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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一红倾城 第四节

我的灵魂像一弯上弦月那样挂在张爱玲的窗口,久久地凝视着那抹柠黄的灯光。她在灯下写作,剪影投在窗纱上,如梅花照壁,有说不出的静美与忧伤。

胡兰成不在这里。他去南京了。日本人出钱,叫他办一本杂志,《苦竹》。这题目来自她喜欢的那首诗:“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细节密,顷刻之间,随即天明”——她与他,都在如蒸如煮的夏夜里盼望天明。

封面是炎樱设计的,以大红做底子,以大绿做配合,红是正红,绿是正绿。肥而壮大的竹叶子布满图面,大白竹竿斜切过画面,有几片绿叶披在上面,在整个的浓郁里是一点新翠。

临走之前,他特地来了一趟,随随便便地提了只箱子,打开来,满满的都是钞票——此前她同他说过立誓要还母亲的钱,他记住了,这次是把办刊的经费拿来送了她。她是他的女人了,他要对她负责任。

她没有什么可以回报他,于是尽心尽意地替《苦竹》赶稿子,想到他凝眉看稿的样子,猜测他的神气与考语,就觉得欢喜。写到得意的句子,知道他一定也会觉得好——他总是读得出她的好,而且懂得欣赏,这是她最感激于他的。

因他见到她的好,她的美;她便愿意为了他而更加好,更加美。她穿一件桃红色单旗袍,他说好看,她自己便也得意,夸耀说桃红色闻得见香气;她去静安寺逛庙会时买了双绣花鞋,鞋头连鞋帮都绣有双凤,他看了喜欢,赞那线条柔美,又赞她的脚生得好,她于是每每穿着,在他面前走来走去。

她是个戏剧型的人。随便说一句话,都是咳珠唾玉,像对白般词句警人,做一个手势,又是柔艳有韵致,便连穿的衣裳,也是随身携带着的一部小型话剧。

而他,无疑是最好的看客,读者,听众,知音人。

她的人坐在这里,可是心已经飞了去南京,依附在他身边。稿子写好了,最后定标题,她写着《桂花蒸——阿小悲秋》,笑了,同时在心里做了一个决定——亲自去南京,当面交给他。

关于张爱玲的暂住南京,台北《中国时报》有一篇署名古之红的《往事哪堪回味》其实是“颇堪回味”的:

“认识胡氏伉俪,缘由兰成先生令侄胡绍钟学长引荐……胡氏居处,在南京市区石婆婆巷二十号,虽非豪宅巨邸,但其屋宇建构,采用欧洲南部风格,极为雅致,而其建材选择、色泽搭配,均为一时之最,一望即知居住在此的主人,其生活品味,必定是列于高雅层级之流。

步入胡宅大门,即见一片碧绿,芳草如茵,草地周边排列着五六个小花圃,其中栽着几丛玫瑰和凤仙,而两株体形稍大的腊梅,则散发出淡淡的幽香。草坪中央为网球场,只要挂上球网,即可打球活络筋骨。

第一次进入胡宅,正巧遇见他们打球方歇,因系初见,绍钟为我们做了简单的介绍,我也乘机打量他们:那位男士约莫四十来岁,气宇轩昂,眉目之间,英气焕发;女士年龄略轻,面容娟秀,显露出一股青春钟灵的活力。

在此之前,我对兰成先生,完全陌生;但对爱玲女士,则是因为她曾被笔者之恩师傅彦长教授赞誉,将来极可能是震惊文坛的名小说家,故而在心中对她已早有了一分景仰之意。此后,在绍钟陆续的谈话中,才知道当时张爱玲在文艺圈,虽已相当驰名,其实,他的六叔兰成先生,在文化、学术、新闻各领域,更是盛名远播,如若不然,他怎么能那么轻易就赢得美人的芳心。

当时,正值张、胡两人热恋高峰,无论居家闲谈,抑或户外漫步,均以格调高雅是尚,偶尔启窗望月,持螯赏菊,在展现文士风范;至于谈经论道,规划人生,则必炫其禅味,境界高不可攀。前人喜用‘鹣鲽’二字以喻夫妇情谊深厚,张、胡当之无愧。

张、胡之恋,虽为人誉为‘神仙美眷’,惟华服美食,终难恒久保持不坠。当时,胡供职之‘公司’营运成绩不佳,势将改组,因之,兰成先生之情绪、言行常见不耐之状,爱玲女士虽劝慰再三,然而效果不彰。

就我个人观察,张对胡仍是一往情深,多方体贴;而胡之待张,则似乎与往昔稍有不同。

稍后,胡感觉环境逼迫之压力愈见沉重,乃辞职匿居乡间,而爱玲则仍居上海,因为在此期间生活所需,全赖爱玲一人鬻文所得。而兰成则因爱玲不在身边而又结识了一位年龄很轻的周姓护士小姐。后来,周女受胡牵连被拘。胡见事态紧急,乃欲前往日本,投奔日籍友人暂避。临行之际,爱玲亲赴黄浦江滨送别,并赠以两部电影之稿酬与版税,供胡旅居日本时作生活费用。”

这是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惟一一段第三者记述的有关张爱玲婚后生活的文字记录,却又叫人将信将疑,忍不住要问——人家“启窗望月,持螯赏菊”,你看见了?“谈经论道,规划人生”,你听见了?“劝慰再三,而效果不彰”,向你诉苦了?

