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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二十四章 朱鲁人的“叛乱”

我虽然自以为已经在约翰内斯堡定居下来了,我却没有过过定居的生活。我刚刚感觉自己可以安安静静地喘一口气了,却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报纸上发表了朱鲁人在纳塔耳“叛乱”的消息。我对于朱鲁人没有冤仇,他们没有伤害过印度人。我对于“叛乱”本身是有怀疑的。但是那时我相信不列颠帝国是为世界的福利而存在的。一种真诚的忠心甚至不让我对帝国有恶意的想法。因此这次“叛乱”的是非似乎不致影响我的决定。纳塔耳有一个自卫义勇队,它还在招募新人。报上说这支队伍已被动员去平息“叛乱”。

因为我和纳塔耳有密切的关系,我把自己当作是纳塔耳的一个公民。我于是写了一封信给省督,表示如有必要,我准备成立一个印度救护队。他立即回信接受这个献议。

我没有料到他这么快就接受了这个意见。幸亏我在没有写信以前,就把一切必要的安排都准备停当了。我早就决定,如果我的建议被接受,我就把约翰内斯堡的家拆散,波拉克打算住一个较小的房子,而我的妻子则到凤凰村去安顿下来。这个决定她是完全赞同的。我不记得象这样的事情,她有哪一次曾妨碍过我的意图。所以省督的回信一来,我便给房东一个正常的通知,要求一个月内退租,有些东西送到凤凰村,还有一些东西留给波拉克。然后我便到杜尔班去征求队员。我们不需要大队人马,一共只有二十四人,除我以外,还有四个古遮拉特人,其余的都是南印度满期的契约工人,只有一个是自由的巴丹人。

为了给我一个职位和便于工作,而且也根据当时的习惯,医务长给了我一个上士的临时军衔,并由我遴选三个中士和一个下士。我们还从政府方面领到了制服。我们的救护队积极工作了差不多六个星期。我一到“叛乱”地点,便晓得那里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称为“叛乱”的事情,也看不见有什么抵抗。这一场骚动之所以过甚其词地被称为叛乱,是因为有一个朱鲁首领劝人不要缴纳一种向朱鲁人征收的新税,而且杀害了一个前往收税的军士。总之我是同情朱鲁人的,因此到了司令部以后,听说我们主要的工作是看护受伤的朱鲁人,心里便高兴了。主任医官出来欢迎我们。他说白种人不愿意为受伤的朱鲁人当看护,因此他们的伤口便溃烂起来,使他束手无策。他以为那些无辜的人,得到我们的看护,真是如天之福,所以他便把绷带和消毒药水等全都交给我们,把我们带到临时医院去。朱鲁人看见我们很高兴。

那些白种人士兵常常站在栏杆那边望着我们,想叫我们不替朱鲁人包扎伤口。因为我们不理会他们,他们便激怒起来,破口辱骂朱鲁人。

后来我逐渐和这些士兵接近,他们也就不再干预了。在这些士兵的指挥官之中,有史巴克斯上校和威礼上校,他们在1896年的时候曾经激烈地反对过我。他们对我的态度感到惊讶,特别来看我并向我道谢。他们把我介绍给马赓志将军。读者千万别误会他们是职业军人。威礼上校是杜尔班一个有名的律师。史巴克斯上校是杜尔班一个有名的屠宰店的老板。

马赓志将军则是纳塔耳一个知名的农场主。这几位绅士都是志愿军,因此得到军事训练和经验。

我们所照料的受伤者并不是在战场上受伤的。有一部分人是被当作嫌疑犯抓过来的。这位将军判决他们鞭笞,所以他们便受了重伤。这些人的伤口因为没有人照料,便溃烂起来。

其他的都是一些友善的朱鲁人,他们虽然领到一种证章以示区别于“敌人”,但士兵们还是弄错了,开枪打伤了他们。

除了这一项工作以外,我还要给白种人士兵配药,并分发给他们。这对我来说倒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我早先在布斯医师的小医院里受过一年的训练。这一项工作使我同许多欧洲人有密切的接触。

我们附属于一支快速队伍。这支队伍所得到的命令是:哪里有危险,便开到哪里去。它大部分是由骑兵组成的。我们的营地一移动,我们便得抬着担架徒步随军而行。有两三次我们一天要赶四十英里的路程。但我们无论到哪里去,我总是感谢上帝,使我们有很好的工作去做。那些友善而误伤的朱鲁人,我们要用担架抬着行军,并照料他们,给他们当看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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