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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与子相悦 第一节

我的灵魂行走在爱情的荆棘路上,孤独地行走着,举步维艰,寻找一条不受伤的捷径。我没有找到,张爱玲也没有找到;我没有替张爱玲找到那捷径;我的灵魂在哭泣。

张爱玲不哭。她选择了自己要走的路,便已决定面对荆棘。她是坐在水晶球里看未来的预言者,并且早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为自己写下了爱的预言: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她把人情世故看得这样透,惟独不能看穿她自己——或者,她把自己也看透了,却不能左右。

他和她相遇。两个世故而精刮的人。

他的世故在心里,她的世故全写在脸上了。然而她的心底无助而渴望激情,他的脸上则充溢着过分的热烈,那刻意制造的返朴归真恰恰是一种矫饰和伪装。

他们都是这样在意“活着”的人,但她的热情是旁观,他却是充满了兴头要参与。他曾说过:假如她是个男人,他也一定会来找她,所有能发生的关系都要发生。

他喜欢将她抱在膝上,轻轻抚摸她,叹息:这样好的人,可以让我这样亲近。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五日出版的《新东方》上,有一篇胡兰成的评论文章《皂隶、清客与来者》,高度评价了张爱玲的《封锁》,这是他与她的第一次公开“牵手”,在某种意义上亦可说是一种预言——

“张爱玲先生的《封锁》,是非常洗练的作品。在被封锁的停着的电车上,一个俗不可耐的中年的银行职员,向一个教会派的平凡而拘谨的未嫁的女教员调情,在这蓦生的短短一瞬间,男的原意不过是吃吃豆腐消遣时光的,到头却引起了一种他所不曾习惯的惆怅,虽然仅仅是轻微的惆怅,却如此深入地刺伤他一向过着甲虫一般生活的自信与乐天。女的呢,也恋爱着了,这种恋爱,是不成款式的,正如她之为人,缺乏着一种特色。但这仍然是恋爱,她也仍然是女人。她为男性所诱惑,为更泼辣的人生的真实所诱惑了。作者在这些地方,简直是写的一篇诗。

我喜欢这作品的精致如同一串珠链,但也为它的太精致而顾虑,以为,倘若写更巨幅的作品,像时代的纪念碑式的工程那样,或者还需要加上笨重的钢骨与粗糙的水泥。”

《封锁》是张爱玲与胡兰成相识相见的“媒妁之言”,而胡兰成在这篇文章里对《封锁》的解读,则太像是一篇比拟二人关系的寓言:一个过着甲虫生活的男人在封锁时期吃吃豆腐消遣时光,而一个没有恋爱经验的女人被这泼辣的人生的真实所诱惑了。然而一旦封锁解除,电车照开,两人分道扬镳,这一段爱情插曲也便无疾而终。

冰雪聪明的张爱玲是水晶心肝玻璃人儿,她看了这篇文章,不会毫无所感的吧?

后人公推傅雷在《万象》五月号上发表《论张爱玲的小说》是有关张爱玲评论文章的第一篇,并认为张爱玲《自己的文章》是对傅雷的回应,这主要是由于柯灵的《遥寄张爱玲》的误导:

“《万象》上发表过一篇《论张爱玲的小说》,作者‘迅雨’,是傅雷的化名,现在已不成为秘密,这是老一辈作家关心张爱玲明白无误的证据……张爱玲的反应,是写了一篇随笔,远兜远转,借题发挥,实质是不很礼貌地回答说:‘不!’很久以前,文坛上流行过一句玩笑话:‘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张爱玲这篇随笔的题目,就叫做《自己的文章》。”

然而《皂隶、清客与来者》叫我们知道,胡兰成评张爱玲,还在傅雷之前,早了两个月。而张爱玲的《自己的文章》,与其说是回应“迅雨”的评论,勿宁说是对胡兰成说“不”,且看:

“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战争与革命,由于事件本身的性质,往往要求才智比要求感情的支持更迫切。而描写战争与革命的作品也往往失败在技术的成分大于艺术的成分。和恋爱的放恣相比,战争是被驱使的,而革命则有时候多少有点强迫自己。真的革命与革命的战争,在情调上我想应当和恋爱是近亲,和恋爱一样是放恣地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是和谐。”

这里特地将“时代的纪念碑”标了双引号,因为是明明白白地套用了胡兰成的字眼并予以反驳,并非对准傅雷,也没有“不很礼貌”的意思,更非“远兜远转”,依我说倒是颇为“直截了当”、“理直气壮”的。

而且这篇文章发表于《新东方》一九四四年五月,从时间和媒介上也更合乎情理——是看了三月《新东方》胡兰成的《皂隶、清客与来者》做出的反应。如果是回复傅雷,大可在《万象》上予以回复,总不成柯灵不给她说话的版面吧?

