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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劫后余生录 第四节

因为太多地面对了死亡,活着便益发显得是件具体而琐碎的事情。刚刚解除了对空袭的恐惧,张爱玲便同炎樱迫不及待地往街上跑,一心一意地惦记着在哪里可以买到冰淇淋。她们站在摊头吃着油煎萝卜饼,尺来远的地方就横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

一个挑着蔬菜的农夫正过马路,遇到盘查。那矮胖的青年日本兵就像安着只机械臂,一言不发就扇了几个嘴巴子。农夫也不吭声,说了反正也不懂,只是陪着笑脸。针织帽,蓝棉袄,腰上系着绳子,袖子又窄又长。

张爱玲愣愣地看着,耳光像是掴在她脸上,冬天的寒气里疼得更厉害。回家!她心里现在只有这样一个念头,回到上海去!虽然那里也沦陷了,但上海终究是上海,那里有自己熟悉的空气,亲爱的人,终归不一样。

校园里总有一对对的日本兵走来走去,有时候随意地便推开门走进张爱玲的宿舍里来。好在他们在大学里扮演的角色是校园警察,倒没有什么暴行。然而那种惘惘的威胁是时刻存在的。她只想回家!

她越来越频繁地去浅水湾找人问船票的事——上次同逸梵一起来香港的朋友中,有两个留了下来没走,已经在战争中同居了。因为寂寞,因为恐慌,因为剥去一切浮华的装饰后,直见真心。于是,相爱成了惟一选择。空袭最紧张的时候,他们躲在浅水湾饭店里避弹——完全是《倾城之恋》里的故事。

在《小团圆》面世之前,张爱玲给了明确的香港背景的小说主要就是《第一炉香》、《第二炉香》、《茉莉香片》这三炷香,再带着半部《倾城之恋》——说是半部,因为故事的前半截发生在上海。《连环套》也写的是香港,然而已经很“隔”了。

从这些小说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战争带给张爱玲作品的影响。我们不妨把《倾城之恋》和《烬余录》对照着看:

“战争开始的时候,港大的学生大都乐得欢蹦乱跳,因为十二月八日正是大考的第一天,平白地免考是千载难逢的盛事。那一冬天,我们总算吃够了苦,比较知道轻重了。可是‘轻重’这两个字,也难讲……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烬余录》

“那天是十二月七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炮声响了。一炮一炮之间,冬晨的银雾渐渐散开,山巅、山洼里,全岛上的居民都向海面上望去,说‘开仗了,开仗了’。谁都不能够相信,然而毕竟是开仗了。”——《倾城之恋》

——不仅时间选在了一个于她记忆最深的前夜,而且连心态也相类。

“我觉得非常难受——竟会死在一群陌生人之间么?可是,与自己家里人死在一起,一家骨肉被炸得稀烂,又有什么好处呢?有人大声发出命令:‘摸地!摸地!’哪儿有空隙让人蹲下地来呢?但是我们一个磕在一个的背上,到底是蹲下来了。飞机往下扑,砰的一声,就在头上。我把防空员的铁帽子罩住了脸,黑了好一会,才知道我们并没有死,炸弹落在对街……”——《烬余录》

“正在这当口,轰天震地一声响,整个的世界黑了下来,像一只硕大无朋的箱子,啪地关上了盖。数不清的罗愁绮恨,全关在里面了。流苏只道没有命了,谁知道还活着。一睁眼,只见满地的玻璃屑,满地的太阳影子。”

“子弹穿梭般来往。柳原与流苏跟着大家一同把背贴在大厅的墙上……流苏到了这个地步,反而懊悔她有柳原在身旁,一个人仿佛有了两个身体,也就蒙了双重危险。一子弹打不中她,还许打中了他,他若是死了,若是残废了,她的处境更是不堪设想。”——(《倾城之恋》)

——因为女人的战时记忆确与衣服有关,所以是“罗愁绮恨”。

至于书中那十八天的围城,更是原音重现,并且因为附丽在虚构的人物身上,更容易发挥,表现得也更为具体细致:

“围城中种种设施之糟与乱,已经有好些人说在我头里了。政府的冷藏室里,冷气管失修,堆积如山的牛肉,宁可眼看着它腐烂,不肯拿出来。做防御工作的人只分到米与黄豆,没有油,没有燃料。各处的防空机关只忙着争柴争米,设法喂养手下的人员,哪儿有闲工夫去照料炸弹?接连两天我什么都没吃,飘飘然去上工。当然,像我这样不尽职的人,受点委屈也是该当的。”——《烬余录》

“浅水湾饭店楼下驻扎着军队,他们仍旧住到楼上的老房间里。住定了,方才发现,饭店里储藏虽丰富,都是留着给兵吃的。除了罐头装的牛乳、牛羊肉、水果之外,还有一麻袋一麻袋的白面包,麸皮面包。分配给客人的,每餐只有两块苏打饼干,或是两块方糖,饿得大家奄奄一息。”——《倾城之恋》

