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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这一次,我们切不可在午夜前五分钟投降” (5)

尽管前线处处崩溃,希特勒仍竭力向人们灌输最后一分钟会出现奇迹的希望。他指出,他的敌人在雅尔塔为“勇敢的新欧洲”奠下的基础已经出现裂缝。这不是主观臆测。在草拟这个计划时“三巨头”是比较和谐的,但在执行时,他们已卷入纷争。为了建立波兰新政府,他们的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已陷入僵局。一方面,莫洛托夫宣布,卢布林政府真正代表了波兰人民;另一方面,阿弗列尔·哈里曼和英国大使则争辩说,必须建立一个更有代表性的政府,以便把逃亡的波兰人也包括进去。

这个冲突不外乎是更深刻的分裂的前奏罢了。数月来,卡尔·沃尔夫将军——原希姆莱的私人副官,现任党卫军驻意大利首脑——就一直通过美国战略情报处瑞士代表艾伦·杜勒斯的一名代理人,与美国人进行谈判。元首曾含混地答应让他去探讨此事,但是,沃尔夫却自作主张,建议让驻意大利的德军投降。接着,他便在瑞士的阿斯科纳秘密地会见了两名盟国的将军,讨论如何瞒着希特勒去将此事办完。

从一开始,盟国便把“日出战役”通知了斯大林;从一开始,他便强烈要求派一名代表积极参加谈判。盟国据理解释说,在这种情况下,沃尔夫是永远不会前来谈判的,但这却增加了斯大林的疑心。当他得悉在阿斯科纳会晤的消息时,他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他指责盟国“瞒着在对德战争中首当其冲的苏联”,与德国私通,并将此事称为“不是一个误解,而是更糟的什么”。

3月底,斯大林指责说,由于阿斯科纳会晤之故,德国人觉得将3个师从意大利调至东线也无妨。他进一步抱怨说,在雅尔塔达成的从东西南三方同时进攻希特勒的协议,盟国在意大利就未遵守。对此,罗斯福作了解释,但结果却惹出斯大林一封忿忿不平的电报,公开指责盟国玩弄欺骗的把戏。这便激怒了罗斯福总统。4月5日,他向斯大林发出了一封最咄咄逼人、最愤怒的电报:“坦率地说,对您之情报提供人,不管他们是谁,本人均不能不觉得愤恨,因为他们如此恶毒地曲解了我本人和我忠实的部下的行为。”斯大林匆匆复电说,他对罗斯福的正直和可靠从未怀疑过。但这是强硬的道歉;他补充说,阿斯科纳会议本应有苏联人参加的。他将自己的看法说成是“唯一正确的观点”。

盟国营垒中不和的详情,希特勒是不清楚的,只知道有这回事,且是他预见到的。它又抱着会奇迹出现的一线希望。当戈培尔将卡利勒对“七年战争”的年月的描写读给他听时,他听得津津有味:在普鲁士,由于眼看着要失败,腓特烈大帝闷闷不乐。他宣布,若在2月15日前改变不了战局,他就服毒自杀。“勇敢的国王呀”,卡利勒写道,“再待呆一会儿吧,你受苦受难的日子即将过去。你的好运的太阳已经站在云彩的后头,很快就会升起,照临在你的身上。”2月12日,沙皇之妻去世。形势急转直下,发生了令人不能置信的变化。

“听了这动人的故事后”,戈培尔后来对施维林·冯·克罗西格说,“元首眼中出现了泪花。”它也勾起了他对自己的星宿的兴趣,派人把希姆莱的研究部门里那两名占星学家找来。两人都预言,1941年前是胜利,然后是一系列失败,高峰是大灾难——时间是1945年4月中上旬。但是到4月下半月,将会出现暂时的胜利,接着是个间歇,8月取得和平。德国在1948年前将忍受困苦,1948年后将东山再起。

生性多疑的戈培尔是不会反对抓稻草的。这个历史先例给了他深刻的印象,所以,在4月12日到奥得河附近的布赛将军的司令部视察时,他又讲了这个故事。有个军官刻薄地问:“嗯,这次沙皇之妻什么时候死?”“我不知道,但命运掌握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戈培尔答道。说完,他便趁慢慢黑下来的天色返回柏林去了。

