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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回到上海 第三节

终于又坐上心心念念的电车了,张爱玲充满欣喜地看着电车上形形色色的芸芸众生:

——有个穿米色绿方格兔子呢袍子的年轻人,脚上穿一双女式红绿条纹短袜,嘴里衔着只别致的描花象牙烟斗——当然是仿象牙的“西贝”货——烟斗里并没有烟,然而他津津有味地吮着,吮一会儿拿下来,把烟斗一截截拆开来玩,玩一会儿再装回去,继续像模像样地吮——张爱玲不由看得笑起来——那年轻人真是高兴。她也真是高兴。

——还有电车上没完没了数落男人的女人,不住口地咒骂着自家男人,可是口口声声都离不了他,那番精彩的谈话,略整理一下就是篇好文章。

——即使遇到封锁,也是一种小小的奇遇。电车停了,马路上的人却开始奔跑,在街左面的人们奔到街的右面,在右面的人们奔到左面。一个女佣企图冲过防线,一面挣扎着一面叫:“不早了呀!放我回去烧饭罢!”而电车里的人却相当镇静,见惯不怪地讨论着诸如“做人处世”这样的大道理,或是担心着“干洗、薰鱼”这些实在的烦恼,甚至还有小小的艳遇作为插曲,在短暂的封锁的密闭空间里演出了一场浪漫剧。

秦可卿房里有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果真如此,上海人便个个都是大学问家了。

这一切,张爱玲都一一地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写入笔下。

她微笑地用“外国人”的眼光饶有兴趣地来看待自己的故乡与“乡亲”,觉出许多新的意味——弄堂里长竿挑着小孩子的开裆裤,娘姨坐在堂门口一边摘菜一边叽叽呱呱地拉家常;店里柜台的玻璃缸中盛着“参须露酒”,隔壁酒坊在风中挑起“太白遗风”的旗子,有人蹒跚地走来打酒,却是料酒;小孩子在冬天里穿上棉袄棉裤棉袍罩袍,一个个矮而肥,蹒跚地走来,小黄脸上飞起一双神奇的吊梢眼,十分趣致可爱;黄昏的路旁歇着人力车,一个女人斜签坐在车上,手里挽着网袋,袋里有柿子,车夫蹲在地下,点那盏油灯,天黑了,女人脚边的灯亮了起来;烘山芋的炉子的式样与黯淡的土红色极像烘山芋;小饭铺常常在门口煮南瓜,味道虽不见得好,那热腾腾的瓜气与照眼明的红色却予人一种‘暧老温贫’的感觉……

街景更是美丽而多彩的,仿佛“生命的橱窗”,意味无穷:寒天清早,人行道上常有人蹲着生小火炉,扇出滚滚的白烟,路人忙不迭地躲避,然而爱玲却最喜欢在那个烟里走过,心头有茫茫然飘飘然的梦幻感;

门口高地上有几个孩子在玩。有个八九岁的女孩,微黄的长长的脸,淡眉毛,窄瘦的紫袄蓝裤,低着头坐在阶沿,油垢的头发一绺绺披到脸上来,和一个朋友研究织绒线的道理。她的绒线大概只够做一截子小袖口,然而她非常高兴的样子,把织好的一截粉蓝绒线的小袖口套在她朋友腕上比试着。她朋友伸出一只手,左右端详,也是喜孜孜的。爱玲一路地走过去,头也没回,心里却稍稍有点悲哀;

有人在自行车轮上装着一盏红灯,骑行时但见红圈滚动,流丽至极,坐在自行车后面的,十有八九是风姿楚楚的年青女人,再不然就是儿童,可是有一天她看见一个绿衣的邮差骑着车,载着一个小老太太,多半是他的母亲罢?她便觉得感动起来;

晚上走在落荒的马路上,听见炒白果的歌:‘香又香来糯又糯’,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唱来还有点生疏,未能朗朗上口。爱玲听着,也是一种难言的感动,她看过去,一整条长长的黑沉沉的街,那孩子守着锅,蹲踞在地上,满怀的火光,那真是壮观……

