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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西线的胜利 (3)

希特勒决定进攻西方的风声传出去后,德国内部各抵制派便制订计划,试图进行政变和谋杀。有些人主张将元首处决,有些人则主张将他绑架,建立军人执政团或民主政府。他们列出了各部部长的名单,还向美国和其它中立国伸出了触角,密谋者中最认真的恰恰是最高统帅部里的人,领导者是一位性情鲁莽的骑兵军官汉斯·奥斯特上校。他是海军上将卡纳里斯谍报局的主要情报助手,性情急躁,常常不小心谨慎。他所处的战略地位是再好不过的了。还有,他与陆军内各派均有联系,与沙希特等人,与外交部,甚至与党卫队都有联系。

奥斯特在慕尼黑找到了一个极有价值的人选。他是个律师,名叫约瑟夫·缪勒,他多年来憎恨希特勒。受奥斯特怂恿,缪勒(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于10月上旬秘密访问罗马,以试探英国人是否愿与一反纳粹政权媾和。他会见了教皇庇护士十二世,发现他自愿充当调停人。教皇的秘书从英国公使处打听到,大不列颠并不反对与一个反希特勒的德国达成“软和平”。

缪勒原只有权将此情报口头转达给德国的,但他祈求得到一些书面的东西,以便向谍报局和军方人士证明,这个和平建议是得到教皇亲自批准的。令人惊奇的是,教皇居然同意这一要求,并令私人秘书草拟了一封信——该信大致谈了谈与英国和谈的主要基础。

奥斯特派大受鼓舞。在与西方取得联系的各种尝试中,这次是最有前途的。教皇的参与也许能诱使勃劳希契积极参与这一密谋。然而,这位陆军总司令却不为之所动。他深信,德国人民“全心全意拥护希特勒。”哈尔德将军也同样胆怯,但在奥斯特和其他人的压力下,最终同意协助举行起义。刹时间,似乎所有高级军官都愿意采取行动。密谋者们甚至得到保证说,勃劳希契本人也准备参加——如希特勒不取消入侵的话。

陆军头子与元首之间的摊牌定在星期天进行——11月5日,即陆军拟向西线阵地发动进攻的那一天。勃劳希契按时来到总理府。在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后,他详细阐述了反对入侵的主要论点。他说,在秋雨或春雨中,要发动如此巨大的攻势是不可能的。“敌人头上也下雨”,希特勒简洁地回答说。勃劳希契在失望中辩解说,波兰战役表明,德军步兵的战斗精神比大战时期低得多,甚至出现了类似1918年发生过的、不服从命令的现象。

希特勒客气地、冷静地听着。这种说法把他弄火了。“在哪一个部队里出现过无纪律的情况?”他问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哪里?”勃劳希契原是有意夸大其词,企图“阻止希特勒”的,见元首如此发怒,只好缩回。“陆军的指挥官采取了什么行动?”元首问道。“判了几个人死刑?”

他把尖酸刻薄的言词的矛头指向陆军。陆军从未忠诚过他,对他的天才也没有信心,且用故意拖延的办法破坏武装计划。事实上,陆军是害怕作战!希特勒猛然转过身去,大踏步出了房门。勃劳希契回到设在18英里外的佐森的司令部后,仍处在震惊状态中,结结巴巴地叙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几乎与此同时,总理府打来电话,重申11月12日为入侵的日期。具体的时间也定了:清晨7时15分。哈尔德将军要求书面指示。很快,通讯员便把指示送到他手中。

此时,陆军的密谋者万事俱备,只欠一道书面命令便可推翻希特勒了。但是,上边既没有号召起义,又未发令暗杀。相反,他们偷偷地焚毁了可作为罪证的文件。唯一不惊慌失措的是奥斯特上校。通过艾尔布莱希特·冯·伯恩斯多夫伯爵——他父亲是大战期间驻华盛顿的大使——奥斯特上校向比利时和荷兰两租界发出警告,11月12日清晨开始进攻。

星期天发生在总理府的风暴,却又碰上了一件令人泄气的事情。空军需要连续5天好天气才能消灭法国的空军,而星期二(11月7日)的天气预报不好。希特勒无奈,只好将进攻日期往后拖延。

希特勒对军方的阴谋虽然一无所知,但戈林曾警告他要注意勃劳希契和哈尔德两人:“我的元首,把这些丧门星除掉吧!”瑞士占星家卡尔·恩斯特·克拉夫特的忠告更是直截了当(克拉夫特系希姆莱的特务机关雇佣的占星顾问)。不久前,他曾提交一份文件,说明希特勒在11月7日和10日之间有遭暗杀的危险。但这份文件被匆忙存档,因为给元首占星卜卦是受禁止的。

11月8日上午,希特勒在慕尼黑参加“老战士”团圆年会时,建筑师特鲁斯特太太也发出一项警告。她问他,为何对安全措施如此马虎,上她画室时身边只带一二名警卫?他回答说,一个人对于上苍应该笃信。说完,他拍了拍裤袋。“喏,我手枪随身带,但连这玩意儿也成为废物。若我的末日已决定,只有这个才能救我。”他用手捂心。“人们应该听从内心的声音,相信自己的命运。我深信,是命运挑选我为日耳曼民族效劳的。只要人民还需要我,只要我还为帝国的生命负责,我就会活下去。”他把自己描述成耶稣第二。“当人民不需要我时,在我完成任务后,我便会被调离这个世界。”