在大西洋彼岸,在佐治亚的温泉,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喃喃地说:“我头痛得。”说完他便失去了知觉。2小时20分钟后,他便与世长辞。戈培尔一回到办公室便得悉了这个消息。“这就是转折点!”他喊了一声。接着,他便不相信地问:“这确是真的吗?”他给元首打电话时,10多个人弯腰曲背地将他团团围住。“我的元首”,他说,“我祝贺你!罗斯福死了。星星上写着4月下半月是我们的转折点。”这是奇迹!他听了听希特勒说话,然后说,杜鲁门可能会比罗斯福温和些。现在,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戈培尔把电话挂了,眼中放射出光芒,即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好像战争就快完了似的。

里宾特洛甫可没有他那份热情!次日上午,4月13日,他与希特勒一起外出短暂视察回来,情绪很坏。“元首已上了七重天了!”他对他的工作人员说。戈培尔那个流氓已令元首相信,罗斯福之死是扭转乾坤的转折点。“多么胡说八道,多么罪恶!罗斯福之死怎么能产生有利于我们的变化?”

关于杜鲁门,戈培尔要报界客观地、含糊地发表评论;不说会惹怒新总统的话;要掩藏罗斯福之死带来的喜悦。但是,到了下午,这位宣传部长的兴奋便开始减弱了。当布赛将军来电询问罗斯福之死是否就是他日前暗示的情形时,戈培尔半心半意地回答说:“啊,我们不知道。我们还要看看。”前线发回来的报告表明,美国总统之更迭丝毫未影响敌人的军事行动。当日晚些时候,戈培尔向工作人员承认,“也许命运再次对我们太残酷并愚弄我们。也许我们是未孵化好的鸡。”

希特勒给人的印象却恰恰相反。他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并透露了一个拯救柏林的古怪战略:由向柏林退却的德军组成坚强的防卫核心,把俄国军队引来。这便能减轻其它部队的压力,使他们能从外围攻打布尔什维克。决战之役将在柏林赢得——他对一群半信半疑的听众说。为了鼓舞将士,他也将留在城内。有几个人劝他去贝希特斯加登,但他对此不予考虑。作为德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和德国人民的领袖,他有义务留在首都。他草拟了一份长达8页的通告——这是他最后给部队起草的文件——交给了戈培尔。连宣传部长都觉得它之激烈言辞太荒谬可笑。他用绿色铅笔着手修改,但改不下去,只好将它扔进废纸篓。过一会儿,他又将它拾起来,改了几句。15日,戈培尔连最后的清稿都未过目便在前线散发。它说,东线的士兵若人人尽责,亚洲的最后攻击便会失败。因为命运已将罗斯福这个历史上最大的战犯铲除,战争肯定会有决定性的转机。

令人不能置信的是,许多士兵都受到了希特勒的鼓舞,被他的话打动。连大多数公民都仍信任他,尽管西方仍在狂轰滥炸以及帝国的地盘在日见缩小。在普通德国人看来,元首不止是个人,他是个超自然现象。他们相信他是不可战胜的;许多人都相信这个广为流传的神话:墙上挂有他的画像的屋子是能经受任何炸弹的。7月20日他之死里逃生,恰恰证明他是坚不可摧的;它比“希特勒就是胜利”之类的口号更能打起他们的精神,更能提高他们的希望。

在私下里,这条口号的创作者已丧失了信心。戈培尔很凄凉,正在为结局作好准备:焚毁文件和私人的纪念品。在焚毁他的爱人丽达·巴阿洛娃的一幅大照片——有她的亲笔签名——时,他犹豫不决。“呀,多漂亮的女人啊!”他说。在久久地看过这幅照片后,他将它撕成碎片,扔进了火堆。

