭到来自自己营垒中的攻击。在起义后被查封的《人民观察家报》的办公室里,德莱克斯勒和弗德尔二人,正在开展反对希特勒的运动。“他们称希特勒为独裁者和带神经质的演员,并宣布,如果要重建党,就必须更严格地控制他。”汉夫施坦格尔回忆说。一天,德莱克斯勒在慕尼黑的一个小公园里碰见了汉斯·弗兰克,滔滔不绝地抱怨他们的被囚的党魁。“他耍阴谋诡计害我,不遵守所有的诺言,排挤我;现在呢,他又搞这个狂妄的起义,永远毁灭了党!”希特勒一旦重获自由,褐衣暴徒又会走上街头的。“德国未来的日子非常可怕。希特勒出卖了我。我到处反对他的原因就在于此。”

那年5月,库尔特·卢德克从国外募捐回来,发现地下纳粹党混乱不堪。“各派之间,各派内部,都在争吵。他们的敌对行动也不限于是私下里的丑闻——敌对各方竟在街头大打出手,根本不顾在吃惊的旁观者面前出丑,也不顾给自己带来的损失。”他从汉夫施坦格尔、阿曼和埃塞处获悉,罗森堡是党变坏的根源。但罗森堡的说法又是另外一套。他说:“他们攻击我,原因是我代表希特勒。希特勒虽然一筹莫展,他们却不敢攻击。若是铲除了我,他们便向最高领导前进了一步。”

卢德克决心亲自去兰茨贝格,向希特勒请示怎样采取最好的方法将危险驱除。根据卢德克的说法,希特勒宣布,党必须采取一条新的行动路线。党的前途不在于武装政变,而在于投票箱。“我相信,这是我们的最佳行动路线,因为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党内的争吵,希特勒似乎一点儿也不垂头丧气。“确实的,他对最后胜利充满了信心,连我自己的疑虑也解除了。他的情绪具有感染力。”然而,党的裂痕继续扩大。几星期后,斯特拉塞尔与鲁登道夫一起,建议为“国家社会主义自由党”奠基,建立一个统一的人民党,国社党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加剧了党内的斗争,也迫使希特勒采取断然措施。7月7日,《人民使者》宣布,他已“放弃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在服刑期间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他请求他的追随者勿前来探视,因为他工作繁忙,且正致力于著作。”

在某些圈子里,人们猜测,希特勒以著书立说为借口,以躲避互相残杀的政治斗争。但是,早在被捕之前,他已在酝酿写一本《犹太史》。现在,他已有一更好的主意。这个主意一直缠绕着他,以致使他在政治上来个休假,以便将自己的想法付诸笔墨。除了在日记本里随时将想法记下外,他还向莫里斯口述。然后,在牢房的安静环境中,用从典狱长那里租来的打字机,吃力地用两个指头将手稿打出来。

赫姆利希看守回忆道:“当他一部分、一部分地写完后,便于晚间集会时向大家朗读。”这本书并不是都在良好的条件下写成的。例如,下大雨时,窗户会漏水。一天,当他在擦地板时,竟放声大笑。原来,“在杂物和水潭中间”,有只监狱饲养的猫,“蹲在矮凳上舐凳子,舐得津津有味。”他的最得力的助手是顶楼的一位新来者——鲁道夫·赫斯。在希特勒被捕后,赫斯听从了豪斯霍弗教授的劝告,自首了。赫斯帮希特勒出主意,想办法,记录希特勒的口述,还帮他打字。瓦格纳太太也给他提供大量打字纸、复写纸、铅笔、墨水和橡平等等。

起初,这部书原定是一本普通的历史著作,但是,在第一卷里——题目冗长,叫《四年半来与谎言、愚蠢和怯懦斗争的情况》——却包括了对希特勒童年,在维也纳的岁月,赤色革命,以及党在慕尼黑的初期活动的叙述。于是,它便成了一个苦孩子受政治教育的故事,同时也给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不仅使他能讲述三个他最拿手的题目——犹太人、马克思主义和种族主义——而且论述议会政府的无用性、梅毒的毒害、艺术的衰落、君主政体,以及战争失败的责任等等。

将政治理论付诸笔墨,本身就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在我坐牢期间,我有时间去为我的哲学思想提供一个自然的、历史的基础。”当局将他打进监狱,本身就犯了一个错误。“假若他们老让我讲演,不给我喘息的机会,这种做法会明智得多!”

希特勒争取狱卒的工作做得也是很出色的。他已将狱中大部分工作人员争取到国家社会主义方面来,连典狱长也允许希特勒房中的灯光亮到午夜以后。看守工作变得松弛,犯人们竟发行打印的地下报纸。报纸办得既轻松又严肃。头版头条文章一般均由希特勒撰写,他也常为它画讽刺漫画。地下报纸本来不会被发现的,后来,有人不慎在家书中提到它才暴露。但是,当赫姆利希到一号牢房搜查编辑部时,却什么也未查到。

赫姆利希的职责之一是侦察晚间的集会,以确保不会有人密谋革命。但是,偷听者却受到希特勒讲话宣传的影响,不久便被他的讲话完全迷住了。他与他的助手们常集合在门外,“全神贯注地听着,尤其要听听他对与我们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是怎么说的。他的演讲给我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希特勒总是用“万岁!”结束会议。此时,人们便不约而同地唱起在起义那天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那组改编的歌词:

即使他们将我们出卖,

或将我们当牲口虐待,

我们深知我们的事业,

忠诚祖国,责无旁贷。

胸怀之希特勒精神,

永不磨灭,

永不磨灭,

希特勒冲锋队,

东山再起终有期!

