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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五章 反省的结果

1893年当我和基督教友们有了密切来往的时候,我对于宗教还是一个门外汉。他们竭力帮助我,想叫我接受耶稣的福音,而我却是一个没有成见的谦逊而怀着尊敬心理的听道者。那时我自然是竭尽所能研究印度教,对于其他宗教,也是努力进行了解的。

到了1903年,情况多少有些改变。通神学的友人们一心要把我拉进他们的团体,但是目的是想从我这样一个印度教徒身上取得某种东西。通神学的文学充满了印度教的影响,所以这些朋友便指望我来帮助他们。我解释说我的梵文水平是谈不上的,我也没有读过印度教经典的原文,就是翻译的东西也看得很少,然而他们是“沙姆斯迦罗”(前生注定的)和“普纳建摩”(转世)的信奉者,他们以为我至少可以给他们一些帮助。于是我觉得自己象是鸡群之鹤了。我开始同几个朋友诵读辨喜所著的《瑜伽经》,还同其他的朋友读着姆·恩·德维卫迪作的《瑜伽论》。我还得和一个朋友读钵颠瘏利的《瑜伽修多罗》,还和许多人读着《薄伽梵歌》。我们成立了一个类似“求正教徒俱乐部”,经常诵读经书。我对于《梵歌》已经有了信仰,它对我有一种吸引力。现在我承认有对它加以更深钻研的必要。

我手头有一两种译本,我就依靠它来理解梵文原意。我还决定每天背诵一两首。为此我就利用清晨沐浴的时间。这需要占用三十五分钟:十五分钟刷牙,二十分钟洗身。我已习惯于采取西方的办法——站着刷牙。所以我在面前的墙上按上一片纸条,写上几首《焚歌》,随时帮助我背诵。这段时间作为每天诵读新的和复习旧的诗篇是足够了。我记得我就是用这个办法背诵了十三章。但是诵读《梵歌》的时间后来被别的工作占掉了,而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创立和发展则占去了我所有的时间,直到今天还是这样。

诵读《梵歌》对于我那些朋友们究竟有什么作用,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但是对于我来说,《梵歌》已成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行为的指南。它成为我日常生活参考的字典。正象翻阅英文字典查索我所不认得的字义一样,我是依靠这部行为的字典来解决我所遇到的一切疑难和考验。有一些字象“阿巴里格拉哈”(不占有)和“萨摩婆瓦”(平等)吸引了我。怎样发掘和保持那种平等,是一个问题。一个人如何同等地应付屈辱、蛮横和腐败的官员,老是闹无原则纠纷的旧同事以及待人接物无可厚非的人?一个人怎样剥夺自己的所有财产呢?难道占有肉体本身还不够吗?妻子和儿女不也是财产吗?难道我应该把橱柜里的书籍全都消毁吗?难道我应该放弃一切而以“他”为模楷吗?答复是直截了当的:除非我舍弃一切,我便不能归依于“他”。我对于英国法律的研究帮助了我。我想起了史尼尔有关平衡法的讨论,《梵歌》的训诂使我更加明白“受托人”这个字的含义。我对于法律学的敬意增长了。我从中发现了宗教。我懂得《梵歌》关于不占有的训诂意思是说:凡是要解脱的人应该学受托人的榜样——他虽然控制着大量的财物,但是没有一样被当作是自己的私物。这就象白天一样的清楚:一个人要做到不占有和平等必须先改变心肠和态度。我于是写信给列瓦商卡巴伊,请他容许我撤销人寿保险,随便收回一点钱,或者把我已经交的保险费算是损失,因为我已经相信,上帝既然创造了我的妻子儿女和我自己,就会照顾他们。我还写信给我的哥哥,他待我一直象个父亲。我向他说明我已把当时全部的积蓄都给他了,此后他不要再指望我继续汇钱回去,如果我有积蓄,也要用到侨团的利益上去。

要使我哥哥谅解这一点,确非易事。他以严峻的语言向我说明对他应负的责任。他说我不应当自以为比父亲更聪明。我必须象他一样地照顾家庭。我向他指出,我所做的正是我父亲过去所做的事情。不过“家庭”的含义稍有扩充,而我所采取的步骤究竟有什么智慧,将来是会明白的。

我的哥哥不再理我了,事实上终止了所有的信件往来。我深为不安,但是如果要我放弃我所认定的责任,就会使我更加不安,两者之间,我选择了较轻者。然而这并不影响我对他的敬爱,这种敬爱一直是纯洁而伟大的。他对我的厚爱正是他的不幸的根源。他并不是那么需要我的钱,他把这种作法当作是我对家庭应尽的义务。幸而到了晚年,他终于谅解了我的看法。他在临终的时候,认识到我所采取的步骤是正当的,写了一封非常感人的信给我。他向我道歉,如果说一个父亲也可以向他的儿子道歉的话。他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我,叫我按我认为正当的办法抚育他们,并表示他渴望和我会面。他发了一个电报说他想到南非来看我,我回电赞成。然而事与愿违。他所寄望于他的儿子的,也没有实现。他在动身去南非之前便去世了。他的几个儿子依然是在旧的气氛中长大,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不了。我不能把他们拉过来。这不能怪他们。“谁能预先说定自己的命运呢?”谁能消除他与生俱来的印象?同样的,一个人如果指望自己的儿女也必须经历和自己同样的演变过程,那将是徒劳无功的。

这件事情多少表明了作父母的承担着一种多么可怕的责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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