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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回到上海 第一节

我的灵魂不知疲倦不舍昼夜地追着张爱玲的影子飞,从上海到香港,再从香港回上海,一直飞进重重迷雾里去——海上的雾太大了,不仅有海雾,还有硝烟。此时的上海已经沦陷,阴云弥漫。

这是一九四二年的五月,张爱玲回到了上海,炎樱跟她一起。

从香港到上海的船期正常是四天,她们却足足走了八天,绕了好大的弯子,还在基隆停了一夜。张爱玲没想到自己会看见祖父战败的地方,只见高高的天上悬着两座遥远的山峰,翠绿的山蒙着轻纱,一刀刀削下来,形状清峭,远望去像幅古中国的水墨山水画。

她在《易经》里写到自己回来时竟与梅兰芳同船,彼此擦肩而过,“他高个子,灰色西装纤尘不染,不知怎的却像是借来的。脸上没有血色,白净的方脸,一双杏眼,八字胡不齐不足,谦让似的侧身而行,仿佛唯恐被人碰到。还有三个日本人随行,顶巴结的模样。”——但因为只有这一处描写,别无旁证,也不知道是纪实,还是小说的杜撰。

由于战争,学业未能完成,那两个奖学金和“毕业后免费送到牛津大学读博士”的许诺也成了太阳下的彩虹,看着七彩夺目,却走不进去。

但无论如何,她终于是回来了,她是这样的热爱着上海。

“古人说:‘富贵不归故乡,如锦衣夜行,谁知之者!’她并不是既富且贵了。只是年纪更长,更有自信,算不得什么,但是在这里什么都行,因为这里是家。她极爱活着这样平平淡淡的事,还有这片土地,给岁月滋养得肥沃,她自己的人生与她最熟悉的那些人的人生。这里人们的起起落落、爱恨轇轕是最浓烈的,给了人生与他处不一样的感觉。”——《易经》

从香港回来,爱玲对上海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白和胖。在香港,广东人都是又黑又瘦的,像糖醋排骨,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上海人却是粉蒸肉,饱满浑圆,肥白如瓠,简直随时可以上报纸做代乳粉的广告,每一个都是长不大的孩童。她不由微笑,把学业未完的烦恼暂时放到脑后。

上海不是个让人看的地方,而是个让人活的世界。打从小时候开始,这里就给了她一切的承诺,她拼了命地要回来,为了它冒生命的危险,这使得上海愈发亲切,血肉交融一样的亲。

仍旧住在爱丁顿公寓,只是从五楼搬到了六楼;仍旧是每夜枕着电车回家的声音睡觉,每早闻着咖啡馆的面包香起床;仍旧跟姑姑住在一起——和姑姑在一起,即使是租的房子,也是家,有种天荒地老的感觉。

一切都和离开前一样,连面临的问题也是一样——嫁人,抑或工作。不然,何以为生?

钱,仍是生活中头件大事,最磨挫人志气而不容回避的。

自从日本人进了租界,姑姑张茂渊在洋行里的工作就停薪留职了,一天三顿吃葱油饼,过得很省。为了省房租,把公寓分租给两个德国人,自己只留下一间房。如今爱玲投奔了来,就越发窘。

回来前张爱玲有过很多不切实际的设想,但这时候才觉得三年大学里学到的知识其实派不上什么用场,如果要工作,仍然只好做女店员、女书记员,最好的也不过是做个女教员,或是女编辑员。

她考虑过或许可以靠卖画生活,那个白俄教师不是曾经出过五块钱想买她的画吗?等她成名以后,叫价可以再高些。又或者可以写文章,从前给《大美晚报》投稿,曾经获得过成功的。可是写什么好呢?自己最熟悉的好像便是电影,大学里最经常的记忆就是同炎樱两个到处去看电影,连战时也不放过。

也罢,就写电影吧。于是她开始拼命地写稿,用英文,写影评,投给《泰晤士报》,评的是《梅娘曲》、《桃李争春》、《万世流芳》、《新生》、《渔家女》、《自由魂》、《秋之歌》、《两代女性》、《万紫千红》、《回春曲》……

写这种小文章,简直不需要构思创意,只是随笔写来就好,那是她自小最喜欢的营生,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简直再轻松不过了。

天下最轻松最可爱的工作,莫过于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而还可以把它换成钱了。所以后来张爱玲在《童言无忌》里写着:“苦虽苦一点,我喜欢我的职业。”

而我在我书的扉页自我简介里往往写着:“生平三大嗜好:读书,写字,写字换钱。”屡被出版编辑骂为恶俗。

有天弟弟子静来看她,姐弟三年未见,见了,却也不觉得怎么亲热,仍是淡淡地招呼。在他,是觉得这个姐姐已然遥远,同自己不再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甚至不在同一片天空下,三年不见,她好像更瘦了,也更高了,长发垂肩,衣着时髦,十分飘逸清雅;在她,则是因为觉得抱歉——当年母亲收留了她而拒绝了他,使她觉得仿佛欠了弟弟,面对他就仿佛面对债主,有种不知如何的拘泥和窘缩。

她沏了一壶红茶,切了块从楼下咖啡馆叫的五角星形蛋糕,同弟弟两个分着吃,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闲话。多半只是子静在说,她只是听着,心里风起云涌,表面上却只波澜不惊。

他说:“父亲还是老样子,抽烟片,抽得很凶,家里也很紧张,越来越紧。”

爱玲点着头,并不搭腔。

子静搭讪着问:“姑姑今年有四十岁了吧,还没打算?”

