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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水晶之夜” (2)

自青年时代起,希特勒便对民主国家及其领导人说一套做一套的本领嗤之以鼻。因此,对1938年整个下半年西方发出的抗议,他不像他的忠实的追随者那样关切。例如,鲁道夫·赫斯就异常沮丧。12月23日,他便与元首早期的追随者布鲁克曼一家坐了两个小时。他告诉他们,他曾哀求元首阻止集体屠杀,却徒劳无功。

对这些老一辈追随者的变节,希特勒想必是知道的。但在新年前夕,他仍兴致勃勃,穿起燕尾服,出席在贝格霍夫举行的除夕庆祝晚会。“我姐姐”,伊尔塞·勃劳恩在日记中写道,“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劝他穿得像样一点儿。‘你看看墨索里尼’,她常说,‘他还有一套新制服。你呢,戴的是邮差帽!’”他吻了伊尔塞的手,并说,他们姐妹俩都是美人儿。

“当他看着我的时候,我胸前的汗珠大个大个地冒出来,我连说‘非常感谢’的勇气都没有——虽然,我曾下定决心要发一大通议论。”

在接受了客人和手下的正式祝贺后,希特勒参加了条顿人的一个古老的仪式。人们将熔化的铅倒入一小盆水中。据说,盆中的铅是何形状可决定人们的前途。“希特勒对结果似乎不满意,因为事后他坐在扶手椅上,两眼直愣愣地盯着炉火,整晚都几乎没有开口。爱娃为他担心极了。”

数天后,一群银行家群起而攻之,反对希特勒之庞大的重新武装的计划,这使他的情绪更坏。“帝国的无边无际的开支”,由帝国银行总裁赫加尔玛·沙希特起草、由各银行总裁签署的备忘录写道,“是对货币的最严重的威胁。开支的巨额增加使我们无法作出正常的预算;即使加紧税收,它也使国家财政走向崩溃的边缘。同样,它也破坏了帝国银行及我国的货币。”沙希特警告说,面对这种通货膨胀的政策,我国的货币是难以维持稳定的,“停止这种做法的时机已经到了。”

沙希特知道,希特勒肯定会怒不可遏的,因为他这一说实际上是要结束军事冒险。他把自己的所为告诉了施威林·冯·克罗希格,并说,他准备被解雇(他业已丢失了经济部长的职务,由瓦尔特·丰克接替了他。丰克的权力立刻便被戈林以四年计划主任的名义吞并)。财政部长说,如沙希特走人,他就主动要求解职。然后,他便草拟了一份类似的备忘录,送给了希特勒。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但什么事也没发生。1939年1月19日深夜,沙希特的电话铃响了。他受令于次日上午9时往见元首。在这个时间会见是异乎寻常的,因为希特勒很少在凌晨3时前上床。据沙希特说,元首当时开门见山就说,“我叫你来,目的是要告诉你,你被解除了帝国银行总裁的职务。这是解职书。”沙希特接过了解职书。“你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图景格格不入”。希特勒说完,等待了片刻,看沙希特有何话说。

沙希特依旧沉默不语。接着,希特勒便斥责了他一番,说他不该在圣诞之夜有银行工作人员参加的晚会上谴责“水晶之夜”。“假若我先知道这些都是您批准的”,沙希特终于说话了,“我便可能保持沉默。”

这个回答似乎令希特勒吃了一惊。“反正”,他愤慨地说,“我太伤心了,不想跟你再谈下去。”两人于是同意,沙希特出国作长途旅行。此后不久,他便去了印度。搞掉了他,希特勒如释重负。“若是搞强硬措施”,后来,希特勒对其内层人士说,“沙希特是颗无价珍珠。”但是,每次叫他拿出性格力量来时,他总是拿不出来。

沙希特被解职后,很快,魏德曼上尉便被召至冬园。近几月来,希特勒待他越来越冷淡,而魏德曼也猜到了自己也会被开除的命运。自“水晶之夜”以来,元首似乎就生活在与现实毫不相干的世外桃源中。每当魏德曼试图讨论体制上的缺点时,希特勒总是对他置之不理。

“身居高位,或处身于内层的人们,若不同意我的政治观点,他们对我就毫无用处”,他简明扼要地对魏德曼说。“我解除你我之私人副官的职务,委派你为旧金山领事。对此新职,你可接受也可拒绝。”魏德曼毫不迟疑地接受了此职,但说,希望不要减他的薪水。听到这里,希特勒的语调缓和一些了。“经济上有什么问题,你尽管提。”这样,经过四年紧密相处后,这两个战时的同志便在互无怨恨的情况下分手了。

