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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意志的凯旋 (4)

随着阿道夫·希特勒的政治生活的扩展,他的私生活也扩展了。在他周围形成了两个内层——一个是由像戈培尔、戈林、赫斯(及他们的夫人)等组成;另一个则更具有私人性:司机、秘书、仆人、及其他亲近者。最内层包括一名建筑师施佩尔,一名飞机驾驶员波尔。同时也包括一些较年轻的军事副官,例如海军中尉冯·普特卡默,陆军代表尼古拉斯·冯·贝罗等水平不同的人们。有些是属于两个圈子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马丁·鲍曼。此人早年就追随赫斯,现在是赫斯驻柏林代表。由于这个缘故,波曼便有机会接近元首,为元首的日常需要孜孜不倦地工作。虽然他不为大多数德国人所知,不知疲倦的波曼却与希特勒形影不离,把元首的片言只语都记录在袖口或笔记本里。

希特勒本人则在这两个圈子间来回穿梭,也在众多的高级文武官员中出没。他无法做到的是,他不能一本正经地去完成高级办公室的事务。他是个夜猫子,通常要在中午前几分钟才到办公桌旁。一坐下他便把奥托·狄迪里希收集的各报的主要内容浏览一遍,然后匆匆去进午餐。回来后,他便集中精力处理那些他感兴趣的公务。而把令他厌烦的事务往后拖延至下班后处理。他常与施佩尔和杰斯勒讨论柏林、慕尼黑和林嗣等城市重建工作,一讨论就是几小时,而他从兴登堡手里沿用下来的国务秘书汉斯·拉姆斯和奥托·梅斯纳则在一旁不耐烦地等候着只有国家元首才能作出的决定。

他的工作方法常常使魏德曼上尉非常关切。在作出重要决定前,他的私人副官很难让他坐下来看文件。“他认为”,魏德曼写道,“许多事情,只要你不去惹它们,自然会办好的。这点,他是很少错的。问题仅仅是,这些事情应如何办。在选择来访者方面,他也是狂妄不羁的。有些官员需要在客厅里等上数天才能见他。但是,若某个旧日老友来访,他便立刻叫他去进午餐,让他在餐桌上把问题提出来。问题常常就在餐桌旁解决。”

希特勒的工作时间表本来就很不规律,但繁忙的国际事务常常又将它打得更乱。这样,他便几乎抽不开身去看他的情妇。阿道夫·希特勒的爱已变成爱娃·勃劳恩的整个生命,即使他曾明确向她表示,只要他还是帝国元首,他就无法与她结婚。“就我而言,结婚可能会成为我的灾难”,7年后他对内层人士说,“夫妇之间,必然会有误解的时候;当做丈夫的不能把妻子认为自己有权得到的时间全部给她时,误解便会产生。”女人只为自己的丈夫而活着,而她也希望他能那样。男人是她的思想奴隶,受责任左右。“我会享受不到婚后的快乐,只能看到被忽视的妻子的怒容,否则我就得对工作马马虎虎……婚姻之坏处在于它创造出权利。这样,找个情妇比娶妻要好得多。这可减轻负担,可将一切都建立在赠予的权利水平上。“当他发现他的两名中年处女秘书约翰娜·乌尔夫和克里斯达·施洛德,把脸孔耷拉下来时,他连忙改口说:“我刚才说的当然只适用于较高级的人物!”

爱娃原是闷闷不乐,但难得前来的情人那怕只来一次,也能暂时减轻她的痛苦。“昨天,没想到他来了”,她在2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晚上过得很愉快……他如此爱我,真令我幸福无穷。希望永远如此。”两星期后她又写道:“我又痛苦死了。我没法给他写信。这本日记不得不成为我难言苦衷的贮藏所。”他星期六来了,但与她度过“几小时美妙的时刻”后,他又走了,没说何时再来。“我如坐针毡,觉得他时刻都可能前来。”

一星期后,她又写了日记,但写得杂乱无章,好像是匆匆忙忙写的,或是有极大的感情压力:

“八天没听到他的消息了,我真希望生病才好。为什么我身上就不发生点儿事情,为什么我要忍受这些。真希望不曾见过他才好呢。我绝望了。现在,我要买安眠药了,至少,我能昏昏沉沉,不再去想这么多了……他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不把这笔风月债一笔勾销。”