然而我又希望他写的全是真的——至少,张爱玲曾经开心过,快乐过。

猜想时间应该是九月以后的事情,因为这年九月,胡兰成在南京创办杂志《苦竹》,十月出创刊号。张爱玲撰稿力撑,大概也会去陪他在南京石婆婆巷住上一段;其后不久胡兰成便去了武汉,且又有了小周,光景便不同了。

关于那南京住宅,倒是有迹可寻的——沈启无在《南来随笔》中也提了一笔:

“我住在我的朋友家里。朋友的家住在一个背静的小巷子里。我喜欢进门靠墙根的一排红天竹,密密地丛生着一簇簇的红果子,累累地快要坠下来了,真是生命的一个沉重。客厅前面是方方半亩大小的一片草地,随意生长一点野花,却无大树遮蔽天日,这小园,我感觉它有朴素与空疏之美。没有影子的太阳,晒满全院,坐在客厅里开门一望,草地的绿仿佛一齐爬上台阶似的,人的眼睛也明亮起来了。”

“朋友赞美一个印度女子写的句子,‘秋是一个歌,桂花蒸的夜,像在厨里吹的箫调。’想到这样的夜,没有月亮也是美的,暗香浮动,你试用你意象的手,轻轻也可以摸得出的。”

这个“朋友”,便是胡兰成了;这片草地,便是他躺在藤椅上第一次看《封锁》的地方;而这个“印度女子”,便是炎樱(炎樱是伊斯兰卡人,但胡兰成一直错记成印度人,后来张爱玲在《对照记》里特意点明,似有澄清的意味);那句“秋是桂花蒸的夜”,便是张爱玲小说《桂花蒸——阿小悲秋》的题记,便登在《苦竹》杂志上。

沈启无且赞美炎樱设计的《苦竹》封面,说:“我喜欢这样的画,有木板画的趣味,这不是贫血的中国画家所能画得出的。苦竹两个字也写得好,似隶篆而又非隶篆,放在这里,就如同生成的竹枝竹叶子似的,换了别的字,绝没有这样的一致调和。”

他是胡兰成的朋友,也是同事,常常听到胡兰成赞美张爱玲。一个阴雨天,两人站在廊下,听到巷里有鼓吹,胡兰成想起旧时胡村人家娶亲的吹打来,渐渐聊到《金瓶梅》里的婚嫁,胡兰成说:“这两天闲来无事,我又看了一遍《金瓶梅》,觉得写的欠好,读了只有壅塞的忧伤,没有启发。”

于是沈启无说了些明朝万历天启年间的事来助兴。聊到投机处,胡兰成便又提起张爱玲来,说她如果在这里,一定另有绝高见地。又说:“《金瓶梅》里的人物,正如阴雨天换下没有洗的绸缎衣裳,有浓浓的人体的气味,然而人已经不在这儿了,也有熠熠的光辉,捏一捏还是柔滑的,可是龌龊。就像张爱玲在《谈跳舞》里说的:‘龌龊永远是由于闭塞,由于局部的死。’是这样的烂熟。”说过了,才觉出这一个绝妙的比喻十足是张爱玲的风格,不禁越想越得意,只说还不尽兴,于是提笔记下来。又逼沈启无也来写一写张爱玲。

沈启无遂写道:

“张爱玲,兰成说她的文章背景阔大,才华深厚,要占有一个时代的,也将在一切时代里存在。这话我并不以为是过誉,看她文章的发展,是有着多方面的,正如兰成说的,‘青春能长在,自由能长在,才华能长在的’。生活对于她,不是一个故事,而是生命的渲染。没有故事,文章也写得很美。因为有人生作底子,所以不是空虚的浮华。她不像西洋厌世派,只写了感觉,在他们的手下,词藻只做成‘感觉的盛筵’。而她,把感觉写绘成感情,几乎没有一样感觉不可以写出来的,没有一样感觉不是感情的。她走进一切的生命里去,一切有情无情在她的作品里也‘各正性命’,得到一个完全的安静。所以,她的文章是温暖的,有庄严的华丽,也有悲哀,但不是惨伤的凄厉,所谓‘众生有情’,对人间是有着广大的爱悦的。”

