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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意志的凯旋 (1)

1934-1935

在公民投票取胜后,正值夏末,希特勒隐身于贝希特斯加登稍作休息。在他心爱的上萨尔茨堡,他常外出散步,一外出就是几小时。他并常与人谈话——这是喜欢的消遣方式之一。但与此同时,他也为即将在纽伦堡举行的党的生日代表大会作准备,因为这次大会可能会被对罗姆事件的清洗的痛苦记忆所破坏。为了阻止这一情况,他决心不再采取通常的做法即威胁、许诺加和解。国家仍动荡不安,而像史本格勒那样勉强同意国家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现在又成了敌人。

希特勒担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外国记者又急于拿到材料、并可能运用这些材料去谴责或挖苦他的政权。多洛绥·汤普逊已在《哈普市场报》上发表了一起文章。“这不是一场革命”,据说,一位前来观看在奥贝拉姆默演出的受难剧(这是一出谴责犹太人应对耶稣之死负责的戏。)〔*到1975年戏文才得以修孜,责任才移到失败的罪恶天使柳西胡身上,(柳西胡Lucieer,又译为撒旦,〈Satan〉恶魔之意——译注)〕的美国来访者曾一再对他说过,“而是复活,他们认为希特勒就是上帝。信不信由你,反正看受难戏时有位德国妇女坐在我身旁,当他们把十字架上的耶稣竖起来时,她说,‘那就是他。那就是我们的元首,我们的希特勒!’当他们向犹太布施30块银币时,她说,‘那就是罗姆,领袖就是他出卖的。’”汤普逊的说法,与多德大使8月23日在日记中描写这出戏的情况的记载几乎一模一样:“当耶稣在愤怒的犹太法庭上受审时,一位衣着考究、面目严肃的德国人对我说:‘Esistuler’(他是我们的希特勒)。”坐在大厅另一边的我的远亲伊达·霍尔纳在散场时和我说过,“当犹大收起那30块银币时,邻近有位妇女说,‘这就是罗姆’。我怀疑,在德国观众中,至少也有一半人认为,希特勒是德国的弥赛亚。”

在众多勉强留在党内的冲锋队员中,看法却完全相反。他们认为,希特勒更像犹大,而不是弥赛亚。在与希特勒讨论行将到来的党的生日时,罗姆生前的部下梅克斯·朱特纳不禁大大夸奖其已故的首脑。希特勒大怒:“你为什么旧话重提?”他喊道,“这件事就算完了。罗姆已被判决。”朱特纳猛吃一惊,反驳说,如果罗姆品格不好,元首是不会挑选他当参谋长的。希特勒摇身一变,拍着朱特纳的肩膀说:“你说得对,但整个过程你是不可能知道的。罗姆和施莱彻尔企图造我的反,我不能不镇压。我原要让法庭将这些事情调查一下,但事态的发展使我没有办法,而许多冲锋队的领导人又是在未征求我的同意下被枪决的。全世界都在宣传此事。我负完全责任。”

希特勒挑选了年轻的埃尔伯特·施佩尔(AlbestSpeer)去充当他要在纽伦堡举行的壮观表演的舞台监督。这次表演显然是要巩固其之所得,并使党重新团结起来。施佩尔把卓别林体育场的临时看台全部拆毁,在帕加门神坛的启示下,立起了一个长1300英尺,高80英尺的石台,体育场上方安上了一个翅展达100英尺的雄鹰,四周则插满了卍字旗,还有,每隔40英尺便安放一架射程达25000英尺的探照灯,共130架。戈林不愿出借这些探照灯,因为这些是战略储备用灯。但希特勒却支持施佩尔。“如果为这样一件事便动用如此大量的探照灯”,他解释说,“别的国家会认为我们多得不得了。”

他的想象力超过了现时的宣传。他计划作一永恒的记载并将之出口,请了著名女演员兼导演里妮·莱芬斯达尔拍一部纪念性的影片。他很欣赏她的作品,尤其是《蓝色的光》。他向她保证,如她能拍一部纪念1934年党的生日、长度与一部故事片相同的影片,他将给予最充分的合作。她虽然很反感,却只好屈服。但一旦离开他的面,她便说自己拍不了纪录片。她把这一导演任务交给了她的合作者,自己则跑到西班牙拍片去了。待她回来时,离纽伦堡大会只还有两星期。赫斯的信在等她:元首发现她,将这一任务交给别人时大吃一惊并要立刻见她。