至于题目叫做《自己的文章》,也未必是因为柯灵所说的“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倒有可能是同苏青开的一个玩笑,因为苏青早在一九四三年十月已于《风雨谈》第六期发表过一篇《自己的文章》。所以张爱玲的这篇稿子,很有可能是照搬了苏青的题目,游戏笔墨的意味占了很大比重,是夫妻朋友间的一个文字游戏。与傅雷无干,更与柯灵无干,实在是旁人自做多情了。

苏青是张爱玲与胡兰成的介绍人,他们俩的交往瞒着全世界,却不瞒苏青与炎樱。胡兰成在杂志上评论爱玲,她或许拿着那杂志又笑又骂地同苏青议论过,又借了苏青的一个标题写了篇回复文章——这三个人之间常相往来,以文会友,戏谑无拘,把报刊当自家客厅斗斗嘴取取乐也是很可能的。若然不信,将胡兰成的《谈谈苏青》和张爱玲的《我看苏青》比并着看就知道了。

苏青曾在《天地》创刊号上写了《论言语不通》,而胡兰成接着在第二期里写了《“言语不通”之故》;第六期里张爱玲和苏青各写了一篇《谈女人》,彼此应和,这就像张爱玲和胡兰成曾经各写过一篇《中国人的宗教》一样,是较技,也是唱和;十八期上登了张爱玲的《双声》,是她与炎樱的谈话记录,但是仿佛怕对不起苏青似的,同期又发了《我看苏青》……

还有一个辅证,是《新东方》五月号在发表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同时,还发了一篇胡兰成的短文《瓜子壳》。在这篇文章里,他一改平时犀利理性纵论天下的文风,竭尽调侃之能事,写了篇极轻巧精细的小文章:

“我是喜欢说话,不喜欢写文章的。两个人或者几个人在一道,随意说话,题目自然会出来,也不必限定字数,面对面的人或是挚友,或是仇敌,亲密或者泛泛之交,彼此心中雪亮,而用语言来曲曲表达,也用语言来曲曲掩饰,有热情,有倦怠,有谦逊,有不屑,总之有浓厚的空气。倘是两个十分要好的人在一道,于平静中有喜悦,于亲切中有一点生疏,说的话恰如一树繁花,从对方的眼睛里可以看出最深的理解和最高的和谐。又倘是夹在一些不相干的人群里,他知道自己是为谁而说话,知道有谁是在替他辩护,也有一种高贵的感觉……

然而写文章,是把字写在白纸上,没有空气没有背景,所以往往变成自说自话。那么把谈过的记录下来怎样呢?记录下来也不过是瓜子壳,虽然撒得一地,可是瓜子仁已经吃掉了。然而又非写不可,好吧,就拿瓜子壳出来待客。”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一再说自己的作文受了张爱玲的影响,仿佛在吃张爱玲的唾沫水,从这篇“习作”中已可以看到端倪。

这是他刚认识张爱玲三个月写的文章,是在努力地学习“张爱玲的风气”,连立意也是张爱玲给的——因同月《万象》上载的张爱玲长篇小说《连环套》里,刚好有一句:“照片这东西不过是生命的碎壳;纷纷的岁月已过去,瓜子仁一粒粒咽了下去,滋味各人自己知道,留给大家看的惟有那满地狼藉的黑白的瓜子壳。”

胡兰成大概很为这句隽秀的比喻喝彩,遂延展开来,写了《瓜子壳》自娱,同时也是“曲曲表达”:他同她在一起,是“平静中有喜悦,亲切中有一点生疏,说的话恰如一树繁花”,他们之间,有“最深的理解和最高的和谐”。文中且说:“一次和一位朋友说:你的那一篇关于中国人的宗教文章我读了,不知怎的我的心只是往下沉,有一种淡淡的哀愁与深刻的不愉快。”——这“朋友”是谁,呼之欲出。

一面学习着张爱玲的技巧,另一面便对张爱玲的作品做出更深刻的评析——是对迅雨的回应,还是因“她的文章人人爱,好像看灯市,但我觉得他们总不起劲”,所以要闻鸡起舞,让众人明晓她的好?

《杂志》五、六月分期连载了胡兰成长达万言的评论文章《评张爱玲》,文中说:

“这故事(《倾城之恋》)结局是壮健的,作者刻画了柳原的与流苏的机智与伶俐,但终于否定了这些,说道:‘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自私的女人。’而有些读者却停留于对柳原与流苏的俏皮话的玩味与赞赏,并且看不出就在这种看似斗智的俏皮话中也有着真的人性,有着抑制着的烦恼,对于这样的读者,作者许是要感觉寂寞的吧!”