“一个人有着广大的慈悲,在时代的面前,没有所谓屈服,他可以低眉,可以俯首,伟大的爱是活在别人的生命里,伟大的艺术也是不灭的,永生的,不像一枝芦苇轻易在暴风雨里就被摧折的。

所以,‘让生命来到你这里’这句话,还是很可意味的一句话。”(沈启无《南来随笔》)

“让生命来到你这里”是张爱玲在《传奇再版序》里引用过的话。这本书,是他陪胡兰成在南京建国书店买的。只是看了序,已经被惊动了。只觉每一篇都有异彩绽放,“仿佛天生的一树繁花异果,而这些花果,又都是从人间的温厚情感里洗炼出来的。她不是六朝人的空气,却有六朝人的华瞻。”

在关于张爱玲的评论文章里,这其实也是相当不错的一篇,然而由于沈启无的身份问题,文章很少被人提及。

胡兰成一向惜才爱才,他之追求张爱玲,后人多以为是附庸风雅,沽名钓誉,然而他第一次看见她的文章是在南京,彼时刚刚出狱,未必知道她的文名;而他与她的交往,亦努力瞒过世人的耳目,又有什么名誉可钓呢?

且他并非是只对女作家这样热情,有诗人路易士,原名路逾,又名纪弦的,曾出版《纪弦回忆录》,其中有这样一段:

“一九四二年秋,我曾去南京看过胡兰成。散文家胡兰成大我几岁,是个‘绍兴师爷’型的文人……我的作品,他说他曾读过不少,居然能够当着一群朋友的面,背诵我的名作《脱袜吟》、《傍晚的家》和《在地球上散步》,一字不差。这一点,很是令人高兴……他知道我很穷,家累又重,离港返沪,已身无分文了,于是使用适当方法,给我以经济上的支援,而且,尽可能地不使我丢面子——例如暗中通知各报刊给我以特高的稿费;逢年过节,和我夫妇的生日,他都会派人送来一份厚礼,除了蛋糕,还有个红包哩。”

——这个例子,大概充分可以形容胡兰成的为人,仗义疏财,且心细如发。他是真的爱才。沈启无,是他重才怜才的另一个例子。

沈启无原为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原为周作人的四大弟子之一,一九四四年三月周作人发表“破门”声明后,被逐出师门,也被排挤出文化圈,于是投奔了胡兰成。胡兰成管吃管住,并于当年秋天邀请他同赴武汉沦陷区接手《大楚报》,胡兰成任社长,沈启无任副社长。

这情形,颇有点像多年之后的朱西宁供养胡兰成。

罗君强《伪廷幽影录》回忆说:“胡(兰成)曾受池田支持,主编谋略性刊物《苦竹》月刊。以后应日本人之聘,在汉口任华文《大楚报》社长,得到日本驻武汉‘吕’部队参谋人员的同意,发表拥蒋媾和、日军撤退的谋略文章。并公开讲演,从事鼓吹,使陈公博、周佛海为之头痛。”

这里没有提到汪精卫,因为他已经死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

此时主战的东条英机已经下台,日本方面有人希望胡兰成组织一个政府,池田看中了华中地区,于是资助胡兰成在武汉办《大楚报》,同时着手筹办一个政治军事学校,培植党羽。

然而胡兰成居然还是一如既往的素人无情,童言无忌,首日社论即是告日本人,说日本人的傲慢其实渺小,要他们明白这里是在中华民国的地面上,而且战争形势对日本已临到了天命不可儿戏;又在武汉发动“人民和平运动”,以“撤军、和平、统一”为口号,宣称不要蒋、不要汪、不要日本,要中国人自己说了算,并亲自在万人大会上发表演说,惹得当地日本宪兵要出动来袭击《大楚报》——这便是罗君强所说的“公开讲演、从事鼓吹”。

胡兰成竟是天生成的反骨,他办《柳州日报》时因宣称对日抗战必须与民间起兵的气运相结合,以致两广兵变后被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监禁三十三天;他给汪精卫做宣传次长的时候发表文章说汪政府必散,又被关了四十八天;给李士群做幕僚,差点惹来杀身之祸;如今身受日本人“隆恩”,却又发动万人演讲来抗日。想来“为之头痛”的应当不只是陈公博、周佛海,当还有日本人吧。

《大楚报》在长江航运断绝的情况下,发行量最高时竟达一万四千份——可见当时抗日情绪之激昂,亦可见胡兰成审时度势之准确。抛开“动机”

与“立场”不言,胡兰成,总是一个才子。

是才子,更是浪子,因为就在这种漫天炮火、日理万机之际,他居然还有心思谈情说爱,节外生枝,又在与张爱玲新婚不久,勾搭上了汉阳县医院的护士、17岁的周训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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