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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章 波耳战争

我得把1897至1899年间许多别的经历从略,直接来谈一谈波耳战争。

战争宣布的时候,我个人是完全同情波耳人的,不过当时我以为对这件事情自己还没有权利来执行个人的信念。我在《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史》中就这个问题详尽地说明了内心的斗争,这里无需赘述。凡是好奇的人,我请他去翻一翻那几页。别的不用说,正是我对于不列颠统治的忠心驱使我在战争中参加了英国人这一边。我觉得如果我要求具有一个英国公民应有的权利,那么我也就有责任参加保卫不列颠帝国。当时我以为印度只有在不列颠帝国并且通过它才能获得完全的解放。所以我募集了尽可能多的同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使他们作为一个救护队的投效被接受。

一般英国人都以为印度人是胆怯的,不敢冒险的,除了眼前的私利之外,看不到更远大的东西。所以有很多英国朋友对我的计划泼冷水。但是布斯医师却加以全力的支持。他训练我们做救护队的工作。我们取得了适合于作医务工作的证件。劳顿先生和已故艾斯坎比先生都热情地支持这个计划,我们终于申请到前线去工作。政府感激地接受我们的申请,但是又说当时并不需要我们服役。

然而对于这个拒绝我是不甘罢休的。通过布斯医师的介绍,我拜访了纳塔耳的主教。我们队里有很多信奉基督教的印度人。主教很称道我的建议,答应帮助我们获准服役。

时机对我们也很有利。波耳人表现了比人们所预料的还要厉害、坚决而勇敢;我们的服役终于用得着了。

我们的救护队有1,100多人,有将近40个队长;有300左右人是自由印度人,其余的都是契约工人。布斯医师也和我们在一起。救护队表现得很好。我们的工作虽然是在火线以外,虽然还有红十字会的保护,在紧急的时候,我们也被派上火线去工作。这种保留并不是出于我们的要求,而是当局不愿意我们处于炮火射程之内。然而在斯比昂·柯柏败退以后,形势变了,布勒将军函告我们说,我们虽然不必冒险,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到战地去救护伤兵,政府将会感激不尽。我们毫不迟疑,所以我们在斯比昂·柯柏的活动使我们处于火线之内。在这些日子里,我们每天行军20到25英里,还用担架抬着伤兵。在这些伤兵当中,我们有幸救护过象伍盖特将军这样的军人。救护队工作六个星期以后,便宣布解散了。自从在斯比昂·柯柏和瓦尔克朗茨被击败以后,英军总司令放弃了主力攻取列第史密斯和其他地方的企图,决定发兵渐进,以待英国和印度援军的到来。我们微不足道的工作当时得到很大的赞扬,而印度人的名誉也提高了。

报纸上发表了赞扬我们的诗歌,说“我们终究是帝国的儿女”。布勒将军在他的报告中以感激的口吻提到救护队的工作,而队长们也都荣获了作战勋章。这时印度侨团已经组织得更加完善了。我和印度契约工人有了更密切的接触。他们已经有了更高的觉悟,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泰米尔人、古遮拉特人和信德人都是印度人、都是同一个祖国的儿女,这种感情在他们中间已经根深蒂固了。大家都相信,印度人的疾苦现在肯定可从解脱了。当时白种人的态度似乎有了明显的转变。战争期间,和白种人的关系最好不过了。我们接触了成千成万的士兵,他们对我们很友好,对于我们到那里为他们服务是感激的。

我不禁要记述一下,在回忆人性经受考验时所表现的英勇气概多么甜蜜。我们正向齐弗里兵营进发,那里罗伯滋勋爵的儿子罗伯滋中尉受了重伤,亟待救护。我们的救护队有幸把他从战地上救下来,那一天天气酷热——正是我们行军的日子。大家都很渴。路上有一条小溪可以解渴,但是谁先去喝呢?我们的意见是,等士兵们喝完了,我们再去喝。可是他们不愿意抢先,一定要我们先去,于是一种令人愉快的谦让持续了好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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