“小别胜新婚”的上海即使满目疮痍,在爱玲的眼里,却处处都可以看到故乡独特而亲昵的美。

乱世里的亲情,这样地稀罕,更是弥足珍贵。

连带姑姑住的房子都有一种可敬畏的力量,仿佛神明不可欺。有一天爱玲打碎了桌面上一块玻璃,要照样赔偿,一块玻璃六百块,好大一笔款项,她手头已经很紧,却还是急急地把木匠找了来,不敢怠慢。

报纸上登着一首周作人译的日本诗:“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细节密,顷刻之间,随即天明。”张爱玲拿给姑姑看,姑姑照旧说不懂,然而又说:“既然这么出名,想必总有点什么东西罢?可是也说不定。一个人出名到某一个程度,就有权利胡说八道。”张爱玲大笑——真不知道姑姑对“出名”这件事是太不敬还是太看重。

姑姑也从不觉得侄女聪明,有文采,并且一天比一天有名气,她只管抱怨她,说:“和你住在一起,使人变得非常唠叨而且自大。”唠叨,是因为张爱玲笨,一件事总要同她说很多遍,不时地嘀嘀咕咕;自大,也是因为张爱玲笨,显得周围的人都成了高智商全能的超人。

姑姑其实很怕别人唠叨,她有一个年老唠叨的朋友,说起话来简直叫人觉得岁月绵长如线,恨不得拿起把剪刀来剪断她的话头。姑姑因而叹息:“生命太短了,费那么些时间和这样的人一起是太可惜——可是和她在一起,又使人觉得生命太长了。”

爱玲自己写文章,也劝姑姑写,她不同意,说:“我做文人是不行的。在公事房里专管打电报,养成了一种电报作风,只会一味的省字,拿起稿费来太不上算。”

她形容她自己:“我是文武双全,文能够写信,武能够纳鞋底。”然而这样文武双全的姑姑,在乱世里却是有点无用武之地,时时面临着失业的危险——但也许是因为挑剔的缘故。

从洋行出来后,她在无线电台找了份新工作,报告新闻,诵读社论,每天工作半小时。这时候她们已经不用顿顿吃葱油饼了,一个挣薪水,一个赚稿费,比起爱玲刚搬来的时候,境况是好了许多,德国租客也搬了出去。但是姑姑很快又有了新的抱怨:“我每天说半个钟头没意思的话,可以拿好几万的薪水;我一天到晚说着有意思的话,却拿不到一个钱。”然后便把工作辞了。

爱玲有些替她可惜,张茂渊却理直气壮地很:“如果是个男人,必须养家活口的,有时候就没有选择的余地,怎么苦也得干,说起来是他的责任,还有个名目。像我这样没有家累的,做着个不称心的事,愁眉苦脸赚了钱来,愁眉苦脸活下去,却是为什么呢?”日子实在过不下去的时候,便卖珠宝。她手里卖掉过许多珠宝,只有一块淡红的披霞,还留到现在,因为欠好的缘故。战前拿去估价,店里出十块钱,她没有卖。便一直留下了,却又不知道留着派什么用场。便叹息:“看着这块披霞,使人觉得生命没有意义。”

然而张爱玲不这么以为,她正活在兴头上。在她心里眼里,只觉得“值得一看的正多着”,夏天房里下着帘子,龙须草席上堆着一叠旧睡衣,折得很齐整,翠蓝夏布衫,青绸裤,那翠蓝与青在一起有一种森森细细的美,她无心中看到了,高兴了好一会;浴室里的灯新加了防空罩,青黑的灯光照在浴缸面盆上,一切都冷冷的,白里发青发黑,镀上一层新的润滑,而且变得简单了,从门外望进去,完全像一张现代派的图画,她又觉得新奇且喜悦,仿佛爱丽丝走入仙境;晚上在灯下看书,离家不远的军营里的喇叭吹起了熟悉的调子,楼下小孩子拾起那喇叭的调子吹口哨,也都叫她欢喜,仿佛乱世逢知己……