即使在谈话内容转向建筑后,特鲁斯特太太发现希特勒仍然不安。“我必须将今天的日程改一改”,他猛然说。接着,他又自言自语,说要与夏勃对一对表。不过,由于忙于其它事务。他什么也没有做。他看了尤妮提·密特福特——她朝太阳穴开枪自杀,其实正在慕尼黑一家疗养院疗养(*“如果发生战争,”在白莱特音乐节期间她对妹妹狄阿娜说,“我就自杀。”她说,如果她所爱的两个国家动起干戈,互相厮杀,她就不想再活。在电台传出了英国宣战的消息后,她步行至英吉利花园,用一支小手枪自杀。她被抬进努斯波姆大街的一家医院。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她由著名外科医生马格努斯负责治疗。马格努斯医生认为,从太阳穴中取出子弹之危险太大。有关她自杀的消息均被扣押,此消息系由德国驻伯尔尼公使小心谨慎地转给尤妮提的父母的)。此时,她已恢复了知觉,要求回家。希特勒答应,一旦她适于旅行,他便用专车送她回瑞士。

当天下午,他突然决定当晚在贝格勃劳酒馆发表演讲。所以,他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准备工作上。这篇演讲主要是讲给德国人听的,所以它将再次攻击英国。在贝格勃劳酒馆的主厅里,人们挂起了彩旗;黄昏前,麦克风也已装好,且作了调试。黄昏,一个身材矮小、脸色惨白、额头高高、眼睛明亮的男人,扛着一只箱子进来了。他是个技术高超的工匠,名叫格奥尔格·艾尔塞,从前被当作共产党同情分子被关进达豪集中营。此时,他刚被释放出来,此行的目的是要杀死希特勒,以取得和平。箱里装的是个定时装置,与炸药相连。正当服务员和党的官员为此次演讲会作好最后的准备时,艾尔塞乘人不备,走上阁楼,躲在柱后——该柱从讲台(有鲜花装饰)后竖起。几天前,他用特种锯将柱子的木板锯开——他是个精工木匠,还是个机械师——装上了几副活页,将那块木板改装成了小门。

厅里的灯灭了,各扇门也关上了。艾尔塞又等了半个钟头,将炸弹置于柱子内,把引爆时间定在晚上11时20分左右,元首将于晚10时开讲,炸弹则于演讲中途爆炸(B在此之前,曾有不少人试图谋杀希特勒。有一次尝试是他完全不知道的,策划者系一丢掉幻想的党卫队队员。此事发生在1929年。在希特勒即将在体育馆发表演讲前,他在讲台下边安放了一颗炸弹。在演讲过程中,他突然想去解手。某人偶然将他锁在男厕所内——他未能将炸弹引爆。“这是本世纪最大的玩笑”,这个未成为杀手的朋友回忆说,“如果他不是要去上厕所的话,世界的历史或许已改变。”)

希特勒将他的年轻的兵工师梅克斯·维恩舍召至其寓所——位于普令斯雷根坦广场。他问,是否能比原计划早些时候离开慕尼黑?维恩舍向他保证说,这是毫无问题的。为了安全,供元首支配的火车随时都有两列。年青的兵工师立刻安排元首坐早车离开慕尼黑。

在贝格勃劳酒馆,元首受到了盛大欢迎(欢呼声不绝于耳)直到10时10分他才开讲。他对英国破口大骂。听众听得异常开心。事实上,用不着讲什么,听众便会鼓掌。由于元首的演讲被多次打断,坐在前排的维恩舍唯恐元首赶不上较早的一班车。

11时零7分,元首出乎意外地匆匆结束了他的演讲。在几码外,在那根柱子里,艾尔塞安装的炸弹已在嘀嘀哒哒地作响。再过13分钟,炸弹就要爆炸了。往常,希特勒在演讲完毕后总要花相当多的时间与起义时期的老同志握手、聊天;今晚,他未与人握手,便在赫斯和数名副官的陪同下,匆匆步出大楼,钻进了等候在门外的车子。肯普卡开着车子直接赶赴火车站。他们还未抵达——在希特勒离开大楼后刚好8分钟——维恩舍听见远处传来一声爆炸。他不明白这是何故。如希特勒听见了这一声,他也会认为这是不值一提的。

在爆炸过后出现的嘈杂声中——警车、救护车的警笛大作——谣言又起,说战争已经结束。希特勒若站在讲台上,战争可能会结束——他肯定会被炸死。那颗炸弹炸死7人,炸伤63人,包括爱娃·勃劳恩的父亲在内(他自己虽是党员,党证号5021670。这次他是靠一张低号码的党证才得以入场的)。元首坐的列车正要开车时,爱娃在她的密友赫尔达·施奈德的陪伴下赶到了车站。上车后,她们见众人高高兴兴的,无忧无虑。谁也不知道爆炸一事;几乎人人都在喝酒。不喝酒的希特勒很活跃,而使交谈生动活泼的还是有讥讽天才的戈培尔。