次日,德国受到两个重大打击:一是来自西线——鲁尔战区的德军全部投降;二是来自东线——朱可夫向柏林的全面进攻,在奥得河西岸突破了防线,打开了缺口,离元首的地堡只有45英里。希特勒虽仍在大谈胜利,实际上却在为最坏情形作出打算。他将两项任务交给了一个来访的党的官员:一是将德国的黄金储备转移至图林根的一个盐矿里;二是将鲍曼交给他的加封包裹转移至安全处。这个包裹包的是希特勒作的口述材料,是他向德国和全世界立下的遗嘱。(*这个党的官员把这份文件藏在巴特加施泰因的一家银行的地下室里。后来,这个官员因犯有战争罪被捕入狱。因怕遗嘱会加重他的罪,他便叫他的一个律师朋友将它毁灭。这个律师将它影印后才销毁。1959年,这份文件才公诸于世,因鲍曼被指定为这份遗嘱执行人,所以这份文件题目叫《阿道夫·希特勒之政治遗言,希特勒——鲍曼文件》。)

在这个时刻超人该显身手了——当日晚些时候,希特勒便让一名超人指挥所有的喷气式战斗机。此人叫汉斯·乌尔里希·鲁德尔,早已是个传奇人物。他用“斯图卡”俯冲轰炸击沉了一艘战舰,炸毁500辆红军的坦克。数月前,他在一次坠机事故中丧失了一条腿,但现在已能行走,可以继续进行更多的战斗了。戈林的参谋长对这一选择大为震惊,因为鲁德尔对喷气机一窍不通,但希特勒就是不听。“鲁德尔这人不错”,他说。空军里的所有人都不外乎是演员和小丑罢了。

鲁德尔本人对此也大加反对,原因是他自己还想驾机飞行。他开诚布公地拒绝这一工作,找了不少借口。他对希特勒说,俄国与盟国的会师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这将会把德国分成两个区域,用喷气机作战便成为不可能。你希特勒为何不与西方停战,以便在东方取得胜利?“说来容易”,希特勒带着困倦的微笑说。自1943年以来,他就曾试图取得和平,但盟国一直坚持要无条件投降。所以,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克服这场危机,以使我们的决定性的武器为我们带来胜利。”

鲁德尔被打发走时,已过了午夜。当他一拐一跳地走进客厅时,厅里已挤满了祝贺元首56岁寿辰的人们。

在格哈特的疗养院里,希姆莱也在准备祝寿。但,这远不是个喜庆之日。他满面愁容、精神紧张,不住地在摆弄戒指。与希特勒一样,他的身体也似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是有相当理由的。他的办公室是人们出谋划策的老窝。他手下的人们,在他勉强支持下,有些正在瑞典秘密进行谈判;而党卫军的沃尔夫将军呢,尽管希姆莱已明确下令停止一切活动,却仍在瑞士与盟国谈判。

这种行动希特勒知道多少,希姆莱心中无数,所以他惶惶不可终日。过去数天来,人们不断敦促他采取重大的决策。

人人似乎都要他干点儿什么。凯斯坦和舒伦堡二人要他发动政变,推翻希特勒。当天早些时候,施维林·冯·克洛希特伯爵请他劝希特勒让教皇出面调停与盟国谈判,实现和平。希姆莱却只能说元首有不同的想法。“但他不愿透露他的想法是什么。”

伯爵大怒:“那末,不管用何种方法,你都得将元首搞掉。”

“一切都完了!只要元首活着,要恰当地结束战争是不可能的!”希姆莱一听,吓得左看右看,使伯爵怀疑他是否“即时发了疯”。希姆莱歇斯底里大发作,反复说他连一件事也不答应做。为躲避,他逃往疗养院,不料却又碰到更多问题。凯斯坦刚在坦贝尔霍夫机场着陆,身边还带着一名“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代表。他名叫诺尔伯特·马苏尔,是在最后一分钟代替斯托茨的。这还不算。伯纳多特还在柏林等他,要他速回去再次见面。希姆莱的所有问题似乎全挤在一起了。

希姆莱已完全丧失了勇气,开始寻找藉口,但找的藉口又有气无力。他怎么能同时会见两人?这两个会见都不能延期吗?末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叫舒伦堡与马苏尔初步磋商。舒伦堡同意了。由于时间已过午夜,大家便用香槟酒向元首祝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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