几天后,她又为他找借口:他的“政治事务太多”。但当他请她到“四季旅馆”去,她的“耐心等待”的决心便烟消云散了。

“我在他身旁坐了3个小时,却连一句话也不能说。分别时,与先前一样,他递给我一个装着钱的信封。他要能在里边写上一句问候语或一两个好听的字眼,那该多美呀,它会使我高兴的。但这些事儿他就是想不到。”

到月底,当听到闲言闲语说希特勒已另外找了一个外号叫瓦尔库莉的女人时,她的孤独便成了极度的嫉妒。

“……我觉得,他不告诉我,这是不公平的。他应该了解我,如果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心已属别人时,我是不会碍手碍脚的。”

5月底,在绝望之余,她给他写了一封像是哀求的信,之后便在日记中写道:

“……如果到今晚10时还得不到答复,我就吞25粒药丸,轻轻地睡到另一个世界去。

“3个月不给我写一句安慰的话,难道这就是他常向我表白的伟大的爱情吗?

“就算这些日子来他脑子里装满了政治问题,总能找到一点时间轻松一下吧!去年怎样呢?罗姆和意大利不也给他许多事做吗?但他还有时间给我……

“恐怕后边还有点儿别的什么。

“不应我负责。当然不。

“也许是另外一个女人——但不是瓦尔库莉姑娘,那不像是真的;不过,还有许多别的姑娘呀。

“还有什么别的理由呢?找不到。”

几小时后,她在日记中最后写了哀怜的几行:

“亲爱的上帝,真怕他今天不理我。要有人能帮助我就好了,一切都绝望得可怕。也许我的信到得不是时候。也许我压根儿就不该写。

“不管怎样,与其要这样捉摸不定,还不如立刻死了好。

“亲爱的上帝,帮助我吧!让我今天能与他说话吧!明天就太晚了。”

爱娃·勃劳恩有所不知的是,希特勒收到她的绝望信时,他正在接受手术。几个月来,他一直喉咙发痛。由于讲演多,且又长得没有尽头,他的嗓子沙哑了,而且还发现喉头长有东西。他旧日的恐惧又复活了。据施佩尔说,数月来,他老在谈论菲特烈皇帝三世——死于喉癌。喉咙痛不算,又兼胃痛——也许与青年时*?在维也纳患的相类似。他一直在服新巴勒斯妥。很明显,他是服药过度,因为这药含有粘合油。一次,他因此中了毒,惊慌不已,连忙把格拉威茨医生叫来。他诉说头痛、眩晕、耳鸣和重视。5月23日,即元首发表重要外交演说后两天,柏林大学耳鼻喉科主任卡尔·冯·埃肯教授从元首的声带上切除了一块一厘米大小的息肉。这是个小手术(是在总理府进行的)只用了小量吗啡作镇静剂。即使如此,希特勒却甜睡了14个小时。“我那时很担心”,埃肯后来透露说。手术后,埃肯教授劝他在数天内不要大声说话,将来也不要冲动,“不要大声喊叫……”他承认,曾有人这样对他说过,但一演讲又全忘了(*引自1938年11月14日的《时代》。该报曾报道说,希特勒曾请世界著名的耳鼻喉专家、维也纳的海因里希·冯·纽曼教授检查他的喉头。纽曼是个正统的犹太人,他于是遭拒)。

埃肯向他的病人保证,他切除的是一块“简单的息肉”,就是说,是一块良性生长物。但希特勒仍在犯愁,生怕像他母要那样会长癌。他之所以未给爱娃回信或指示其副官打个电话安慰她几句,大概是因为他思想集中在怀疑自己有病上的缘故。

在感到绝望和被抛其后,爱娃于5月29日凌晨吞下了20粒“瓦诺风”(安眠药)。是她妹妹伊尔塞发现她昏迷不醒的。伊尔塞在一名外科医生手下当接待员,学了一点急救知识。在给姐姐急救后,连忙打电话给她的雇主马丁·马克思医生——她信任他。爱娃的日记是在医生给她治病时被伊尔塞发现的。她决心为姐姐的第二次自杀保守秘密,便把最紧要的几页撕了下来,以免连累马克思医生——他是犹太人。伊尔塞也怕父亲会作出强烈反应,也怕元首会询问他的情人的精神状态是否稳定。所以,她说,姐姐的自杀,部分是演戏。毕竟,爱娃只吞服了药性比佛罗拿要轻的安眠药——她明白,姐妹们回家后,总有一个会向她道晚安的。