车抵纽伦堡,宣传部长戈培尔下车发几封电报和收集最新消息。回到车厢后,他声音颤抖,把炸弹一事告诉了众人。

希特勒原以为戈培尔在开玩笑,直到看见他苍白的脸孔时才相信。他自己的脸孔也成了阴郁的假面具。末了,他感情冲动、声音沙哑地喊道:“现在,我心满意足了!我比平常离开贝格勃劳酒馆早,这正是上帝的意旨。上帝有意帮助我达到目标。”

他首先询向伤员的情况,然后令夏勃尽力为他们效劳。令毕,他便开始猜测谁是密谋者。他的结论是,炸弹肯定是两名英国特务安放的。斯·潘恩·贝斯特上尉和史蒂文斯少校两人,暗中与海德里希的一名特工人员——他在反纳粹的阴谋团体中假装是最高统帅部的一名上尉——暗中进行谈判。根据希特勒的猜测,希姆莱立刻下了火车,通过电话下令,将两名身在荷兰的英国人绑架回来。

次日下午,史蒂文斯和贝斯特二人于文罗落网,被押进德国受盘问。数小时后,真正的放炸弹者在瑞士边境被捕,旋即被押回慕尼黑。在盖世太保总部的审讯室内,在强烈的弧光灯照射下,艾尔塞承认,炸弹是他放的,没有同谋。他这样做是为了要结束战争。他详细地描述了他怎样先锯开木板,然后给炸弹定时的。

希特勒读了盖世太保的报告后,在报告上生气地批道:“是哪个笨蛋审问的?”他认为,说艾尔塞是个流浪汉是荒唐可笑的。参与这项大阴谋的有他的最凶恶的仇敌:英国人、犹太人、共济会会员,以及奥托·斯特拉塞尔。这难道不是明摆着的吗?

希姆莱亲自动手,想方设法从犯人口中搞到真实情况。据一目击者说,他一边用靴子猛踢戴着手铐的犯人,一边破口大骂。尽管他拳打脚踢,还用“鞭子或类似的工具”猛抽,那位个子矮小的细工木匠仍一口咬定他先前的证词。就是在被催眠后,他的口供仍然未改。这样,海德里希便相信艾尔塞确没有同谋。但元首却严厉斥责希姆莱未把真正的罪犯找到(B也许这是希姆莱未公开审判和处决艾尔塞的原因。他被关在一集中营里,成了一名特权犯人;只有艾尔塞才能证实党卫队保安处已抓到了唯一的罪犯。后来,艾尔塞托人偷带一封信给另一名犯人贝斯特上尉。他在信中发誓,1939年10月,达豪的指挥官曾召他去其办公室,在那里,两个男人——估计系海德里希的特工人员——劝他在贝格勃劳酒馆安放一颗炸弹。这颗炸弹曾在元首一离开那里便爆炸,以便将一群密谋反对元首的叛徒炸死。艾尔塞同意后,便从集中营获释,去安装炸弹。在柏林盖世太保总部,那两名特工人员又要他在审问两名英国特务时出庭,充当检察方的证人。他必须证明,奥托·斯特拉塞尔曾将他介绍给贝斯特和史蒂文斯,是他们出钱雇他去安放炸弹的。但贝斯特和史蒂文斯从未受审,在名集中营里呆了5年,活了下来)。

关于这件阴谋,官方的说法是令人诧异的:艾尔塞是共产党的“偏差分子”,是受国家社会主义的“偏差分子”奥托·斯特拉塞尔的指示才充当英国特务机关的工具的。这是主要情节,宣传家们又添了不少枝叶。有本小册子宣称,英国特务不仅在慕尼黑放了炸弹,还要对许多政治谋杀负责。对吉青纳勋爵,弗朗兹·费尔迪南大公和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等著名人物之神秘死亡,英国特务机关也应负责

除被用来挑唆起对英国的仇恨外,这次未遂谋杀还被用来提高元首的知名度。各阶层的德国人向元首发来贺电,庆贺他死里逃生。全德国,天主教的报刊虔诚地宣称,是上帝奇迹般的作用才保佑了元首。福尔哈巴主教发来电报指示,慕尼黑的大教堂应唱《特迪姆》赞美诗,“用总主教管辖区的名义,为元首之有幸脱逃劫难,感谢上帝的神威。”教皇因波兰被消灭本来要谴责德国的,也以私人名义发专电祝贺。但希特勒怀疑其是否真诚。“看见这阴谋取得成功他才愿意呢”,晚餐时他对一群人说。当弗兰克反驳说,教皇庇护士十二世历来是德国之友时,希特勒说:“这倒有可能,但他不是我的朋友。”

对提早离开啤酒馆,他已感谢自己的心声,也感谢上帝。他对霍夫曼说过:“那时,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直至现在,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觉得我必须尽快离开酒馆,”然而,外国观察家们却另有一番说法。“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它有点国会纵火案的味道”,夏伊勒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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