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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小荷才露尖尖角 第四节

如果把李菊耦比作课子的李纨,那么孙用蕃就是弄权的熙凤,而且还是“变生不测凤姐泼醋”那一回里的王熙凤。

自从嫁入张家那一天起,孙用蕃就一直在变着方儿地提醒诸人自己的女主子地位,踩着别人来踮高自己——也许是一种补偿的心理罢,已经是低就了,再不仰起头来,怎么见得出自己本原的尊贵?

当家作主头件大事自然是钱,她不但抓紧日常开支,并且大量裁减佣人的数目,张廷重用的一些男仆和黄逸梵从前用的女佣都被辞退了——这是进门第一个下马威,要叫人见识她精明干练、擅于理家的手段。

她很喜欢同这家的前女主人相比,时常说:她喜欢画油画,认识蒋碧薇,那有什么了不起,我同陆小曼还是朋友呢。——屋子客厅里一直挂着陆小曼的油画瓶花。

但她也自有一样深得张廷重心思处——就是与张廷重有“同榻之好”,也是位多年的老烟枪,练得一手烧烟泡的好手艺。这一刻的温柔抵得过其他时候万种的泼辣。

而且,她只是克扣前妻留下的一对儿女,对张廷重用在吃喝玩乐上的钱倒是给得很大方的,同他一样喜欢吃外国进口的罐头芦筍,喝鸭舌汤,喜欢新鲜轿车。女儿学钢琴缴学费的钱没有,可是旧车换新车的钱刚刚好。张廷重非常满意,这新夫人可真是好,不会阻止自己吸烟,还不会好高骛远地巴望着西洋景,真是贤惠。渐渐地便对她百依百顺。

她便又嚷着要搬家——搬回麦德赫司脱路李鸿章的旧宅。辛亥革命前夕,李鸿章、盛怀宣、贝润生等人,自境内租界起,纷纷在静安区一带购置房产,不止那房子,那整条弄堂都属于李鸿章所有,地址是现淮安路三一三号。那是一所民初式样的老洋房,房间很多,空大陈旧,幽深不见天日。只住四个人其实是有些阴森而不划算的,然而孙用蕃坚持要搬,因为她嫁的是李鸿章的后代,自然要住进李鸿章的物业里去。

一九一二年,李菊耦在这里去世;一九一五年,张廷重与黄逸梵在这里结婚;一九二零年,张爱玲在这里出生;第二年,又有了她弟弟。

——这房子的墙砖,就是张家的年谱。记录了生,也记录了死,记录了桃之夭夭的小乔初嫁,也记录了暮春迟迟的二度梅花——究竟是鹊占鸠巢,还是李代桃僵,只有这房子知道。

张爱玲这样描写那房子:

“我就是在那房子里生的。房屋里有我们家的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而在阴阳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私语》)

张子静在《我的姐姐张爱玲》里对那房子有更详细的描写——

“它是一幢清末民初盖的房子,仿造西式建筑,房间多而深,后院还有一圈房子供佣人居住;全部大约二十多个房子。住房的下面是一个面积同样大的地下室,通气孔都是圆形的,一个个与后院的佣人房相对着。平时这地下室就只放些杂志,算是个贮物间。”

为了搬家,布置家具,当然又要花掉一大笔钱。那时候张廷重还在银行做事,就快过四十岁生日,孙用蕃别处俭省,这时却阔绰得很,一力主张大操大办,务必风光气派,说是要让张廷重有面子,其实是要炫以亲友,让所有的人看见——她多么治家有道。

当家大权一天比一天更落实到继母手里,而张爱玲也一天比一天更懒怠回家,偶尔回来,听说弟弟与自己的奶妈何干受欺侮,十分不平,然而无奈,也只有躲得远远地,眼不见心为净;可怜弟弟子静却离不开,只能一直在那房子里生活,长大,苟且偷生——她最感到爱莫能助的就是弟弟。

张子静在继母的管压下,益发腼腆苍白,也益发柔弱多病了。又长年读着私塾,见的世面有限,同姐姐的距离越来越大。

这是黄逸梵的一招失棋处,本来以为在重男轻女的张家,子静作为惟一的男丁,在读书求学上是怎么也不会有问题的。然而没想到,张廷重痛恨新式教学,又不理家事,对待两个孩子长年视而不见,他们长高了多少,是否要加添新衣,乃至课程讲到哪里了,学问怎么样,一概不过问。略一提上学的事,他便说:“连弄堂小学都苛捐杂税的,买手工纸都那么贵。”总之还是因为钱。

子静跟着先生念了多年,连四书五经的“书经”都背完了,却仍迟迟没有升学。以前和姐姐一起听私塾先生讲课,姐姐喜欢问东问西,还可以制造些热闹气氛;现在姐姐上学了,只剩下他一个人,生性原本沉默,如今越发呆呆地不想说话,气氛就变得沉闷,他也更讨厌上课,时常打瞌睡,或是装病逃课。

有一年爱玲放假回家,看到弟弟时竟然吃了一惊——许久不见,他变得高而瘦,穿一件不大干净的蓝布罩衫,租了许多连环图画来看。而那时张爱玲已经在读穆时英的《南北极》与巴金的《灭亡》,认为弟弟的品位大有被纠正的必要,于是苦口婆心地要把自己的经验说给他听。然而子静仍是小时候一惯的漫不经心,而且只一晃就不见了。大家又都纷纷告诉爱玲关于小少爷的劣迹,诸如逃学,忤逆,没志气。

