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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在香港 第三节

成绩好,又有炎樱这样的亲密女友,张爱玲比在上海时多了自信。

香港求学三年里,张爱玲哭得最伤心的一次,是在放暑假时,炎樱不等她便独自回了上海,她有一种被遗弃的孤单感,大哭起来;然而也是同一个暑假,黄逸梵与几个上海牌友一同来香港小住,宿在浅水湾饭店——张茂渊终于卖掉房子,把钱还了她,于是她又可以到处飞了。

张爱玲一有时间便去看她,从此浅水湾对她就有了特别的意义。一闭上眼,路线便清晰,梦里也走不错。

——乘专线的浅水湾巴士出市区,沿路经过黄土崖红土崖,渐渐地光景明媚,水静风清,许多游山的车子掠过她乘的车,游人的手里抱着满怀的花,风里吹落了零乱的花瓣与笑语。

下了车,经过一条干净的碎石路,路两旁是绿意盎然的蕨类植物,走上极宽的石阶,路尽头花木萧疏的高台上有两幢淡黄色房子,那便是浅水湾饭店。报出母亲的房号,仆欧们领着她沿碎石小径走过昏黄的饭厅,经过昏黄的穿堂,上二层楼,进了房间,亮蓝色的海景占了四分之三的窗子,有一扇门通着一个小阳台,搭着紫藤花架,晒着半壁斜阳。阳台上有两个人站着说话——是母亲黄逸梵和她的洋人男朋友。

黄逸梵穿着西洋蓬裙子,梳着美丽的头发,周旋于一班华美蕴藉的客人之间,走到哪里,哪里便笑声四起;她和男友挽臂从浅水湾沙滩上走过,男的英俊,女的漂亮,打着洋伞,说着流利的英语,宛如画中人,又像电影画报;也有的时候,是爱玲陪着母亲,她们挽着手臂,缓缓地散步,谈笑。一如她八岁那年,母亲第一次从国外回上海——只可惜,浅水湾不是家。

时间对于黄逸梵好像不起作用,从那年到现在,已经十几年过去了,然而她还是那么年轻、漂亮、风情万种。

爱玲在《易经》里形容她的母亲:“她的侧面和颧骨石头一样,架在金字塔似的颈子与纤细的肩膀上。可谁也不能说准她还能美多久。”

相聚的日子总是短暂,母亲不久便去了新加坡。

——对于黄逸梵来说,缠足之辱大概是一生中最疼痛的记忆,所以她很喜欢到处飞。迈着一双金莲,走遍千山万水,跨过一个时代,而能仍然不失她淑女的步调,仿佛在向命运宣战。

然而她又无法违背她的出身,不管她怎么痛恨那古老的传统也好,她一生的活计还是依靠祖先留下来的那点古董——卖了一辈子的古董。

逸梵是庶出。父系三代单传,到了她父亲黄宗炎这一代,婚后无所出,于是娶了许多个姨太太为自己传宗接代,这也包括了逸梵的母亲,从湖南乡下买来的农家女孩子——典型的买卖婚姻。

黄宗炎曾在科举考试中举,承袭了父亲的爵位,出任广西盐法道道台。上任一年即因瘴气病亡。不久,姨太太在南京临盆,大夫人十分紧张——那些本家早就虎视眈眈,等着分绝户的家产,若是姨太太生了女儿,黄家的香火便要断了,一家女人不知要向何处依傍。

到了孩子落草的日子,屋子前后门都被把守着,连房顶上都蹲着人,撞槌、火把,什么都预备好了,要烧房子,杀了寡妇和孩子,好分她的财产。黄逸梵生下来,到底是女儿,众人大惊。幸而早有准备,女佣人从山东下来逃荒的人家买了个男婴,装在篮子里带进来,对外声称是龙凤胎。这便是黄逸梵的兄弟黄定柱。

生母二十多岁就去逝了。黄逸梵同弟弟由大夫人带大,自幼仰人鼻息,小心承欢,时时记着嫡母(大夫人)的恩德。她一直都想远离那生活。

——通常婚姻是改变女子人生的最重要举措,然而她的婚姻又是这样失败。

大夫人一九二二年在上海过世。黄逸梵同弟弟把财产分了,黄定柱要了房产地产,黄逸梵则分了些古董。每次回国再出国,就带走一两箱。

她几次尝试独立,做生意,跑单帮,可是一直不大成功。总是要借着卖古董来翻身,重新开始。

每卖去一箱古董,她应当都是十分自责而悲哀的罢,因为居然没有别的办法过活。她那么厌恶她的丈夫张廷重,可是却同他一样地坐吃山空,他们两个,都避不开自己的出身。即使她去了外国,远渡重洋,那一切她痛恨的事物仍然存在于她的血液之中,到老,到死,永远不肯放过她。

这一次的母女分离,爱玲没有哭。她已经习惯了离别,也习惯了漂泊,这是命运。

从四岁第一次看着蓝绿色的母亲去法国,到后来她自己颠沛流离大半生,她的生命仿佛是由一次又一次的离别、一次又一次的漂泊来组成的。

离别是人生里无可奈何的事情,反正每个人到了最后总是要告别的,那一个苍凉的手势,多做几次,或者少做几次,有多少不同呢?

对于母亲曾经去过香港小住的这一段往事,张爱玲在早期的文章里极少提及。是张子静的回忆录露了端倪:

“另外我表哥还透露,我母亲那次回上海,带了一个美国男朋友同行。他是个生意人,四十多岁,长得英挺漂亮。名字叫像叫维基斯托夫。我姊姊是见过母亲这男友的,但她从没对我说过,也没在文章里提起。”

“我母亲的男友做皮件生意。一九三九年他们去了新加坡,在那里搜集来自马来西亚的鳄鱼皮,加工制造手袋,腰带等皮件出售。一九四一年底新加坡沦陷,我母亲的男友死于炮火。这对她是很大的打击。她在新加坡苦撑,损失惨重。一度行踪不明,与家人失去联系。后来才知她去印度,做过尼赫鲁姊姊的秘书。”(张子静《我的姐姐张爱玲》)

张子静和母亲、姐姐、姑姑的来往都很疏落,又生性木然,对许多事的记忆不是从别处(比如表哥)听来的,就是从张爱玲的文章里理清的思路,事实上到底是怎么样的,其实早已记忆不清,很多时间与事件都含糊。

因他提及黄逸梵一九三九年去新加坡,后文接着便是一九四六年回国,使我一直错以为这期间张爱玲与母亲是不可能见面的。然而一九八四年八月三日香港《明报》刊出《倾城之恋》上片特辑,张爱玲写在《倾城之恋》公映前夕的一封短信表明,黄逸梵是从香港去的新加坡,而不是自上海出发;是珍珠港那年也即一九四一年出国,而不是张子静说的一九三九年——

“珍珠港那年的夏天,香港还是远东的里维拉,尤其因为法国的里维拉正在二次大战中。港大放暑假,我常到浅水湾饭店去看我母亲,她在上海跟几个牌友结伴同来香港小住,此后分头去新加坡、河内、有两个留在香港,就此同居了。香港陷落后,我每隔十天半月远道步行去看他们,打听有没有船到上海。他们俩本人予我的印象并不深。写《倾城之恋》的动机——至少大致是他们的故事——我想是因为他们是熟人之间受港战影响最大的。有些得意的句子,如火线上的浅水湾饭店大厅像地毯挂着扑打灰尘,‘拍拍打打’,至少也还记得写到这里的快感与满足,虽然有许多情节已经早忘了。这些年了,还有人喜爱这篇小说,我实在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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