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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三章 《印度舆论》

在我继续谈到同其他的欧洲人的亲密交往以前,我得先提两三件重要的事情。不过,我同其中一个人的接触,应该在这里马上谈一谈。狄克小姐的任命还不能满足我的工作上的需要,我需要更多的帮助,我在前几章提起过李琪先生,我同他很熟。他是一家商行的经理,他赞成我的建议,离开了那家商行到我这里来做事,因而大大地减轻了我的负担。大约就在这个时候,马丹吉特先生来找我,提议创办《印度舆论》,征求我的意见。他已经开办了一所印刷厂,我赞成他的建议。这个刊物就在1904年创刊了,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是第一任编辑,但是经营这个刊物的工作却必须由我来担负,事实上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个刊物上了。这倒不是因为曼苏克拉尔搞不了,他在印度办过许多报刊,但是只要我在那里,他便不肯为那错综复杂的南非问题写文章。他对于我的见解极其信任,因此便把社论一栏推给我担任。这个刊物一直到今天还是一个周刊,开头有古遮拉特文、印地文、泰米尔文和英文四种版本。不过我觉得泰米尔文和印地文版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它们并没有起应有的作用,因此我就把它们停了,免得给人一种欺诈的印象。

我原来并没有想到我自己会在这个刊物上花什么钱,但是不久我就发现,如果没有我的经济上的接济,继续出版是有困难的。印度人和欧洲人全都明白,我虽然不是《印度舆论》的正式编辑,实际上,经营管理是由我负责的。如果还没有创刊倒也不算什么,可是一旦已经出版,如果中途把它停下来,那就不但是一种损失,而且是一种耻辱。于是我不断地给予资助,一直到后来我的存款差不多花光了,我记得有一个时候,我每个月要汇出75英镑。

然而经过这几年以后,我觉得这个刊物对印度侨团是很有好处的。它从来就不是被当作一种商业性的事业。由于它一直是在我的管理之下,这个刊物的变迁就可以说明我自己生活的变迁。当年的《印度舆论》就象今天的《青年印度》和《新生活》一样,都是我的一部分生活的反映。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我把我的心灵都灌注到这个刊物的篇幅上去,就我的理解所及,宣扬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原理和实践。有它出版的十年之间,即到1914年,除了我在监牢中被迫休息曾有所间断以外,几乎每一期的《印度舆论》都有我的文章。这些文章,就我所记得的,没有一个字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没有故意夸大,或专门讨好的东西。

诚然,这个刊物已成为我锻炼自制的好园地,对于朋友们来说,即它是保持同我思想接触的一个媒介。

爱好吹毛求疵的批评家在里面也找不到什么可以非议的地方。事实上《印度舆论》的论调已迫使批评家们不得不抑制其笔锋。如果没有《印度舆论》,非暴力抵抗运动说不定就发动不起来。读者希望从这个刊物得悉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可靠情况,也想从那里知道南非印度人的真实情况。对我来说,这是我研究人类天性的各方面的一种手段,因为我一直想要在编者和读者之间建立一种亲密而正当的关系。我经常沉浸在读者许多真情流露的信件中。由于写信人的性情不同,来信有的是亲切的关怀,有的是严正的批评,也有的是痛诋。研究、消化和答复所有这些信件,对我是一种很好的教育。通过这些信件,我仿佛听见了侨团的声音。它使我完全懂得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责任,也因为我通过这个刊物抓住了侨团,使未来的运动能够见诸实行,而且具有那么尊严和无可抗拒的气概。

《印度舆论》出版的头一个月内,我便认识到新闻事业的唯一目的应该是服务。新闻报纸是一种伟大的力量,但是正如奔放的狂流能把田庐和庄稼荡然摧毁一样,一支不加控制的笔也能起毁坏作用。如果控制是来自外界的,那比没有控制更加有害。只有内在的监督,才能有益。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那么世界上有多少报刊经得起这种考验?然而谁能制止那些没有用处的报刊呢?而且谁来当裁判?有用的和无用的必须象好的和坏的一样并存,人们必须自己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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