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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希特勒的秘密著作 (6)

到了1927年年底,从表现看,希特勒在处理人的问题上,不但能个别处理,也能集体处理;在重新建党问题上,很明显,他的兴趣在于长远目标。进而言之,有些东西他已看到,而他的顾问们却没有:在发动大规模运动以扩大党的基础前,他必须抓住某件公众急于解决的事件,在这基础上再动员工人和市民给予支持。同样重要的是,他也需要某种明确的世界观作指引。这,他在一年后便得到了;但,他所需要的事件都在2年后才产生,且产生在纽约市的华尔街。

新春到了,柏林的党禁也已解除,接着,戈培尔的政治能量爆发,企图在行将到来的国会大选中大显身手,取得大胜。虽然他的主要兴趣在于工人,但他也号召国家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埋葬他们的分岐。“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互为补充的,而不是互相矛盾的。互相反对则亡;团结一致则能革命,能进步。”

5月20日的全国大选,对戈培尔个人说来,是个胜利,因他被派往国会:但对于元首,却是个失败,因为党只选出另外11名代表。在过去2年中,纳粹丧失了10万张选票和两个席位。这个损失既不是希特勒的责任,也不能怪罪组织不善,而是由于经济状况良好和缺乏一个关键事件使然。只提“凡尔赛条约”和“11月罪人”再也赢得不了选民了。政客们常常是在最后才能看出某种新趋势的;当晚集合在慕尼黑党总部里准备庆祝政治大突破的纳粹精英,被惨败的数字搞得垂头丧气——数字是由通讯员骑自行车送来的。

希特勒于深夜前后才到达。他置沮丧的气氛于不顾,向他的追随者发表了一起富于哲理的、几乎是超然的演说,使大家好生惊奇。老政客们原以为,他们将听到的不外乎是个失败的领袖的评论。但希特勒却大谈其他两个工人阶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所取得的健康的成就。他既不贬低他们的胜利,也不把它看作是纳粹党的失败,相反,他对这两个“敌”党击败了德国温和的中间派和右派政党一事,好像很高兴,虽然高兴得有点奇特。与他的同志们不同,元首觉得,政治前途甚为光明。

大选结束后,希特勒回到了他的灵感源泉地贝希特斯加登。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地盘——“瓦申费尔德寓所”,在奥伯萨尔茨贝格。这是一所简朴的乡舍,具有上巴伐利亚山区的风格:屋子四周为一木走廊;屋顶上用大石压住木瓦,以免大风掀起。首次看到这个别墅时,他“被完全迷住了。”幸运的是,房主(某工业家的遗*?)是个党员,月租才收他100马克。“我立刻给在维也纳的姐姐挂了个电话,把这件事告诉了她,并恳求她前来当屋子的女主人。”安吉拉带着两个女儿(费莱德尔和安吉拉·玛丽亚)前来。安吉拉·玛丽亚,又名吉莉,是个生性活泼、满头浅棕发的姑娘,年方20岁。“她并不是真的那样漂亮”,不久前已与赫斯结婚的伊尔塞·普洛尔回忆道:“她倒是有维也纳姑娘那种著名的魅力。”几个评头论足者(包括汉夫施坦格尔在内)说,她“是个头脑空虚的小荡妇,既没有头脑也没有性格,有的是一位女仆般的粗俗的青春”,但是,大多数人,包括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都喜欢吉莉。赫仑纳认为,她“是个相当严肃认真的好姑娘”,绝不是个喜欢打情骂俏的女人。照相师霍夫曼说她“是个逗人喜爱的姑娘,她那副天真烂漫,无忧无愁的神态,令所有人倾倒。”另一方面,他女儿亨利埃特又觉得她“粗俗,好搬弄是非,还有点爱吵嘴”,但,与此同时,他又深信,“娇媚得极诱人”的吉莉,是元首的唯一解语花。“若吉莉要去游泳……对希特勒,这比重要的会议还重要。带着盛得满满的野餐篮,我们便开车到湖边去。”连吉莉也无法让元首下水。他说,没有一个政治家愿意在游泳池里被人照相。

他们的年龄相差19岁,与元首先前的情妇米茨·莱特的年龄差距不多。据米茨自己说,出于一时嫉妒,前一年夏天她曾试图自杀。她自杀的方法是颇奇特的:她将晒衣绳一头系在门上,另一头绕着脖子,企图将自己勒死。在她失去知觉后,她姐夫救了她。

在与吉莉谨慎小心地发生的桃色事件中(很可能从未有过性行为),吃醋的倒是希特勒。一天,赫斯太太回忆说,吉莉将下一次“法兴”狂欢会上她想穿的衣裳画了出来让他看。“穿这种衣裳,你还不如光着身子去好了”,他一边怒气冲冲地说,一边把合适的衣裳画出来。那时,她更生气,比他还生气。她拾起那幅画,跑出门外,呯的一声关上门。希特勒很是懊丧,不到半小时便又找她去了。

新书的出版,倒也弥补了爱情生活的失意。这本书体现了他的人生哲学,他的政治信念与个人信念的统一。表面上看,这本书没有什么系统,但他的直觉力却是极匀称的;从过去4年来他的讲演和谈话看,为了寻找这种思想,他在自己心灵的莽林中有条不紊地砍杀出一条通路。

