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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夜半无人私语时 第一节

我在雾里行走,追逐着张爱玲的脚步。我的灵魂行走在天上,行走在二十年代的上海。我拨开那迷雾,从云的罅隙俯视那庭院,闻到幽微的花香,听到一个女孩子清泠的读书声。

这是1928年的上海,小小的张爱玲,那时还叫做张瑛,她拉着她弟弟的手,坐在院子的花树下读书——我愿意它是桃花,因为喜欢胡某人的那句“桃花难画,因要画得它静”;至于书么,或许便是《红楼梦》罢,那是她反反复复读了一辈子的书,她说过第一次读是八岁。

她们抱着母亲从英国寄来的玩具,男孩子还戴着那舶来品的草帽,两个孩子,一个八岁,一个七岁,在一树桃花下扬起纯真童稚的脸,宛如天使。

我心动地聆听。

——如果上帝在这个时候的天空经过,大概也会驻足倾听。

她没有她弟弟美,神情也略显呆滞,没有弟弟那种讨巧的乖甜。可是她的声音抑扬顿挫,有着对文字天生的感知力与领悟力,渗透了灵性。

弟弟张子静多少有些不专心,是在惦记保姆张干为他预备了什么样的晚饭,也是在想妈妈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回来——他已经想不起母亲的模样,甚至想不起“母亲”这个词所代表的具体含义——但总归是一个好词,是一件好事,不然不会一大家子人这样兴头头地回到上海来,接驾一样地等待母亲的归国。

连下人们都较从前勤快些,因为知道她们的女主人就要回来,小瑛的保姆何干,和子静的保姆张干,早早地就替两姐弟预备下了见面那天穿的衣裳,连被褥也都拿了出来晾着。满院子拉着长杆短杆,晒着金丝银线的绫罗绸缎,发散着太阳的香气,有种蓬勃富足的喜庆劲儿。额角贴在织金的花绣上,会清楚地感觉到太阳的光,是纤细热烈的一条条。

天津家里的一切都成了过去——挥之不散的鸦片香,父亲和姨奶奶的吵闹,亲戚们关于小公馆的种种议论和鄙夷的眼神……这一切都扔在天津了,隔着一个海洋扔得远远的。他们从天津来上海时,轮船一路经过绿的海黑的海,走了好远好久,把不快乐不光明都丢在了海那边,怎么也追不上来的了。

从天津到上海,命运在这里转了一个弯儿,似乎是在向好里转,至少一度是这样充满着好转的希望的。

人总是喜欢新鲜的。有变化总是好的。等到母亲回来,一切还会变得更好。

弟弟忽闪着他的长睫毛大眼睛,打断姐姐的朗读,不知道第几百次地问:“妈妈长得好看吗?”

“你又不是没见过。”姐姐有些不耐烦地看着弟弟,“妈妈走的时候,你也有三岁了,一点都不记得?”

她可是记得很清楚的。记得母亲上船那天伏在竹床上痛哭时耸动的肩,记得她穿的绿衣绿裙上钉有抽搐发光的小片子,她躺在那里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一闪一闪,是海洋的无穷尽的颠簸悲恸。那汪洋的绿色看久了眼睛会盲,想忘也忘不了。

那一年,她四岁。

一个早慧的儿童多半是不快乐的。敏感,仿佛总是与伤感孪生。

母亲给她拍过许多照片,照片里的她大多不笑,圆头圆脑,有着怀疑一切的目光。惟一笑得很灿烂的一张,便被母亲很用心地着了色。

照片上的她生得面团团的,穿着蓝绿色薄绸的衣裳,有着薄薄的红唇——然而她明明记得,那是一件T字形白绸领的淡蓝色衣裳,印着一蓬蓬的白雾——蓝绿是母亲后来的着色,那是母亲的蓝绿色时期。

隔了许多许多年之后,她也会清楚地记着,那是一个北国的阴天下午,相当幽暗,母亲把一张小书桌亮搁在装着玻璃窗的狭窄的小洋台上,很用心地替这张照片上色。杂乱的桌面上有黑铁水彩画颜料盒,细瘦的黑铁管毛笔,一杯澄净若无的水——她记得这样清楚,因为是记忆里难得的母爱珍藏。

母亲是时髦的,也是美丽的,总是不大容易高兴。早晨,何干抱了小瑛到她的四脚大铜床上,她总是显出微微愕然的样子,似乎一时想不起这个小小孩童是从哪里来的,她忍耐地看着那孩子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不知所云地背唐诗,要想好一会儿才可以慢慢醒来——仿佛灵魂悠游在天上,看见自己的肉身在俗世,多少有些不舍得,只得无奈地还了魂——她于是显出一点高兴来,认真地教女儿认字块,背唐诗,认两个字之后,就给她吃两块绿豆糕。

——关于母亲的记忆,统统和“绿”有关。

“你还记得绿豆糕吗?”小瑛循循善诱地提醒,“妈妈每次给我两块绿豆糕,我总是分一块给你。”

“我要吃绿豆糕。”子静的心思立刻转开去,但是哗一下又改变了主意,“不,我更喜欢松子糖。”