便是这样地容易高兴,即使在乱世中,即使没有工作,前途茫茫,然而她还有青春,有天份,有着生命的期待与无限的可能性,有姑姑的陪伴和炎樱的友爱。

炎樱的父亲在上海成都路开着一家门面很有规模的珠宝店,店名就叫莫希甸,和他的姓同音。招牌上中英文对照,前门开店,后门出入,店堂的玻璃柜里陈列着钻石镶嵌的各色饰物,熠熠生辉,光彩夺目,那些宝石价格不菲,没多少人买得起,所以店里的客人总是寥寥无几;住家在楼上,拐弯处是亭子间,摆着八仙桌、凳椅等家具,用以进餐或会客——张爱玲来了,便在这里与炎樱聊天。她后来在《色戒》里把刺杀地点安排成一间珠宝店,描写细致,大抵就是这莫希甸给的灵感。

那时期炎樱正在积极学习中文,爱玲从百家姓教起,“赵钱孙李”,刚教了一个“趙”字,炎樱已经等不及地有妙论:“肖是什么意思?”爱玲说:“就是‘像’。”炎樱说:“那么‘不肖子孙’,就是说不像,那意思是不是说他不是他父亲养的?”说完不住挤眼。爱玲目瞪口呆,这炎樱,统共不识得几个字,倒已经先学会俏皮,开中国字的玩笑了。

两人在马路上走着,一看见店铺招牌,大幅广告,炎樱便停住脚来研究,随即高声读出来:“大什么昌。老什么什么。‘表’我认得,‘飞’我认得——你说‘鸣’是鸟唱歌,但是‘表飞鸣’是什么意思?‘咖啡’的‘咖’是什么意思?”中国字是从右读到左的,她知道。可是现代的中文有时候又是从左向右。每逢她从左向右读,偏偏又碰着从右向左。炎樱十分懊恼,却仍然笑着,不知是笑中文的深奥还是笑自己的笨拙。

经过书报摊,炎樱将报摊上所有画报统统翻遍之后,一本也没买。报贩讽刺地说:“谢谢你!”炎樱答道:“不要客气。”

她们有时也相约着一起去看越剧、听评弹,还到后台去看西洋景,也有时一起会朋友。聚会上,有一位小姐说:“我是这样的脾气,我喜欢孤独的。”炎樱立即补充:“孤独地同一个男人在一起。”张爱玲坐在一边,忍不住大声地笑了起来。幸亏那位小姐也是相熟的,经得起玩笑。

炎樱的一个朋友结婚,她去道贺,每人分到一片结婚蛋糕。他们说:“用纸包了放在枕头下,是吉利的,你自己也可以早早出嫁。”炎樱说:“让我把它放在肚子里,把枕头放在肚子上面罢。”

她还是这样地口无遮拦,又贪吃甜品,和爱玲出来,不管做什么也好,最后的保留节目一定与吃有关,坐在咖啡馆里,每人一块奶油蛋糕,另外要一份奶油;一杯热巧克力加奶油,另外再要一份奶油。然后便开始聊天。

她给爱玲讲三角恋爱的故事:“永远的三角在英国:妻子和情人拥抱着,丈夫回来撞见了,丈夫非常地窘,喃喃地造了点借口,拿了他的雨伞,重新出去了;永远的三角在俄国:妻子和情人拥抱,丈夫回来看见了,大怒,从身边拔出三把手枪来,给他们每人一把,他自己也拿一把,各自对准了太阳穴,轰然一声,同时自杀了。”

故事讲完了,她长吁短叹地感慨:“妒忌这样东西真是——拿它无法可想。譬如说,我同你是好朋友。假使我有丈夫,在他面前提起你的时候,我总是只说你的好处,那么他当然,只知道你的好处,所以非常喜欢你。那我又不情愿了。又不便说明,闷在心头,对朋友,只有在别的上头刻毒些——可以很刻毒。多年的感情渐渐地被破坏,真是悲惨的事。”

——这些,后来都被爱玲写进了文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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