希特勒并没有生气,只用好言劝解。“你只需花去生命中的6天时间”,他说。她反驳说,若加上剪接,那就是6个月。希特勒听后说,“噢,但你还这样年轻呀!”她坚持不干,说拍这样的影片她是最不合适的。“我不是党员,连冲锋队和党卫军都分不清。”

“这正是我要你拍的原因”,希特勒说,“那会给人们以崭新的看法。”她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同时,为了给这一6天的计划带来额外的兴趣,她设计了各种各样的镜头:她动用了飞机、吊车、旱冰鞋,还在最高的旗杆上安装了一个小型的升降平台。大会开幕前一星期,她带了一个120人的摄制组(其中有16名摄影师)来到纽伦堡。她得到了希特勒答应给的一切帮助。连城内的救火设备和其它公共设施也交给了她。

大会的参加者开始像洪水般涌向纽伦堡。他们是早在数月前就精心挑选出来的。每人都有一个号码,一辆指定的卡车,一个指定的车座,在纽伦堡附近的大帐篷城里还有一张指定的床位。到9月4日大会正式开幕时,数以万计的党员已排练完毕。那天晚上,元首在旧市政厅致简短的欢迎词后,汉夫施坦格尔发表了冗长的讲话,敦促外国报刊“只报道在德国发生的事情,而不要加以解释”。之后,希特勒下榻的旅馆“德意志旅馆”被最少有1万名党员围得水泄不通。他们一再有节奏地高喊“我们要元首!”,直到希特勒出现在阳台上。他们的狂热的脸孔,使L·希拉(当时在《环球报》工作)不禁想起了路易西安纳州“神圣的漫步者”脸上的疯狂的表情。

翌晨,希特勒出现在卢波尔德竞技场上。他更像是受人们崇敬的目标,而不是演讲者。他急剧地走了进来,后边跟着戈林、戈培尔、赫斯、希姆莱和数名副官。乐队奏起了《巴登维勒进行曲》。待动人的《埃格蒙前奏曲》奏毕,赫斯走到台前,缓缓地读了1923年起义中牺牲的烈士的名单。对3万名听众说来——外国记者却不然——这是个动人的经历。最重要的话是出自地方长官瓦格纳之口——他宣读了一份希特勒的公报。因瓦格纳的声音酷似希特勒的声音,致使一些收听广播的记者真以为是他。“尔后1000年内的德国生活方式肯定已决定了”,瓦格纳读道,“对我们说来,动荡的19世纪业已结束。在今后1000年内,德国不会再发生革命。”

崇拜者几乎不间断地发出的欢呼,令希特勒如醉如痴,但他仍受焦虑的折磨。前来欢度节日的冲锋队员,许多人是带着悔恨和觉醒前来的。一想到可能发生尴尬甚至危险的场面,他就觉得紧张,有时连自己也悔恨起来。一次,在党的官员常常光顾的饭馆里进餐时,他突然转问汉斯·弗兰克。“6月30日你在慕尼黑迟迟不动手,使我很恼火!”他喊道。当弗兰克再次要求辞职时,他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用不了几个星期,州法这个笑话就会结束。”帝国,将发号施令,巴伐利亚州和其它各州都得服从,他说。在一阵令人周身不适的沉默后,他走了出去。

由于大会越来越激动人心,希特勒重又恢复了兴高采烈的心情。这在7日晚表现得特别明显。是晚,20万忠实的党员打着20多万幅旗帜,把卓别林体育场挤得满满的。他们的队伍之整齐有如军队。施培尔的130架探照灯,其效果比想像的更令人惊心动魄。“体育场被照得如同白昼,看来像个由闪闪发光的巨大的白柱围成的大厅”,施培尔回忆说,“在威武雄壮的光墙上,偶尔也有丝丝浮云飘过,像是半透明的秋牡丹在海上漂泊。”在可怕的寂静中,希特勒的声音通过扩音器响彻全场,产生了可怖的效果。“我们是强大的,将会更加强大!”他说。这既是许诺又是威胁。

里妮·莱芬斯达尔及其摄影师们从10多个角度把这一情景拍摄下来,在拍摄过程中,那些爱管闲事的褐衣党徒,在戈培尔的唆使下,瞒着元首,对她进行干扰。他们不断骚扰摄影师,把他们从最有利的角度推开,甚至拆除了几个摄影站。