爱玲听着,心里一阵阵地冷,眼前总是浮现出小时候弟弟那张乖巧甜美的脸,像安琪儿的画像——她还能清楚地记得,小时候长辈们见了那粉团儿一样的男孩子,总喜欢拿他的大眼睛长睫毛开玩笑,逗他说:“把你的眼睫毛借给我好不好?明天就还你。”他总是斩钉截铁地一口回绝。他很知道自己长得美,得人意,又因为病弱,便养成一种自怜的性格。逢到有人说起某某漂亮,他就问:“有我好看么?”逗得众人大笑。在他的眼里,他就是人人称赞的最漂亮可爱的人儿。

——可是现在,人人爱怜的安琪儿变成了人人诋毁的坏孩子。他做错了什么?

那天,为着子静在一张作废的支票上练习签名,岳母孙用蕃笑着倚向张廷重耳边说了句什么,张迁重跳起来就重重掴了儿子一个嘴巴,打得又脆又利落,十分熟络。子静一僵,原本苍白的脸色更为苍白,接着泛起一丝红晕,然而他什么也没说,只是低着头继续扒饭。坐在一旁的张爱玲却猛然震动,只觉那一巴掌打在自己脸上似的,心里针扎一般,拿饭碗挡着脸,忍不住流了泪。孙用蕃不以为然地讪笑:“又不是说你,哭什么?”

爱玲猛地抬头,不可置信地看着后母——她穿着黑色旧旗袍的样子显得单薄伶俐,头发溜光的梳向后面,在扁平的后脑勺上挽个低而扁的髻,大大的长方眼满是笑意。爱玲再也忍不住了,丢下碗冲到隔壁的浴室里,对着镜子哭了许久。她哭父亲的凉薄,哭后母的苛刻,哭弟弟的孱弱与麻木,也哭自己的无可奈何。

镜子里映出她的脸,扭曲变形而且湿漉漉的,像一幅毕加索的画。她想起小时候同弟弟一起玩,总是她出题目要他参与,可是他常常不听话,两姐弟便会争吵起来。因为他是既不能命,又不受令的。然而他实在是秀美可爱,有时候她便也让他编个故事来听听,他便比比划划地讲演:有个人被老虎追赶着,赶着,赶着,泼风似地跑,后头呜呜赶着……没等他说完,爱玲早已笑倒了,在他腮上吻一下,把他当小玩意儿。

如今,那当年秀美可爱的小玩意儿变得多么冷漠、无羞耻啊。

“我立在镜子前面,看我自己的掣动的脸,看着眼泪滔滔流下来,像电影里的特写。我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

“浴室的玻璃窗临着阳台,啪的一声,一只皮球蹦到玻璃上,又弹回去了。我弟弟在阳台上踢球。他已经忘了那回事了。这一类的事,他是惯了的。我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童言无忌》)

多年后,张爱玲写了篇《童言无忌》,中间有一段小标题便是《弟弟》,那时她已经二十四岁,是上海最红的作家;弟弟张子静二十三岁,因为身体不好自圣约翰大学经济系辍学,尚未正式工作,正是昏噩麻木的时候。看到姐姐在文章里对自己的赞美和取笑,并没有高兴,也没有生气,亦不觉得有什么“寒冷的悲哀”,正像是张爱玲在文章里所说的那样——“这一类的事,他是惯了的”。

然而事隔半个世纪,一九九五年九月九日中秋节,已经七十四岁的老人张子静得知姐姐离开人世的消息,一连几天都恍恍惚惚,脑中一片空白,时常一个人呆呆地坐着,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有一天他忽然翻出《弟弟》来重看,只看了一行,眼泪已经忍不住汩汩而下了。那一种委屈,那一种孤单,那一种永远不再的绝望,更向何人说?

也就从那天起,他决定要为姐姐写点东西,后来,他写了《我的姐姐张爱玲》。在所有的“张传”中,我始终以为这是最好的一部。因别人都只在“淘井”,惟有他只需要“对镜”——把记忆的镜子磨得亮一点,照见早已遗忘的过去就好了。

“九月九日,我听到我姊姊张爱玲死在美国寓所已数日才被发现的消息,悲痛万分。我真想不到报上曾经描述过有些外国独居老人死在家中无人知道,后来才被人发现的事情,竟同样出现在她身上。她虽然安详地长眠不醒,总使我心中产生出说不出来的悲怆凄凉的感觉。”

“自一九五二年她出国后,我们姊弟天各一方,睽别四十多年没有见过面,而今竟成永诀,远隔重洋,我无法到洛杉矶做最后的告别,只好写这篇不很像样的短文,权当做一篇悼念她的祭文,表达我的哀思。”(张子静一九九五年发表之《怀念我的姊姊张爱玲》)

“这么多年来,我和姊姊一样,也是一个人孤单地过着……但我心里并不孤独,因为知道姊姊还在地球的另一端,和我同存于世。尤其读到她的文章,我就更觉得亲。姊姊待我,亦如常人,总是疏于音问。我了解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对她只有想念,没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变,我和她是同血缘,亲手足,这种根柢是永世不能改变的。”(张子静一九九六年出版之《我的姐姐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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