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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2)

(2)

一直到最后,海因里希·希姆莱都希望能与盟国作出某种安排,但又小心翼翼,生怕出一点差错。希特勒死后,他逃至北方,要求元首的接位人委任他为德国新政权的第二号人物。邓尼茨却说:“这是不可能的。我没有工作给你做。”在绝望中,希姆莱向施维林·冯·克罗希克求教。“请告诉我,我会变成什么人?”他问这位新外交部长,“你或别人会发生什么情况,本人一点儿兴趣也没有”,他愤怒地回答说。“我感兴趣的是我们的使命,不是我们个人的命运。”

克罗希克给他提供两条出路:自杀,或隐姓埋名。“不过,我若是你,我就开车去找蒙哥马利,说‘我来了,我是党卫军首领希姆莱,准备替我手下的人承担责任。’”

当晚,希姆莱只对亲友们简短地说,有件新的重要任务未完,只能让几个人与他一起前往。他刮掉胡子,往一只眼上贴了块布片,改名换姓——同行共9人,包括他的武装党卫军的首席副官维尔纳。格洛特曼在内——躲藏起来了。当格洛特曼发现他的主子有个氰氨药瓶并准备在必要时使用它时,他指责希姆莱企图走捷径逃避责任——这条道路又是不对他的追随者开放的。他说,作为帝国长官,你希姆莱的责任不但是要替下级官兵之行动承担责任,而且要明确宣布,武装党卫军,党卫军保安队,以及集中营的卫队是属完全不同的组织的。希姆莱踌躇了。“在我服毒后”,他说,“你们这些青年军官要将发生在德国的事情告诉全世界——我干了什么和我没干什么。”两星期后,希姆莱被英军俘获。有位医生在进行常规检查时,发现他嘴里有东西,待他伸手去取时,希姆莱咬破了药瓶,立时死于非命。自杀事件仍时有发生,但数量却比估计的要小,尤其是在政府人员中。只有位叫罗伯特·雷伊的,在纽伦堡等候审判时自杀。

在纽伦堡,最顽固的囚犯显然是戈林。他来到监狱时,身上带着一大包巴拉多辛丸,每天服用40丸之多。然而,到他出庭作证时,他已完全戒掉了服毒的习惯,体重减了百分之四十,只有153磅。在法庭上,他几乎单枪匹马地为他的元首辩护。与其他许多被告不同,他从不把责任推给别人,或拿希特勒作挡箭牌。他负责领导犯人,咄咄逼人地发号施令,采取统一策略进行辩护。回到牢房后,他热情地搓着手,称自己为最佳球队队长,还吹嘘说,他会令原告和听众激烈相争的。若被告中有人反对或软弱下去,元气得以恢复的戈林便会进行恐吓,把他们骂得不敢吭声。“看到德国人向敌人出卖灵魂,令我作呕!”在一次进午餐时,他这样说,还以拳击桌。“他妈的”,他又说,“我只希望大家有勇气把我们的辩护词归结为简单的五个字:舐我的屁股!”在22名主要被告中,只有3人(莎希特、巴本和弗里茨彻)被判无罪,8人被判长期徒刑;其余被判处死刑。1946年1月15日晚10时45分,戈林用一瓶氰氨欺骗了绞刑刽子手。两小时后,处决开始了。

第一个走上绞刑架那十三级台阶的是里宾特洛甫。“让上帝保佑德国”,他大声说。”我的遗愿是保持德国的统一,让东西方达成谅解”。只有在纽伦堡看到许多无可争辩的证据后,他才相信确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杀害,因为希特勒曾一再对他说,犹太人的问题将用驱逐出境的办法解决。“我做梦也未想到”,他对美国心理学家G·M·吉尔伯特说,“事情会落得这个结局!”

第二个上绞刑架的是凯特尔。几分钟前,当牧师为他最后一次祈祷时,他哭了。现在,他鼓足了勇气。“我呼吁全能的上帝饶恕德国人民。为了德国——一切!谢谢你们!”他转身面对牧师——是个美国人。“我衷心感谢你和派你前来的人们。”郐子手约翰·伍兹上士早就盼望行刑。他将绳索套住凯特尔的脖子,给他的头蒙上黑布。在最后的时刻这位陆军元帅高呼:“德意志高于一切!”在审判过程中,凯特尔曾私下对吉尔伯特说过,希特勒出卖了他。“他若不是以弥天大谎故意欺骗我们,那他是故意让我们蒙在鼓里,让我们在虚伪的印象下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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