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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带着梦游者的保证” (1)

第五部戴假面具的战争

1936.3-1937.1

1936年3月7日,星期六,当德军开进莱茵兰时,伦敦并未认真考虑是否采取行动。弗朗斯瓦·本塞则从柏林极力敦促(英国)采取“激烈行动”。也许,这便唤起了法国政府的抵抗精神,因为政府催促总参谋部采取行动。与所有这类人一样,他们保守得几乎到了胆小的地步。甘末林将军警告说,“一个战争行动,不管如何有限,都会带来预想不到的危险。如不发布战争总动员便不能突然采取行动。”他同意派遣十三个师至马奇诺防线。

这本是个胆怯的姿态,却吓坏了甘末林的柏林对手。星期天上午,勃洛姆堡将军恳求希特勒至少也要从亚琛、特里尔和萨尔布吕肯撤军。他说,若法国发动进攻,德国势必不战而退,这在道义上和军事上都会遭到重大失败。尽管忧心忡忡,希特勒却纹丝不动。他让勃洛姆堡等待,如有必要可有明日撤军。尽管法国总理发表了一起强烈反对的广播演说,希特勒仍不动摇。法总理说:只要斯特拉斯堡仍受德国枪炮威胁,法国决不谈判。

星期一,2.5万名德军开进了莱茵兰。牧师们挥舞着香炉为他们祝福。虽然法国人只不过是在动嘴皮子,希特勒却已焦急万分。他后来承认说,这样的压力若要承受十年,他可受不了。在德军开进莱茵兰后的48小时,他对他的翻译说,“这是我一生中最伤脑筋的时刻。”如果法国作出报复,“我们就得夹着尾巴后撤,因为我们兵力不足,连轻微抵抗也做不到”。他趾高气扬地到占领区进行视察,未发生任何意外。在回家的专列上,希特勒心情舒畅。“上帝呀,一切进展如此顺利,真叫人放心!”他一边说,一边又在吹牛:“不错,世界属于智勇双全的人们。上帝保佑他。”他令左右快放瓦格纳的唱片《帕西法尔》,边听边说,他的信仰就是受这出歌剧影响后建立的。他的观点是:如果英法结成巩固阵线,德国便会不战而降。我们无法接受一个疯狂独裁者所作的估计。

奇怪的是,这种绝望的情绪于次日3月12日,便被压下去了。这天,国联在伦敦举行会议,一致通过决议,谴责德国破坏了条约。3名武官惊慌失措地给柏林拍来电报。勃洛姆堡连忙带着电报去找元首。元首连看都未看便将电报往口袋进一塞。勃洛姆堡求元首妥协,但他断然予以拒绝,并粗暴地对勃洛姆堡说,不准他将来干预政治事务。他说,政策出自帝国总理府,而不是出自战争部。他的外交部长比将领们更加好战。牛赖特反对任何妥协。他告诫元首,应耐心等待,在从莱茵兰撤军前,应看看外国官方有何反应。

元首听从了外长的劝告。接着,希特勒在慕尼黑对一群听众说,“我带着梦游者的保证,按上帝的旨意行事。”几小时后,里宾特洛甫从伦敦传来话说,危机已过,艾登似乎只对谈判感兴趣。

元首大喜。那时,若是别人当德国领袖,那将发生什么情况?后来,元首对其心腹夸口说:“无论是谁,你们说得出来,他都会吓得魂飞魄散。没法子,我只好撒谎。由于我沉着,毫不动摇,我们才得救。我威胁说,除非形势在24小时内有所缓和,否则,我就再派6个师去莱茵兰。其实,我只有4个旅。”

由于最弱的一环在握,希特勒成功地讹作了英法两国。这证明,若无武力做后盾,只用空话进行国际谴责是无济于事的。与此同时,他也感到,比其他的将军,他的政治本能更为健全。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次胜利,也加强了他对自己之命运的信任感。他已发现,一个意志坚强,敢于动用武力的人,在反对其一想到打另一次世界大战便吓得三魂走了七魄的对手中,究竟能走得多远。

希特勒也狡猾地利用莱茵兰事件为其在国内进一步巩固其权力服务。他解散了国会,并将这一政策交给公民投票作决。这次公民投票并非大选,而是上有“兴登堡”号轻气球(画满了卍字)作掩护的在各市穿梭的胜利大游行。“我并未篡权。”他对卡尔斯鲁厄的群众说:‘我按良心办事,也是为关心人民故。我明白,我必须保持我国人民的荣誉,领导他们重新在世界上取得光荣的一席。若因为我之故,我国人民再次遭受不必要的忧愁与痛苦,那末,我就祈求万能的上帝惩罚我。”

3月29日,在未动用一枪一弹的情况下,百分之九十八点八的选民投票选举希特勒。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元首如此受群众欢迎。另外,在3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他已把一个要央求别人的国家变成了挑战者。这种地位上升被承认的地方莫过于英国了。威尔士知名人士交际极广的杜马斯·琼斯,以非官方大使的身份来到了德国。他的第一站是达莱姆,在那里,深知他与鲍尔温关系密切的里宾特洛甫敦促他与首相斡旋。

“我想让鲍尔温先生见见希特勒。”据琼斯日记中引里宾特洛甫的话:“谈话时他并不是个独裁者。他很像鲍尔温先生。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将决定几代人的命运……鲍尔温先生应该亲耳听听希特勒的观点,不必通过中间人。希特勒会以绝对的公正与他交谈的。”里宾特洛甫极力把元首说得有声有色:“他内心是个保守派,过着画家的简朴生活,酷好音乐和绘画。”里宾特洛甫说:“在外交政策方面,只有希特勒才听冯·里宾特洛甫的建议。”