希特勒本人也受到了威胁,因为冲锋队有可能作出反应。两天后,50000名冲锋队员在体育场内集合;希特勒对此是有所防备的。“体育场内气氛相当紧张”,希拉回忆道,“我注意到,元首自己的党卫军卫队也大规模集结在元首跟前,把他和冲锋队分开。”他暗想,在如此多的人中不知是否会有人在元首的“胡萝卜加棍棒”的讲话中拔出手枪来。在讲话中,元首赦免了所有与罗姆阴谋有关的冲锋队员。

大会在未发生任何意外事件下结束了。这就保证了次日(9日10日)最后一个节目的成功。这天被定为建军节,为此,用最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机动部队,在巨大的草坪上作了完美的表演。自战后以来,在德国,这还是首次向公众显示武装力量。看到这场现实的作战演习,30万名观众几乎到了欣喜若狂的地步。希拉在日记中写道,尚武精神并不是霍亨佐仑家族的产物。“它是深种于所有德国人头脑中的东西。今天,他们的表演活像是孩子们在玩马口铁做的玩具兵似的。”

希特勒也像群众一样沉醉在欢乐中。在他结束最后的讲演后,群众的欢呼声响彻云霄,长时间静不下来。赫斯的声音终于被听见了:他代表纳粹党向元首告别。“党就是希特勒”,他说,“希特勒就是德国,德国就是希特勒。向希特勒欢呼!欢呼胜利!欢呼胜利!欢呼希特勒胜利!”疯狂的人群有节奏地“欢呼胜利!”此情此景实在令人兴高采烈,令人欢欣鼓舞,令人热血沸腾。但对那些未受希特勒感染的人们说来,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野兽的咆吼,是发自山洞里的尖声怪叫。

元首与军队的婚礼的最佳象征莫过于此了,而他也决定向高级将领们作出和解的姿态。当晚,在他下榻的旅馆前举行了壮观的军队游行后,他邀请他们共进晚餐。“我知道,你们指责我们党内存在着不少错误的东西”,据当时在逐字逐句记录的冯·维希将军的记录,希特勒当时说,“我承认,你们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但你们也要记住,在斗争的时刻,知识阶层抛弃了我,所以,与我一起工作的,大都是些质量不高的人员。我一直在努力纠正这个缺点。但是,如同新武装力量里军官团的建设需要花几年时间一样,党要建立起一个好的领导集团则需要更长的时间。”他的话是有效果的,因为,据维希记载,“他懂得如何用其高超的技巧,使他的讲话适合听众的需要。”

后来,希特勒参观了兵营。在那里,这位老下士与士兵们打得火热,又说笑话又回忆当年。回旅馆后,他轻松愉快,在与心腹们一起吃夜宵时,详细地讲述了与士兵们团聚的情况。一周来的劳累以此作为尾声,这是最合适不过了。

两天后,总统府举行招待会,欢迎希特勒。他神采飞扬。那些一直在躲避他的外交官员们,不得不向新总统表示正式的祝贺。多德大使从未见他“如此高兴过,他一一向各国代表致意。”尽管出现过某些令人不快之事,尽管他也有过焦虑的时刻,他还是完成了他原计在纽伦堡要做的一切。党重新团结起来了,人民和军队站到了他的一边。

尽管有戈培尔的干扰,党的纪念碑也未受到破坏。里妮·莱芬斯达尔及其摄影师们拍摄了数以万计英尺的不平凡的材料。影片在剪辑期间,抗议像洪水一样朝她劈头盖脑打来。提抗议者都是那些未上镜头的党的官员和抱怨宣传不够的人们。她拒绝作出修改,希特勒则提议搞个妥协:想法把满腹牢骚的领导人的照片加进影片中。这是对莱芬斯达尔的艺术原则的冒犯;她拒绝了。希特勒也同样强硬地坚持己见。据她自己说,她当时一边跺脚一边喊:“我不干!”“你忘了你是在向谁说话?”他回答说。然而,她的信念是如此坚定,而希特勒又如此欣赏她的天才。结果,影片出来后,未作任何改动。她将影拼命名为《意志的凯旋》,因为她再没有更好的片名。在首映式上,党的官员们对她很是冷漠,但是,就连她的最凶恶的批评家戈培尔也明白,影片取得了卓越的成功。它的手法,比任何其它宣传元首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影片都远为有力。它获得了当年为最佳影片而设的“五一文化成就奖”。

该片也被一致认为是最重要的纪录片。后来,1937年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影片展览”会上,它以其艺术性而不是内容获得了一枚金质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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