这里的“有些读者”倒有可能是“不很礼貌”地直指“迅雨”,因其曾在《论张爱玲的小说》里批评《倾城之恋》不够深刻,所以他要替张爱玲“感觉寂寞”。他且在文章中又惊天动地地写道:

“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和鲁迅不同的地方是,鲁迅经过几十年来的几次革命和反动,他的寻求是战场上受伤的斗士的凄厉的呼唤,张爱玲则是一株新生的苗,寻求着阳光与空气,看来似乎是稚弱的,但因为没受过摧残,所以没一点病态……

鲁迅是尖锐地面对着政治的,所以讽刺、谴责。张爱玲不这样,到了她手上,文学从政治走回人间,因而也成为更亲切的。时代在解体,她寻求的是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

她是个人主义的,苏格拉底的个人主义是无依靠的,卢梭的个人主义是跋扈的,鲁迅的个人主义是凄厉的,而她的个人主义则是柔和、明净的。”

这亦可看作是回应迅雨的“《金锁记》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这一观点。

至于张爱玲本人,她以悲悯的眼神看待世人,而后妙笔生花,把一枝一叶都描勒得清楚剔透;然而她的人却是不染纤尘,对坊间评论向来不放心上,“报上杂志上凡有批评她的文章的,她都剪存,还有冒昧写信来崇拜她,她亦收存,虽然她也不听,也不答,也不作参考。”(胡兰成语)

对于迅雨的评论,胡兰成已经积极地替她在《杂志》上做了回复,以她的个性与为人,当不至于穷追猛打地自己还要再补一篇文章来对抗,弄得并肩上阵似的——如果她果真这么计较,也不会不关心“迅雨”是谁了。她与柯灵那么熟朋友,也没向柯灵打听过此人是谁,可知对这件事并未挂心。直到一九五二年,张爱玲离开上海,再度赴港读书,结交了宋淇夫妇,才听宋淇说迅雨就是傅雷。然而知道了,也只是微觉惊讶,并没有当作一件大事。

——从这一点也可以推测,当年她那篇《自己的文章》并非冲着迅雨去的,所以也不觉得自己得罪了谁。

柯灵在一九七八年九月的《怀傅雷》和一九八四年的《遥寄张爱玲》中两次提到这件事,念念不忘,耿耿于怀,其实是有点过虑了。

“四十年代初,我和傅雷开始交往,冷不防就爆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冲突。那时我们祖国正处于艰苦的抗战年代,上海已经沦陷,用傅雷的话说,那是‘一个低气丈夫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他用化名给《万象》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论文,其中有一段话涉及到他和我都很尊敬的一位前辈作家(西按:即巴金)。傅雷在法国专攻的学科之一是艺术批评,这篇文章的重点就在于探讨文学创作的艺术技巧。这类问题,本来完全可以各抒己见,无关宏旨。但一则我以为他的意见未必允当,再则这位前辈远在重庆,而我又一向主张,在沦陷区的刊物上,为避免敌伪利用,不宜随便议论身在抗战前线的战友,哪怕这种议论无伤大雅也罢。鉴于傅雷的倔劲相当出名,我采取先斩后奏的权宜措施,发表时把他这一段文字删掉了。这惹得傅雷非常生气,提出要我在报刊上更正,并向他公开道歉。但我通过朋友向他作了恳切的解释,也就取得了谅解。”(柯灵《怀傅雷》)

这篇文章写于一九七八年,那时国内对“张爱玲”三个字还态度模棱,这使被“文革”吓怕了的柯灵在提起旧事时不但要着意避开张爱玲的名字,并且为了不让人看出痕迹来,连巴金的名字也隐去了,用

“前辈”代替。由此可见柯灵为人的小心谨慎。

然而他在一九八四年,终于大起胆子,把事情说得更明白了——

“其实傅雷的议论,还有个更高的立足点,那就是以张爱玲之所长,见一般新文学作品之所短,指出‘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不成问题。’一扬一抑,有一段还涉及巴金的作品。我以为未必公允恰当,利用编辑的权力,把原稿擅自删掉一段,还因此惹恼了傅雷,引起一场小风波。”(柯灵《遥寄张爱玲》)

不过,如果一定要说张爱玲有什么回应的话,那么我以为《传奇》的出版大概是多少含着些负气的意思的。因为傅雷曾在《论张爱玲的小说》结束语里写着:“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下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

这两句话说得相当严重。而张爱玲在三个月后出版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书名就叫做《传奇》,四天之内全部销光。大概算是给迅雨的一个答复吧。

再则,就是一年后她将《倾城之恋》搬上舞台,并在公演前写了篇文章,有意无意地回复:

“《倾城之恋》因为是一年前写的,现在看看,看出许多毛病来,但也许不是一般的批评认为是毛病的地方……

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会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

极端的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易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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