沙希特与魏德曼之下台标志着约瑟夫·戈培尔重新获宠——他之失宠系他寻花问柳的行径使然。“每个女人都使我热血沸腾”,他在二十多岁时的日记中写道。“像一头狼似的,我来回徘徊。”与玛格达结婚后,他也没有节制。与此同时,他与众多女人保持性的关系,且从不公开妥协。就是说,直到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那年夏天他爱上了捷克女演员丽达·巴洛娃时为止。玛格达原以为这不过是通常的打情骂俏,到后来,到1938年,她失去了耐性,要求离婚。对同性恋行为,希特勒曾表现出惊人的忍耐力,但是,对于党的领导人抛弃曾助他取得权力的伴侣之举,他却非常难过。他要戈培尔与那个女演员断绝来往。开始时,他拒绝了,并提出辞去其部长职务,愿到日本或其它遥远的国家去当大使。后来,他在压力面前屈服了,放弃了他的伟大的爱情。在警方的“劝告”下,巴洛娃回捷克斯洛伐克去了。她一走,希特勒马上把戈培尔全家召到贝格霍夫。戈培尔夫妇和三个孩子在克尔斯坦茶馆门口照的照片,被公开发表,以证明这家人诸事如意。

这些戏剧性的妥协表演,刚好发生在“水晶之夜”前几个星期。失去丽达·巴洛娃的痛苦——以及想在诸如希姆莱和罗森堡等人(他们觉得,戈培尔丑闻“给党的道义地位带来最严重的一击”)面前恢复名誉的愿望——所有这些,都可能是令他在11月的“水晶之夜”如此肆无忌惮的原因。

戈培尔的官复原职,刚好发生在希特勒对犹太人问题有了新的看法的时候。不久前,希特勒曾前往特鲁斯特太太在慕尼黑的画室。她敦促希特勒重新起用亚瑟·皮希勒这位犹太作曲家,允许他在奥格斯堡音乐学校里任教,为什么犹太人就不能个别看待呢?她争辩说。她所认识的那几个犹太人,不但是本行业中的行家,而且也是宝贵的人。

“那都是你的经历”,希特勒想了想后说,“假若我也有类似的经历。我可能不会走上现在的道路。但,我的经历大不相同——像我在维也纳的经历那样。”他必须把德国人民的命运看得高于一切。“犹太人独立生活着,为自己的法律服务,从来不为他成为公民的那个民族或国家而活着,或服从于那里的法律。他不属于德国人民,在我们中,他仅仅是客。但,做客也与1918—1933年这个时期不同。那时,他们霸占了艺术界、文学界、新闻界、商界和银行界的最高职务。让我国人民在自己的民族特点的基础上重新建立牢固而健康的前途,这是我的责任。使德国人民,特别是德国工人,能安全地生活,并有光明的前途——这是我毕生的任务。”这番话是为拒绝她“原则上”的要求而说的。奇怪的是,当他再次前往慕尼黑时,他一反常态,居然同意重新起用皮希勒教授。

如同1938年初,伪称捷克在边境上调动军队曾促使希特勒过早地采取行动一样,国外针对“水晶之夜”而发的抗议风暴,也可能加深了他对犹太人的憎恨,并促使他寻找对付他们的新办法。1939年2月21日,他对捷克外交部长契瓦尔科夫斯基说,对一个未消灭犹太人的国家,德国是不会提供保证的。这就表明他已完全失去了客观性。“我们的友善不外乎是软弱,我们也觉后悔”,他说。“这些害人虫必须消灭。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共戴天的仇人。到本年底,德国的犹太人将一个不留。”他们决不会像18年11月那样,逃脱惩罚。“与他们算账的日子到了。”

几天后,外交部向各外交使团和领事馆发出一份通知,指出犹太人问题系德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因素。“德国对犹政策的最终目标”,通知说,“是实现住在德国领土上的全体犹太人的移民。”自国社党降临以来,只有10万多一点犹太人从德国移民出去,在新的东道国安家落户。这个移民数量虽小,但已引起美国、法国、荷兰和挪威各国本土居民的抵制。尽管德国在道义上进行了谴责,西方国家像隐士一样,将边界封闭,不准希特勒的犹太人入境。这个地方突然反犹的火药味十足,这就证明将犹太人大规模运送出境的做法是行之有效的。通知在结尾说,德国政策的目标“是在将来将犹太人问题获得国际解决,它决不受对‘被驱逐的犹太小教’的虚伪同情所左右,而是基于各民族的成熟的认识,即,犹太人将给各国的民族生存带来危险。”

1月29日,希特勒更明目张胆地宣布了其突然改变了的战术。在庆祝纳粹党掌权6周年的大会上,在向国会作的演讲中,他向世界犹太人宣战。意味深长的是,在几小时前,他曾令海军在五年内建成一支强大的潜艇舰队。他攻击说,英国、美国和法国,“至今仍不断遭犹太和非犹太鼓动家的煽动,仇恨德国和德国人民”,而他所需要的不外乎是安静和平罢了。他说,这些旨在带来战争的谎言及企图,丝毫影响不了德国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态度。这也是自他上台以来首次挑开最终计划的面纱:“在我的生命旅途中,我历来是个预言家,也常因此遭人耻笑……我将再次做个预言家:如欧洲内外的犹太金融寡头得以将各国再次抛入世界大战中,那末,结果将不是地球的布尔什维克化,不是犹太人的胜利,而是犹太种族在欧洲的被消灭!”他这个偏执狂是在向犹太人高喊:“住手!你们在迫我杀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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