由于希特勒把主要精力转入他的著作,便让他的人马自由取笑。一天晚上,10多个人逼他作了一次老式的农民恶作剧游戏。他们用锅黑涂黑了脸,用床单裹住身子,拿着火钳和扫把,开进7号牢房。他们挥舞着他们的武器,强迫希特勒受审。接着,他们便以巴伐利亚的喜剧形式,重现了慕尼黑审判的情景。据赫姆利希记载,希特勒参加了这次游戏,接受了他们的审判——在全德国自动游街——然后,“一边摇头,一边笑着回去工作去了。”

较不虔诚的来访者之一的汉夫斯坦格尔注意到,希特勒的体重增加了。他建议希特勒多参加狱中的运动,少吃甜食。对每个劝告,希特勒都有自己的回答:“在体育运动中,一个领导人是输不起的。讲话能去掉多余的体重。”汉夫施坦格尔给他带来几本书,但最能打其他的精神的是新近一起的讽刺周刊《愚蠢》。该期周刊的封面刊登一幅漫画,画的是身穿铁甲的希特勒骑着白马进入柏林,好像他是加拉哈德爵士似的(传说中英王亚瑟时代的围桌骑士,意为高洁之士——译注)。

“你瞧”,他说,“他们尽可以讥笑,但柏林我是要进的!”

他接见了许多女客,83岁高龄的卡罗纳·霍夫曼太太(与摄影师霍夫曼非亲非故)也在其列。他称她为“亲爱的和忠实的祖母”。她个子矮小,却仍有几分姿色。在过去几年中,霍夫曼太太,一位退休中学女教师,主动为希特勒洗衣裳,照顾他的穿着。她让他吃糕点和奶油。若是他吃了糖,她就像一位善良的母亲那样,滔滔不绝地训示他在高层社会中自己举止应如何检点,作为对甜食的抵偿。一次,卡琳·戈林前来借钱求助,但只得到一张元首的画像外加如下题词:“赠给我冲锋队司令之光荣之妻”。

赫斯的未婚妻伊尔塞·普罗尔是一个常客。一到星期天,她便从慕尼黑骑自行车前来兰茨贝格。一次,她偷带进来一部照

相机。希特勒与赫斯常在楼梯口候她。她一来,希特勒便以维也纳式的潇洒风度吻她的手,然后领她到公共室进午餐。一次,她领母亲坐火车前来,她母亲并不怎么喜欢赫斯,尤其是他现在成了犯人。但希特勒给她的一吻却全盘改观。“我母亲是完全不问政治的,但一回到慕尼黑她便参加了党——全是那次手吻之故。”

豪斯霍弗也曾来探望赫斯,给他带来了政治书籍、政治地理的书籍和文章,包括哈尔福特·马金德的著作在内。他有时也去看希特勒,但从不单独前往。“我是有意这样做的”,他后来说,我总有这样的感觉:“他有受过教育不多的人对受过科学教育的人的不信任感。”也许,这是因为豪斯霍弗教授曾表示过,赫斯不应步入政界,而应该继续其学术生涯所引起的,也可能是因为教授曾公开视起义为悲剧式错误之故。他知道希特勒在写自己的政治自传,也知道他曾与赫斯讨论过生存空间问题和地理政治问题,“但我有这个印象,也完全相信,希特勒对这些问题毫无所知,连理解它们的正确观点也没有。”了解到赫斯和希特勒谁也不懂地理政治后,豪斯霍弗教授便向他们讲解拉扎尔著作第二版的基础。但毫无用处。希特勒只从地理政治中取其所需。

赫斯虽然崇敬这位教授,但已拿定主意要当希特勒的贴身秘书,并把一生献给国家社会主义。时至今日,他已是领袖的心腹。他证实,希特勒确实厌恶有损于党的争吵,且正忙于写书。7月16日,赫斯致函一大学朋友说,希特勒先生不想过问现实政治。“他暂时公开脱离对运动的领导。原因是,他不想承担他一无所知的、发生在外边的事情的责任,也许是因为与他们高见相违。他也无能解决没完没了的争吵,至少在此处他无能为力。他认为没有必要去介入如此渺小的分歧。另一方面,他也坚信,一旦他重新取得自由,他能将一切都转入正轨。”

德国北部的纳粹左翼坚决反对所谓的民间合并。他们谴责种族主义者,称他们为工人阶级的“敌人”。有位学生领袖警告说,若与他们合作,“真正的国社党人,尤其是工人”,将被迫脱离国社党。北方的左派分子虽然同意埃塞的看法,即合并是不可能的,却不愿与他来往。在魏玛会议后两天,有人曾写过信,很明显,信是写给元首看的。该信希望希特勒出狱便前来北德,但勿带赫尔曼·埃塞。北方是不能容忍这种人的。“我们不会像1923年时在慕尼黑那样,在希特勒周围筑起一道万里长城。生活在这里的是流着北方血液的人们,他们反对政治上的奴颜婢膝,他们决不是懦夫。我们不是演说家,也不是唯利是图之辈……只要求与元首取得联系……只想献身于事业。”

由于这些人对基本问题的分岐加剧,希特勒更加下定决心脱离政治。7月29日,他再次向《人民使者》发出一封谢客的声明。“由于本人目前所从事之工作不容打扰”,除书面确认者外,他此后不再会客。虽然他厌烦政治与会客,当日他确曾会见一日耳曼——波希米亚血统的党员库格勒。库格勒向他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你对犹太人问题的立场是否有某些改变?”这是个几乎刺痛肺腑的问题。“是的,是的”,他告诉库格勒说,“关于反犹太人的方法问题是有改变。我现在才醒悟到,时至今日,我对他们太软了!在写书时我才明白,如果要取胜,将来必须采取最严厉的反犹办法。我坚信,这不但是与我国人民,而且也是与所有民族的生死存亡有关的问题。犹太人是全世界的害人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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