“总参谋部怎么样?”琼斯问。

“在帝国政府中,容克们已不再有影响了。”外交部长回答说:“重新征兵不是部队的决定,而是希特勒自己的决定。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不是征服或统治他人,而是要自立。”

次日上午,5月17日,他们飞往柏林面见希特勒,同行的还有译员施密特。星期日中午,四人便在希特勒寓所宽敞的客厅里会面。琼斯觉得,这间客厅是不折不扣的维多利亚式的。“我们真像是在格拉斯哥的苔勒斯公园里,像是在1880年的一家商人的客厅里。”琼斯说,鲍尔温希望与德国合作,但“任重道远”。意大利新近在埃塞俄比亚所取得的胜利,虽然令国联的许多支持者震惊,但众多的英国人深信国联。

希特勒回答说,很明显,英国人也分成两派,一派力主加强现在的国联;另一派则主张将它改造成保守组织。他自己赞成后一政策,反对承担未予明确的义务,因为这是无法实现的。埃塞俄比亚事件给人的教训是,若没有一个国际组织,问题的解决可能会更好些。他说:“国联的作用是给埃塞俄比亚人带来希望,欺骗其它国家,似乎日内瓦正在采取某些有效措施,同时则让意大利‘逃之夭夭’。”这种说法,可谓是在描述他自己在莱茵兰的赌博。不过,如果说琼斯看穿了这点,他在日记中却没有记载。一个半钟头的会见结束了,结果却只是彼此交换了信心。“我指出,鲍尔温先生是个羞怯而谦虚的政治家,对自己当首相颇觉吃惊。时至今日,他还未真正将惊压住呢。这句话翻译过去后,元首脱口道:‘我也如此呀’”。

这是令希特勒特别难受的时刻。他的司机施列克不久前死于车祸,而他自己则受失眠折磨。在与琼斯会见后数天,他向勃兰特医生诉说,他左耳耳鸣,其音律甚高,有如金属声。勃兰特嘱他在入睡前稍事散步,用热水和凉水交替洗脚,然后吃几粒轻剂量的安眠药。元首确曾服用安眠药片。在按他自己的设计而建造的新总理府内,元首遵守更加严格的生活规律。一到晚间,他便将自己反锁在简朴的寝室内。室内的唯一装饰是他母亲的油画像——是按一张旧照片画的;床的右边放一张床头桌。他曾指示他的一个男仆卡尔·克劳塞,不管他在何处就寝,在床头的同一位置必须为他放一张桌。早晨,他坚持自己刮胡子,穿衣也不用仆人帮助,只有在穿好外衣后他才出房门,与克劳塞打过招呼后,便径自进入书房进早餐。他的早餐一般是两杯牛奶,十块左右的饼干和几块半甜不甜的巧克力。早饭他通常是站着吃的,且边吃边翻阅新闻局送来的材料。他通常只花五分钟吃早餐,之后,便直接进办公室。

在这繁忙的日子里,他几乎唯一的娱乐就是每晚在宽敞的客厅里看电影。克劳塞通常会给他一张电影名单,列有五、六部电影,而他则从中挑选。若某部电影令他厌倦,他便会喊“乱七八糟”,然后再要另一部。他最喜欢的女演员是格丽泰·嘉宝。据伊万纳·克尔克帕特里克爵士说,他“最喜欢的影片之一是《一位孟加拉枪骑手的生活》,这部片子他看了3次。他之所以喜欢这部影片,是因为它描写了几个英国人是如何奴役一个国家的。一个优秀的民族就该如此行动。于是,它便成了党卫军必看的影片。”他更喜欢法国影片,因为,他说,它们忠实地记录了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不能向公众放映,太遗憾了。”他对弗里德林·瓦格纳说,戈培尔办公室未剪净的影片,都由瓦格纳负责检查。

由于希特勒的健康未有好转的迹象,勃兰特便建议他休养一个时期,且最好到贝希特斯加登去,因为他在那里能睡好。他听了勃兰特的忠告。在尔后数月内,他尽量多住在瓦申弗尔德寓所。那年夏天,他又参加了瓦格纳庆典。由于尤妮提·米福特和妹妹狄亚娜也在那里,瓦格纳太太便邀她们共进午餐,希特勒很高兴。“你知道,尤妮提的生活费每月只有一百个马克左右。”据弗里特林·瓦格纳说,希特勒曾说过:“她父母切断了她的生活来源,企图迫使她返回英国。她回去过一二次,每次都逃了出来。”

7月22日晚,两个居住在国外属纳粹党圈外组织的德国人的突然来访,打乱了白莱特的田园式的生活。来访时,他们带来了西班牙一位名叫佛朗哥将军的信。此人是反对共和政府的起义军首领,急需飞机运送部队至非洲,反对“赤军”。希特勒立即把戈林召来——他刚好在白莱特参加庆典。戈林敦促希特勒支持佛朗哥,原因有二:一则可阻止共产主义扩散,二则可“锻炼我的年轻的空军”。希特勒派出了部分运输机群,还派出了不少战斗机、轰炸机和高射机枪,以作试验——仅此而已。延长西班牙内战,这不但对德国有利,而且还能阻止墨索里尼——业已大量支援佛朗哥——与法国和英国建立进一步的关系,受孤立的墨索里尼必然要转向德国。

里宾特洛甫则告诫希特勒勿插手西班牙事件。那里是得不到什么桂冠的,而且他也怕”又把与英国的关系复杂化,因为英国肯定对德国之干预会不高兴的”。希特勒辩解说,作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他有责任援助佛朗哥。西班牙若成了共产党的天下(业已由左派统治的),法国必然会被布尔什维克化。“若被夹在强大的东方苏维埃集团和西方的法—西集团之间,一旦遭苏联进攻,我们便会束手待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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