关于“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两文的对照更加鲜明:

“香港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过分的注意……在战后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着个衣冠济楚的洋行职员模样的人,在小风炉上炸一个铁硬的小黄饼……所有的学校教员、店伙、律师帮办,全都改行做了饼师……我们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因为没有汽油,汽车行全改了吃食店,没有一家绸缎铺或药房不兼卖糕饼。香港从来没有这样馋嘴过。宿舍里的男女学生整天谈讲的无非是吃。”——《烬余录》

“柳原提了铅桶到山里去汲了一桶泉水,煮起饭来。以后他们每天只顾忙着吃喝与打扫房间。柳原各样粗活都来得,扫地、拖地板、帮着流苏拧绞沉重的褥单。流苏初次上灶做菜,居然带点家乡风味。因为柳原忘不了马来菜,她又学会了作油炸‘沙袋’、咖哩鱼。他们对于饭食上感到空前的兴趣。”——《倾城之恋》

自然最牵动人的还是爱情故事——

“围城的十八天里,谁都有那种清晨四点钟的难挨的感觉——寒噤的黎明,什么都是模糊,瑟缩,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也许家已经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像唐诗上的‘凄凄去亲爱,泛泛入烟雾’,可是那到底不像这里的无牵无挂的虚空与绝望。人们受不了这个,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西,因而结婚了。”——《烬余录》

——这解释了白流苏与范柳原故事的源头。

“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爬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她。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他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这一杀那的澈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使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

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倾城之恋》

张爱玲也将他们“看得透明透亮”了。她那时候还没有恋爱过,自然也没有结婚,可是她眼看了那些战时的鸳鸯如何在炮火中执子之手,与子成说。她为之感动,也为之叹息;为之祝福,也为之苍凉。

后来翻译家傅雷先生曾化名迅雨写过一篇《评张爱玲》,认为《倾城之恋》不如《金锁记》,因为柳原与流苏的人性领悟是:“笼统的感慨,不彻底的反省。病态文明培植了他们的轻佻,残酷的毁灭使他们感到虚无,幻灭,同样没有深刻的反应。”他推测:“《金锁记》的材料大部分是间接得来的:人物和作者之间,时代,环境,心理,都距离甚远,使她不得不丢开自己,努力去生活在人物身上,顺着情欲发展的逻辑,尽往第三者的个性里钻。于是她触及了鲜血淋漓的现实;至于《倾城之恋》,也许因为作者身经危城劫难的印象太强烈了。自己的感觉不知不觉过量地移注在人物身上,减少客观探索的机会。她和她的人物同一时代,更易混入主观的情操。”他且指出:“惟有在众生身上去体验人生,才会使作者和人物同时进步,而且渐渐超过自己。”

然而傅雷并不了解张爱玲的身世,只是仅仅看过她的作品,知道她曾“身经危城劫难”,故推测《倾城之恋》里“自己的感觉不知不觉过量地移注在人物身上”,而以为“《金锁记》的材料大部分是间接得来的”。

事实上,《倾城之恋》固然没有虚构,刻划了陪伴黄逸梵住在浅水湾的那一班贵族男女间优雅的游戏,发出了张爱玲在战乱围城中最真挚的感慨;而《金锁记》亦同样并非虚构,它是有着深厚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积淀在支撑着,张子静后来的回忆录里明确指出,《金锁记》里所有的场景、人物,乃至细节、对白、穿着,都是有本可依的,他看到姐姐的文字,就想起现实中的二爷、三爷、七巧、长白、长安是怎样的——

“我一看就知道,《金锁记》的故事、人物、脱胎于李鸿章次子李经述的家中。因为在那之前很多年,我姊姊和我就已走进《金锁记》的现实生活中,和小说里的‘曹七巧’、‘三爷’、‘长安’、‘长白’打过照面……”

“‘姜公馆’指的就是李鸿章的次子李经述家……”

“姜家分家那年,姊姊两岁我一岁。所以,《金锁记》前半部分最重要的情节……”

“我姊姊是从小说中姜府的大奶奶玳珍那里听来的;有一部分则是我姊姊追根究底问出来的。……”

“《金锁记》里的‘大爷’,真名李国杰,做过招商局局长、董事长兼总经理,一九三九年遭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他的妻子出身清末御史杨崇伊的家中……”

“我姊姊就是从她的闲谈中,得知外人不知道的李鸿章大家庭中的秘密韵事。……”

“李国杰的三弟李国罴,天生残废(软骨症),又其貌不扬,不易娶到门当户对的官家女子。眼看找不到媳妇,这一房的香烟就要断绝。不知是谁给出了一个主意:去找个乡下姑娘,只要相貌还过得去,收了房能生下一儿半女传续香火即可。这就是曹七巧进入李侯府的由来。……”

“《金锁记》的后半部情节,多在写七巧爱情幻灭后怎样以金钱和鸦片控制她的儿子长安,女儿长白。到了那时,姊姊和我才进入这篇小说第二阶段的历史现场,和他们在现实生活里打了照面。……”