他说着,嘴角露出甜美的笑容来,仿佛已经吃到了松子糖。

那是把松子仁舂成粉,再搀入冰糖屑做成的糖。他真是喜欢,仿佛生活的甜蜜全都浓缩在那里,落实在那里。小时候,为着他体弱多病,得扣着吃,人们曾经尝试在松子糖里加了黄连汁喂给他,使他断念,他大哭,把只拳头完全塞在嘴里去,仍然要。于是他们又在拳头上搽了黄连汁,他吮着拳头,哭得更惨了——要想吃到香甜的松子糖,便要同时接受奇苦的黄连汁,这是他自小接受到的关于人生真味的最直接的教育。

然而这么多年来,他仍是不改初衷。

“我想吃松子糖。”他再一次声明,很认真地声明。

“那你去找张干要好了。”小瑛终于不耐烦了,扔下弟弟,自己去阳台上找父亲。

父亲独自坐在阳台上,头上搭一块湿手巾,两眼直视,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也许是在想象未来,也许是在面向死亡——因为打了过度的吗啡针,他已经离死很近了,才只三十二岁,可是竟有了暮气沉沉的况味。

小瑛站在阳台门口,试探地叫一声:“二叔。”

因为大伯父没有女儿,她从小在口头上被过继给了大伯,所以一直喊自己的亲生父母做“二叔”、“二婶”。她弟弟很羡慕她可以有这么特殊的称谓,于是她又跟着弟弟喊伯父母“大爷”、“大妈”,并不叫“爸爸”、“妈妈”。这仿佛是一个预言——她的字典里没有“爸爸”“妈妈”,所以注定了一辈子不能体味正常的天伦之爱。

被喊作“二叔”的张廷重缓缓地回过头,看见女儿,僵滞的脸上显露出一丝欢喜,问:“做什么?你弟弟呢?”

“他饿了,找张干要吃的去了。”小瑛凑近一些,“二叔在看什么?”

张廷重摇摇头,却反问:“你想妈妈吗?”

“不知道。”小瑛老老实实地回答。在她心目中,“妈妈”或者说“二婶”像一个符号多过像一个人,是高贵神秘而又遥不可及的,是每年家人要她拍了照片远寄重洋的接收人,也是逢年过节常常往中国邮寄礼物的投递人——因为父亲娶了姨太太,又抽上鸦片,她借口小姑子出国留学需要女伴监护,一同去了英国。一去四年。从那时起,人们便在等她回来,把等待当作生命中的第一件大事,来上海后,更是每天从早到晚谈论最多的话题便是“太太要回来了”。她隐隐地欢喜,可是想到那位高贵而辽远的母亲真地要回来,要活生生地站在她面前,不是一张照片,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又多少有点奇怪而不自在。

小瑛问父亲:“二婶是不是真的就要回来了?”

“她回来,也可能还是会走的。”父亲答非所问,又叹了一口气,不知是对自己还是对妻子叹气。

是他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去求妻子回来的,直到他答应戒烟,又撵走了姨太太,她才终于肯答应。他当然高兴,可是多少也会觉得挫败,而且他对自己以后是不是真的可以戒掉烟瘾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鸦片是好东西,任凭再大的烦恼再多的痛苦,一个烟泡滚几滚,自然百病全消,万虑齐除。家势一代不如一代,世道一时不如一时,景况一年比一年更不如意——若再没了鸦片,还能叫日子吗?

每个人都有些戒不掉的嗜好吧?人总得有个念心儿,才会觉得活着的好。他的瘾是鸦片,小瑛的是书,子静是松子糖,妻子黄逸梵呢?大概是上学吧。

说起来逸梵真是旧时代意义上标准的大家闺秀,还从小缠足呢。像张家这样曾经显赫的大家族在民国后也都不讲究那些了,妹妹张茂渊也是一双天足,逸梵却是三寸金莲。但就是这样一个娴静的淑女,竟然一双小脚跨洋越海,跑到英国留学去了,听说和茂渊两个跑到阿尔卑斯山滑雪,还滑得不赖呢——就这样子一天天地飞远,从他的身边飞离了去,从他的家庭飞离了去,他们渐渐活在两个世界里。

记得当年结婚的时候,他们都还只有十九岁,金童玉女,一对璧人。男的风流潇洒,女的清秀恬美,又都是名门后裔,旗鼓相当,端的惹人艳羡。那时候花前月下,他们都曾庆幸自己得到了传说中的金玉良缘,远远好过他们的祖辈。

——张廷重的父亲是前清名将张佩纶,母亲是李鸿章的小女儿李菊耦,他们俩年龄相差了整整十八岁,而且都不算长寿。张茂渊就曾很不孝地非议过自己的姥爷,说:“这老爷爷也真是——两个女儿一个嫁给比她大二十来岁的做填房,一个嫁给比她小六岁的,一辈子都嫌她老。”

——黄逸梵的背景没有张廷重那么辉煌阔大,然而也是名门闺秀——清末南京长江水师提督黄军门的女儿。她母亲是农家女,嫁与将门之子作妾,平等自由那是谈不到的,而且也是短寿,夫妻两个都只活到二十几岁,孩子由嫡母带大。

按说这样背景相近、年龄相仿的两个人结为夫妻,那是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了。事实上,新婚时他们的确也曾快乐,也曾恩爱,也曾甜蜜和美过,然而后来,究竟是怎么走到如今这一步的呢?

大抵是从他吸鸦片、捧戏子、养姨太太开始的。

张廷重再叹了一口气,眼睛微微眯起,看得更加深远了。

这一次,他望见的是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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