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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小荷才露尖尖角 第三节

前面说过,这个家里的女人的背景似乎总比男人来得阔大体面——李菊耦做张佩纶的续弦是一种下嫁,而孙用蕃给张廷重填房其实亦是屈就。

那时上海的房子涨价,张廷重手里有祖上留下的一整条街的房子,算得上富人,于是许多久不走动的亲戚便又开始往来,且拐弯抹角地替他做媒,说的是日商住友银行的买办孙景阳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妹。

孙家是旺族,孙景阳的父亲、曾任袁世凯内阁国务总理的孙宝琦有一妻四妾,子女二十四人。给张廷重介绍的是孙宝琦的第七个女儿孙用蕃,三十六岁,精明强干,样子也还时髦爽利,大方脸,削下巴,很干净利落的一个人,可是闻说脾气不大好,又染上阿芙蓉癖,所以年纪老大还待字闺中。她那样的出身又不容她过于下嫁,一来二去地,便给张廷重做了填房。

其实亲戚间也还流传着一些关于她此前曾经与表哥闹恋爱的事,已经不是处子之身。但是张廷重说:“我知道她从前的事,我不介意,我自己也不是一张白纸。”

婚礼在华安大楼举行。那时候,跑马厅对面的国际饭店、大新公司、西侨青年会都还没有建造,七层楼的华安大厦便显得鹤立鸡群,居高临下——孙用蕃要的就是这种排场。

张爱玲和弟弟也参加了宴会,坐在席上,她真是食难下咽,仿佛眼睁睁看着一团火逼近了自己、包围了自己而不得逃脱——她真是很想转身逃开,可是,现实逼着她不得不端坐在那里,脸上带一个僵硬的笑。

她庆幸自己已经升入中学,可以住校。学校是她的伊甸园,可以使她短暂地远离继母的管辖——然而也未必,因为即使在学校里,继母的影子也无处不在,她的衣裳跟着她。

孙用蕃进门前,听说这个继女的身材同自己差不多,便带了满满两箱子自己做姑娘时代的旧衣裳——这位填房太太在进门前倒已经先想着替夫家省钱,真不知道是天生勤俭还是刻薄成性——或许也可以理解,总是落魄高官的后代,在民国一色地没落了,纵然祖上曾经堂皇尊崇过,如今的家境也仍是拮据,因此节俭成性。

她打开箱子,一件件地撂出衣裳来,带着惋惜怅惘的口吻说:“料子都还是好的。”仿佛连旧衣裳也不舍得给人似的。

于是此后几年里张爱玲再也没有穿过一件新衣。

那些肥大而过时的旧衣,像一件件情味暧昧的准古董。说新自是不新,说旧却又不够旧,有些领口已经磨破,无论怎样滚金线打丝绦,只是令人觉得窘缩,觉得尴尬。而且因为压在箱底里有了年代,整个浸淫着一种脱不去的樟脑味,在那样青涩初开的年代里,在被称为贵族化的教会学校里,更加使一个少女无地自容。

爱玲本是自小就有一点恋衣癖的,这也是母亲的遗传——因为黄逸梵的爱做衣裳,张廷重曾经咕哝过:“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在张爱玲还叫做张瑛的时候,她小小的年纪,看见母亲黄逸梵立在镜子前面,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只觉得美不胜收,羡慕万分,来不及地要长大,忍不住说:“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

然而她现在已经十六岁了,别说梳爱司头穿高跟鞋,甚至连穿得体面一点也不能。继母的那些衣裳中,有一件暗红的薄棉袍,碎牛肉般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

——记忆的伤,终生不能治愈。她不禁想起小时候个子长得快,几天就蹿高一大截,有一次母亲为她做了件外国衣服,葱绿织锦的,还没来得及上身,就已经不能穿了。如今想起来,真是奢侈得叫人心疼。

那件长满冻疮的暗红棉袍,就像兜头浇下满满一桶暗红色的油漆,给张爱玲的整个少女时代打上了一枚暗红的印章。她从此更加沉默寡言,也更加嗜书如命,她原本就比一般的同龄女孩早熟,如今更是忽然褪去了所有的稚嫩与天真,并且由自卑导致的自闭,使她的中学生活并不愉快,也很少交朋友。

据她的老师汪宏声回忆:张爱玲那时瘦骨嶙峋,不烫发,衣饰也不入时,坐在最后一排最末一个座位上,表情呆滞,十分沉默。“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的萎蘼不振”。然而她的作文实在是好,成绩也总是A或甲,老师常常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朗读她的作文,给她很高的赞扬,她也面无表情,仿佛并不当作一件了不起的事,仿佛写作本来就是她的天生技能,就像每个人生下来都会啼哭、长大了便会行走一样,是种本能,天经地义的事情。

她总是忘记交作业,每每责问,她的口头禅便是“我忘了”。通常人们总是善意地一笑轻轻放过了她,并且当她在心里也未必真在乎。可事实上她的内心远没有她的表面显示出来的那样漫不经心,不以为意,在那里面,是一颗少女的备受磨折的扭曲的心。

心上一次次的伤渐渐结了痂,打成结,一辈子也解不开。后来经济独立的张爱玲很有点恋衣狂,喜欢自己设计衣裳,并且务求穿得奇装异服、路人瞠目才罢,就是因为那时被穿衣问题困惑了太久留下的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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