从写给梅克斯·阿曼的头几行文字看,(“政治是形成中的历史”),很明显,他已开始冒大险。在这本书中,希特勒的一条主要结论是,从达尔文那里得来的信念也许是对的。这使他将自我保存与生存空间论紧紧地联系起来。“生存空间的局限迫使人们进行生存斗争;然而,为生存空间而进行的毕生斗争却又包含进化的基础。”结果是,各民族之间永不停息地斗争,而斗争的胜利,只能归于一个严格地、专心不二地献身于种族、人民和血的价值的民族。标准一旦降低,纯血若与劣血相混合,灭亡也就近在眼前了。“到那时,犹太人便可用任何形式登记,这个国际放毒者和腐蚀者就会不遗余力地将这种民族连根拔掉,腐蚀掉。”这是希特勒首次阐明其术语,也是首次将种族、人民和血缘的价值与对犹太人的仇恨交织在一起。

在《我的奋斗》中,他不过是攻击犹太人是全世界的敌人,并有力地阐明东进以求得生存空间的原委而已。现在,他终于作好了把他的政治与个人信念的头绪合并在一起,使之变成一个连贯的(虽是歪曲的和平执狂的)新思想的准备,但这是在新书的最后几页才完成的。“本人的任务不是在此处讨论犹太人的问题”,他试探着说。犹太人“本身有其特点,使其与地球上生存的其它民族分开”;它不是“一个疆界国家”里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它是寄生性的,而不是生产性的。这些,他曾用激烈得多的语言重复过多少次,但是,此时,他突然想出了一个新的主意。“每个民族都具有自保的狂热,并以此为动力。这种狂热是该民族在地球上的一切行动的基本趋势。犹太人也正是如此。”

奇怪的是,希特勒竟继续使用这种非论战式的语言。他写道,犹太人也正是在求生存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与所有人一样,受这种动机驱使的;唯一不同之处是目的不同。此时,希特勒笔锋一转。“犹太人的最终目标是非民族化,使其他民族变劣,降低高等民族的种族水平,以及通过铲除某一民族的知识阶层并用品成员予以代替的办法,统治混种的民族。”这种不同的目标(用较冷静的语言表达)使犹太人成了人类的威胁。由于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征服全世界,那么,希特勒的反犹斗争就不单是为了德国而且也是为了全世界的利益了。

到1928年夏,希特勒终于明白了,他的两个最迫切的信念——来自犹太人的危险和德国对较大的生存空间的需要——原来是交织在一起的。若得不到至关重要的生存空间,帝国就会灭亡;若不铲除犹太威胁,就不可能有生存空间斗争,不会有文化,因而,民族就会腐烂。

很可能,希特勒的极限点就是以此为标志的;这也是希特勒的世界观之精髓。现在,他正面临一项双重任务:在东方征服新的生存空间和消灭犹太人。先前看来是分开的但不是平行的两条路,现在是一条路了。这好像是几个月来他在奥伯萨尔茨贝格的别墅里看那双峰一样:两个山峰都想攀登——直到现在他才明白,通向双峰的路原来是一条!他已看到了光明。希特勒的前人马丁·路德等反犹前辈,仅在口头上谈论消灭犹太人;现在手中拿着未来蓝图的希特勒,希望能够实现他们的梦想——变成比哈曼更伟大的屠犹者!

这本希特勒自己也禁止出版的书,后来被称为“希特勒的秘密著作”,在他死后32年才首次面世。或许,他觉得这本书太深奥,不适于其追随者,对头脑复杂些的人来说,它又太露骨了;也许,他并不想泄露藏在字里行间的大规模屠犹计划。在字里行间还可找到品种族灭绝的动机的线索。满篇都充满了可泄漏其动机的说法:犹太人是“国际放毒和种族腐蚀的大师”,也是:“用罪恶的和平主义液体肥料去毒害敢于自保的人们的思想”的鼓吹者。他也说,俄国在培植“病毒”;他将德国拥挤的工人区(是生存空间不足的结果)称为“国家躯体上的脓疮”,“混血和使种族变劣、降低种族水平的滋生地。结果,在这些流脓的中心里,国际犹太人的种族蛆在繁衍滋长,最终造成进一步的破坏。”

书中对犹太人放毒和腐蚀的恐惧。曾两次以人身攻击的形式出现。他错误地将签署1918年停战协定的可恨的埃尔兹伯格称为“犹太老板与一女仆的私生子”。他可能是在说他的父亲。“如果某人长了癌并注定要死亡,即使开刀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他这样写时,心里肯定想着他母亲。

对父亲或许有部分犹太血统的恐惧(这可能是他不要孩子的重要原因),母亲痛苦地死于癌症给他带来的身心痛苦、愤恨和罪恶感。以及对那位犹太医生的复杂的感情——在他的同意下,医生曾用碘酒激烈地为她施行治疗——所有这些,都渗透于“希特勒的秘密著作”。在写完此书后不久,希特勒曾主动找过一位精神病医生;这也许不是偶合。他找了慕尼黑的一位党员,阿尔弗莱德·施文宁格医生,求他驱除“癌恐惧”。现在尚未找到治疗的记录;不过,这位精神病医生失去了阻止希特勒实现其罪恶目标的黄金机会;施文宁格也未能驱除希特勒之癌恐惧。癌恐惧,以及消灭犹太人的思想,一直伴随他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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