爱玲淡淡地笑笑,仍不说话。

子静又问:“你有妈妈的消息吗?”

爱玲脸上闪过淡淡忧郁:“姑姑说,二婶去新加坡后,开始还有一两封信寄来,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就再没消息了。”她没同他说母亲去香港的事,因为不愿意他问得更多。

子静也是担忧,然而忧伤于他从来都是不深刻的,所以很快又转了话题:“姐姐最近看了什么电影没有?”

姐弟俩这才打开话匣子,从电影、书,聊到街景、市场。爱玲絮絮地讲起去静安寺庙旁的亚细亚副食品店买菜的事,那些卖肉、卖菜、卖鸡蛋的人都使她兴趣盎然。她喜欢听他们讨价还价,精明利落,又世故圆滑,有点小奸小坏,可是坏得有分寸。而且文理清顺。有一次她排队买肥皂,听到旁边一个小学徒向同伴解释:“喏,就是‘张勋’的‘勋’,‘功勋’的‘勋’,可不是‘薰风’的‘薰’。”

她不由笑出来,现在说起来还要笑:“到底是上海人呢!”

子静也笑了:“姐姐也是上海人呀。”过一下又补充,“不过不大像。”

不知道是说长得不像上海人那么肥白呢,还是说性情不像上海人那么精明。

爱玲并不深究,只是笑问:“做什么老瞪着我看?”

“你的衣服……”子静不好意思地说,“真怪。是香港最新式的样子?”

爱玲这天穿的,正是她在香港做的那件红地蓝白花的布旗袍,“奇装异服”中的一件。她笑:“你真是少见多怪,在香港这种衣裳太普通了。我还嫌不够特别呢!”

子静的脸上掠过一丝惆怅:“从前妈妈第一次回国来,穿着洋服,大家也都说怪……”

提到下落不明的母亲,姐弟俩又沉默下来。半晌,是张爱玲先拾起话头:“你呢?你现在怎么样?”

子静腼腆地说:“我去年夏天考进复旦大学了,是中文系。”看见姐姐面有鼓励赞许之色,自觉得意,又补充,“教英文的是顾仲彝,教中国文学的是赵景深,都是很有名的教授。我在复旦念了两个多月,可是因为战争……”他的声音低下来。

爱玲嗟哦:“因为战争……”不禁长叹一口气,想起自己未完成的学业。

子静接着说:“大学停课内迁,不愿迁到内地的学生可以拿到转学证。爸爸不赞成我离开上海,所以叫我拿了转学证在家自学复习,让我今年转考圣约翰大学。”

“哦?”张爱玲注意起来,“圣约翰大学很好呀。”

“是,与姐姐从前读的圣玛利亚学校齐名的。”

“是的。”

“姐姐呢,姐姐的学业怎么办?就这么荒废了,太可惜了。”

“是呀,只差半年就要毕业了呀!”爱玲愤愤地说,就是学业这件事叫她耿耿于怀——多么艰难周折才能上学,好容易考进伦敦大学,因为战争去不了;转入香港大学,却又因为战争,连港大也毕不了业——老天爷好像存心与她为难!贾宝玉衔玉而生,她却是打着伞出世,无论走到哪里,阳光怎么灿烂也好,属于她的永远是伞下的阴凉。

子静灵机一动,鼓动着:“其实姐姐也可以想办法转入圣约翰大学呀,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同学了,可以常常在学校碰面。”

爱玲面色一动,转又黯然:“不过——学费。”她叹了一口气,“姑姑没钱的。”

子静也跟着叹了口气,没有说话。

停了一下,爱玲犹豫地说:“我现在这样子赤手空拳地来投奔,已经很拖累了,如今再闹着要上学,多加一笔学费,那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林黛玉吃燕窝——故事倒多。不过上学的事,姑姑也曾提过,说是当年二叔和二婶离婚的时候有过协议,我的教育费该由二叔负担,港大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二婶拿的,现在剩下半年,理当该由二叔拿出来。可是……”

她没有把剩下的话说完,然而子静已经明白了——自从四年前姐姐在冬夜里逃出父亲的家,至今都没有再回去过。父女俩断绝往来已经四年多了,如今要姐姐回去向父亲低头,开口谈钱,那真是很委屈磨折的。

他于是自告奋勇:“不如我替你跟爸爸说,探探他的口风也好。”

爱玲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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