马克思医生热心地把病因说成是疲劳过度,是吞服安眠药过量的结果。希特勒接受了这种解释(但伊尔塞·勃劳恩至今仍坚信,元首猜出了真情)。不管是何种情形,这个“偶然事件”也达到了语言未能达到的目的。

那年夏天,她找到了自己的归宿。1935年8月19日,她与妹妹格里特尔迁进了3间一套的公寓房。该公寓房座落在环境安静的波根豪森住宅区,离元首在慕尼黑的寓所只有一箭之遥。房租是由他通过霍夫曼间接付的。他还买了家具,把房子布置了一番。

希特勒平时很少在那里。他若是来,也是在邻居们入睡以后。即使如此,他与爱娃的约会也很难保密,因为秘密警察在大楼内外暗中保护。另外,由于喉咙依旧在折磨他,他不得不大声清嗓子。在爱娃迁进新居的前夕,他在贝希特斯加登找了个医生,说喉咙里还有东西。他说,有人曾给他送来一束鲜花,接花时指甲里进了刺,他是用牙去咬的。他怕咬刺时不慎将它吞了下去。医生没发现什么,只用2.5%的硝盐银溶液给他洗喉。但希特勒又向冯·埃肯教授表示,他怕里边长癌。医生只好将一系列的标本送给系里的一名同事(埃肯教授称他的病人为阿道夫·米勒)。8月21日,结论下来了:“阿道夫·米勒”没什么可担忧的,那块息肉是良性的。

希特勒的不安轻些了——至少是在目前——但还是抽不出多少时间去看爱娃,因为他又在为1935年在纽伦堡庆祝党的生日作准备。另外,他之深夜私访爱娃又引出不少谣言,有可能在政治上给他带来麻烦。爱娃新近得到的自由也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她父亲为此暧昧关系,即使是与德国的国家元首,而感到丢脸。9月7日,弗里茨·勃劳恩鼓足勇气致函希特勒,要求他让爱娃回到“家庭的怀抱”。勃劳恩很谨慎,叫霍夫曼将信亲自交给元首。但这位摄影师更加谨慎:他把信交给了爱娃。她撕毁了信,但有意给父亲这个印象:元首读过这封信,但不屑于回答。勃劳恩太太瞒着丈夫,也写过一封类似的信,直接寄给了希特勒。这封信压根儿就未获答复。

希特勒在纽伦堡的主要演说是在9月11日作的。它原是呼吁要发展文化,却发展成对犹太人的另一次攻击。他攻击说,犹太人从未产生过,也永远不会产生一种有自己特点的艺术。但攻击是如此之温和,以致使外国观察家怀疑,他的反犹纲领,如同他对各大国保证的那样,是否真的有所改变。恰恰相反,西方越来越激烈的抵制德货运动使他深信,将几乎刚好16年前他宣布要采取的某些法律措施付诸实施的时刻已经到了。9月13日,他下令在24小时内拟就一项法律,叫《保护德国血统和荣誉法。》

被分配承担这一任务的人们刚草就一份禁止犹太人与有“日耳曼或有关血统”的公民结婚或婚外性交的法令,希特勒又派人送来了新的命令,要他们起草《帝国公民法》。苦恼的作者们很快便把纸用完了,只好将就着使用旧的菜单。直到9月15日凌晨2时30分,众人才一致同意,只有具有“日耳曼或有关血统。”的人才能当公民。

其它条款未发生争执。于是,次日上午9时,希特勒便在纽伦堡举行的特别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这些法律的通过,实际上是对犹太人有利。这可能“为德国人与犹太人建立可容忍的关系铺平道路”这些温和的言辞后边立刻出现了威胁性的语言:“如果这个愿望得不到实现,犹太人在国内外的煽风点火得以继续,那么,我们的这种立场就得重新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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