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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带着梦游者的保证” (3)

在莱茵兰政变后,元首更埋头于对外政策。他置国内问题于不顾,任凭自流,强行让党和国家接受令人不安的现状。他也开始与党内的老同志们疏远,“除非他亲自派人把他们找来,否则他闭门谢客”。狄特里希回忆道:“同时,他也想方设法在他与同僚之间竖立障碍……希特勒已不容忍反对他的主意的任何意见,对怀疑其正确性的任何事物都一概不能容忍。”

那年夏天,《现代史》的一位撰稿人伊格纳狄乌斯·法依雷前来瓦申弗尔德采访元首时,他发现元首在过去一年中已老了许多。对在维也纳那些日子里的生活,对音乐和绘画,甚至对罗姆集团的情况,他均侃侃而谈;但对其政治前景,他却闭口不提。对上萨尔茨堡的美景,他大加赞赏。这里,只有在这里,他才能“呼吸、思考和生活……我想起了过去的我,以及我要完成的事业——假如我还有气力的话。要是上帝和运星能伴我至终就好了!”

与他姐姐安吉拉坐在门廊里欣赏萨尔茨堡的美景时,他也表现过同样阴郁的神情。有人曾说,他曾欺骗过邻近的一个农民,以一件家具骗了那人1000马克。对此说法,他也闷闷不乐。“听着,阿道夫,还没有那样糟糕。”安吉拉说:“几十年后,待你成了‘上萨尔茨堡的老头子’时,1000马克,或多点儿或少点儿,都会无关紧要的!”希特勒一时不作声,然后一手搂着她的肩膀:“首先,1000马克左右一事,现在却是件事儿;其次,我永远也成不了‘上萨尔茨堡的老头子’。因为,亲爱的安吉拉,我的时间太少了。”

那年夏天晚些时候,他们的亲密关系变了,这主要是因为她越来越不同意他与爱娃·勃劳恩的那种暧昧关系(私下里,她称爱娃为“那头蠢牛”)。但是,她试图让希特勒与其情妇交恶的努力失败了。自爱娃二次自杀以来,他变得更加体贴。不久前,他又在她与妹妹居住地不远处购买了一座舒适的两层楼房,供她居住。三万马克的房钱是霍夫曼支付的。他将房子交给她,表面上是说以此支付姊妹俩为他照的照片。希特勒也常把爱娃带到上萨尔茨堡去。到此时,安吉拉已拒绝与爱娃握手,只冷冷地叫她“小姐”,而不是客气点儿的称呼”亲爱的小姐”。安吉拉常常不在瓦申弗尔德给她留房子。爱娃无奈,只好在普拉特旅馆开房。

到秋天,安吉拉与其同父异母的弟弟的关系已变得很紧张。她决定辞去其管家的职务。有谣言说,她是因爱娃被希特勒解雇的。但是据家人说,主要争论之点在于安吉拉有再次出嫁的计划。希特勒要安吉拉继续当瓦申弗尔德的女主人,但她坚持不肯,嫁给了设在德累斯顿的“国家建筑协会”的主任马丁·汉密茨希教授。据元首的第二个堂弟汉斯·希特勒说,另一个争端是,安吉拉坚持要公开抛头露面。“她想把自己变成个要员……而希特勒又不能容忍这点。”他母亲的一个亲戚,弗里茨·保利,更令人难堪。他不但娶了一个犹太老婆,而且还有一种奇特的幽默感,将这件事公诸于世。他将希特勒的家谱印在明信片上,还把他老婆的处女名(罗森绍尔)作为家谱的最后一支,并且说,这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犹太血统的情形。

还有一种谣传,说他虐待自己的妹妹保拉。战后,保拉对此予以否认。当希特勒恶名昭著并传至维也纳时,她改姓乌尔夫。即使如此,她仍被解雇。“我去了慕尼黑,把我生活的困况告诉了我哥哥。他非常谅解我的处境,答应日后的生活完全由他负责。”他每月给她250马克,1938年时增至500马克。之外,每年圣诞节时送她价值3000马克的礼物,还帮她买了一座房子。她偶尔也到上萨尔茨堡去看他,但每次难得住上两个星期。据官方公布的消息说,因为元首“太忙”,所以才未参加她的婚礼。

这样,爱娃便成了瓦申弗尔德的无可争议的女主人(当时房子正在全面改建)。作为希特勒夏日官邸,瓦申弗尔德必须加以扩建,使之适于举行高级外交谈判。同时,还给爱娃准备了一间卧室,一间梳妆室和一间洗澡房。这些都与他的卧室与书房相连。建筑这座显赫的房子(改名为贝格霍夫),以及山边兴建豪华设施的工作,全由马丁·鲍曼承担。对此工程,事无巨细,鲍曼全盘予以过问,几乎到了荒唐的地步。

一次,希特勒在进午餐时,在食物上加了调味品,但不知它是什么。鲍曼立刻离开餐桌,发狂似地往柏林挂电话。数小时后,他向心不在焉的希特勒宣布:“我的元首,调味品的成份如下……”他对下属的态度可就没有如此有趣了。一天,当他向赫斯的私人秘书希尔德加德·法斯口述指示时,竟令她取下眼镜。她提出抗议,他却把眼镜掰成两半,还说:“不戴眼镜,你要漂亮多了!”