“姊姊和我喊这曹七巧‘三妈妈’,喊长白‘琳表哥’,喊长安是‘康姊姊’……”

张爱玲的确和七巧隔着时代与身份,她同样也和像流苏隔着身份与经历——那时的她只有二十三岁,别说结婚,她还没有恋爱过呢。在危城劫难之后,她并没有在现实中握住任何一只手就此结婚了去,只是让小说里的范柳原和白流苏结婚了——那不是一个简单的罗曼蒂克的爱情故事,那是战争与和平的烬余人生。

她曾在《烬余录》里诚心诚意地感慨着:

“到底仗打完了。乍一停,很有一点弄不惯,和平反而使人心乱,像喝醉酒似的。看见青天上的飞机,知道我们尽管仰着脸欣赏它而不至于有炸弹落在头上,单为这一点便觉得它很可爱。冬天的树,凄迷稀薄像淡黄的云;自来水管子里流出来的清水,电灯光,街头的热闹,这些又是我们的了。第一,时间又是我们的了——白天,黑夜,一年四季——我们暂时可以活下去了,怎不叫人欢喜得发疯呢?”——(《烬余录》)

“这些又是我们的了”——从前她有过一回这样的感觉,是因为逃出了父亲的家,重新活过;这一次,这感觉来得更真实而更正大了,因为可以大声地说出来,和有着共同经历的人一起感慨——仿佛感慨着大家的感慨,那么这感慨便可以来得理直气壮,也更伟大些。

个人是渺小的,而群众才伟大,即使是苦难与悲哀,也是群众的苦难和悲哀才伟大。

那么这“群众”中的两个,躲起来静静地结了婚,为什么就不伟大了呢?

傅雷在评论中说:“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似乎自他之后,人们便往往喜欢拿张爱玲与鲁迅作比,认为鲁迅是时代的旗手,是伟大的作家;而张爱玲则只反映身边的生活,够不上“伟大”。

然而倘若换一个角度来看呢?鲁迅的文字自然是好的,深刻的,发人警省的,并且充满着时代的力量——惟其太有时代感了,也就打上了固有的烙印;而张爱玲的文字,在四十年代初期不用说是好的,引领一代风骚,开创“张爱玲的风气”,一时模仿者众,一度形成“张爱玲体”,因为模仿她的人大多是中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故又称“少爷小姐派”;八十年代,港台文学来袭内陆,张爱玲的名字又热了一次,被当成港台作家让不明底细的内陆读者们小小地骚动了一回,《小艾》的出土一度引发“张爱玲震撼”

,柯灵也适时适机地写了篇《遥寄张爱玲》,溢美之余又不忘了批判两句,令人不能不怀疑他不是真的怜张,而只是要“借张”;九五年张爱玲于美国洛杉矶公寓猝逝,文坛震惊,人们这才真正重新注意到这个不同凡响的作家,在追悼之余开始回顾和讨论她的人生传奇与作品;二十世纪初,“小资”一词泛滥,需要一个牌位来供着让人顶礼膜拜,辉煌于半个多世纪前的张爱玲遂被奉为了“小资鼻祖”,“祖师奶奶”,再次成为大热门——一个作家,像这样子轰轰烈烈地热了大半个世纪之久,如果这还不叫“伟大”,那么“伟大”这个词本身就变得太“狭小”了。

两千年十月下旬在香港举行的“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第一场讨论的话题便是:张爱玲是否已经成为鲁迅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又一个“神话”?

研讨会由岭南大学中文系主办,召集人是刘绍铭、梁秉钧和许子东。在第一场学术讨论会上发言的有郑树森、王德威、温儒敏、刘再复、夏志清和黄子平。刘再复认为“这两位文学天才,一个把天才贯彻到底,这是鲁迅;一个却未把天才贯彻到底,这是张爱玲。张爱玲在去国后丧失艺术独立性,成为‘夭折的天才’。”夏志清则认为张爱玲如果夭折,鲁迅更加失败。张爱玲“夭折”是为了生活,鲁迅晚年为人利用做左翼领袖更不可取。

但是这个时候,他们都还没有看过被称作“张爱玲自传三部曲”的《小团圆》、《雷峰塔》和《易经》,甚至也避开了《秧歌》和《赤地之恋》的存在。不全面的讨论,结论也就很难公正了。但是张爱玲是个死后连棺材也不要留下来的异人,自然也不在意人家的“盖棺定论”。

然而在她过世后方出版的英文自传《雷峰塔》中,我们终于第一次看到她对鲁迅文章的评价:

“古书枯燥乏味。新文学也是惊慑于半个世界的连番溃败之后方始出现,而且都揭的是自己的疮疤。鲁迅写来净是鄙薄,也许是爱之深责之切。但琵琶(书中张爱玲自己的替身)以全然陌生的眼光看,只是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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