鲍曼的飞黄腾达,令其他人慢慢失宠。埃塞尔光荣地被调去当了小官——旅行代理人,罗森堡被推至后台,连汉夫斯坦格尔也遭到冷落。由于汉夫施坦格尔出言不逊,使他在党内受到怀疑,还谣传被列入黑名单。另外,在1936年,由于赫仑纳获准离婚,汉夫施坦格尔与希特勒的最后联系也断了。当希特勒得知离婚消息时,希特勒冲口说道:“哎,我得立刻给她发封电报,祝她好运。”但是,他又改口说,“不行,那样做不行。”他最后说:“汉夫施坦格尔太太是德国少有的真正的贵夫人之一。”每逢她的生日,他继续给她送花。

汉夫施坦格尔将其内心的担忧告诉了埃贡——时年15岁。那年夏天,父子二人在施塔恩贝格湖游览,帆船停于湖心。“孩子,我有话跟你说,要牢牢记住,连一个字都不能忘记。情况不妙。先前,我们全相信运动,对不对?现在,我仍在设法相信它。”他说,他发现了许多贪污腐化的情形,希特勒只听信于一帮卑鄙的罪犯和吹牛拍马者。“若按目前的速度下去,我们就要打仗——与英国人和美国人打仗。这将危及德国和全世界。”目前,国内情况一团糟,因为官员们的办公桌后坐着一群无赖。“上帝知道,我已找过希特勒,要他警惕。”但他就是不听。“只说情况不明是无济于事的,他必须知道。如果他知道,就应该拿他负责。”汉夫施坦格尔说,他的宿敌曾试图用侵吞公款的罪名陷害他。“不过,他们失败了,我完全将自己洗涮净尽。但他们仍不甘心,不久我就要为自己的生命而斗争。迟早他们都会将我清洗掉的。”

儿子也不觉得惊奇,因为他也觉得希特勒变了。他不明白的是,父亲为何不立刻逃难。汉夫施坦格尔说,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他曾协助党取得政权,曾在政治上和人身上数次帮助元首脱险。“我们全都有责任。”他说:“基础以及百分之九十五原来的目标都是好的。还有一线希望。”

与此同时,他们还作好了出逃的计划,暗语是这条船舶的名字。信的开头若用了“也许”那就是令埃贡坐火车去瑞士。他走时不应向任何人说话,连向母亲说话也不准。既然她与他已离婚,埃贡用不着担心母亲会遭到株连。希特勒肯定比先前更喜欢她“要装出什么也没有注意到,要静静地走开,不要耽搁”。

不到半年,危机便来了。汉夫施坦格尔被令立即飞往西班牙,目的是去保护在西班牙的德国记者的利益。但是,飞机一升空,驾驶员便通知汉夫施坦格尔,他已奉命在巴塞罗纳和马德里之间的“红区”跳伞。汉夫施坦格尔喊道,这是死刑。同情他的驾驶员解释说,命令是在快起飞时由戈林签署的。过了不久,一个发动机突然嘎嘎作响。飞行员便呼叫说,飞机有毛病。接着他又意味深长地看了汉夫施坦格尔一眼,补充说,他得找个小机场着陆。着陆后,汉夫施坦格尔便假装要请示柏林。他从电话间出来,对驾驶员说,元首令他赶回乌夫因。他坐上开往慕尼黑的夜班火车,次日一早便换车去苏黎世。在那里,他给儿子发出一封带有隐语的信。埃贡叠了几件衣裳,带着元首的一幅自画像,跳上了前往苏黎世的火车,在车上的厕所里藏了几个小时。午夜前,他便与父亲汇合了。直到不久前,人们一般还相信,飞机事故实际上是个玩笑,目的在于对汉夫施坦格尔进行惩罚,因为他发表过对在西班牙作战的德军的士气不利的讲话。但是,在汉夫施坦格尔1970年出版的《ZwisWeissemundBrawnemHaus》(直译《在白色和褐色的房屋中间》——译著)一书中,作者发表了德国空军将领冯·舒安贝克将军的一封信。该信表明,那次可能真是个暗杀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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