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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乱世佳人 第六节

对于大多读者来说,关于张爱玲的温州寻夫,都是从胡兰成《今生今世》里看到的。这之后,才会想到《华丽缘》其实也是那时间的见闻,她不仅写了在一九四六年正月去温州途中、路过诸暨时看的一场社戏,也写出了那时自己的真实感受与出路:

“每人都是几何学上的一个‘点’——只有地位,没有长度,宽度和厚度。整个的集会全是一点一点,虚线构成的图画;而我,虽然也和别人一样地在厚棉袍外面罩着蓝长衫,却是没有地位,只有长度,阔度与厚度的一大块,所以我非常窘,一路跌跌冲冲,踉踉跄跄地走了出去。”

文章隔了一年才发表,使许多读者包括我都一直在猜测她究竟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看的这出戏,还是胡兰成的《山河岁月》为我解开了这个谜:

“爱玲去温州看我,路过诸暨斯宅时斯宅祠堂里演嵊县戏,她也去看了,写信给我说:‘戏台下那样多乡下人,他们坐着站着或往来走动,好像他们的人是不占地方的,如同数学的线,只有长而无阔与厚。怎么可以这样的婉顺,这样的逍遥!’”

又过了许多年,同样的文字在《小团圆》完整地重复了一次,让我们终于落实那猜测——《小团圆》第九章在全书中显得突兀,切断故事,用了一整章描写来那场戏,并点出书名的来历,最后写:

“九莉无法再坐下去,只好站起来往外挤,十分惋惜没有看到私订终身,考中一并迎娶,二美三美团圆。

一个深目高鼻的黑瘦妇人,活像印度人,鼻架钢丝眼镜,梳着旧式发髻,穿棉袍,青布罩袍,站在过道里张罗孩子们吃甘蔗。显然她在大家看来不过是某某某,别无特点。

这些人都是数学上的一个点,只有地位,没有长度阔度。只有穿着臃肿的蓝布面大棉袍的九莉,她只有长度阔度厚度,没有地位,在这密点构成的虚线画面上,只有她这翠蓝的一大块,全是体积,狼犺的在一排排座位中间挤出去。”

——这一场行头华丽的过路戏,显见是给张爱玲留下太深的印象与刺激了。

再后来,才知有《异乡记》,其实张爱玲早已完整地记录了自己从上海去温州的全过程。

《异乡记》迟至二零壹零年才在《皇冠》四月号上首发出来,附了宋淇之子宋以朗的介绍文章,文中引用张爱玲写给宋淇夫妇的信说:“除了少数作品,我自己觉得非写不可(如旅行时写的《异乡记》)其余都是没法才写的。”

称之为“非写不可”,多少是有些文人强迫症。我每次旅行,尤其是去埃及、印度这样的古老国家旅行,总是要随身带着纸和笔,每天玩得筋疲力尽眼睛都睁不开,也还是要勉力记下这一天的见闻,唯恐过后便不再记得,即便记得也不再是这样的真切了。每次写出来都觉得枯燥,不满意,然而事后整理笔记时,却又总是赞叹,觉得旅行时写得再烂的笔记,也好过事后闭门回忆时雕琢的文章。

张爱玲说过她对于真实几乎有些偏执的癖好,于是我猜想她必定是同我一样患有这样的“游记强迫症”,后来她去台湾惊鸿一瞥,也曾专门写下《重访边城》。

游记的重要,还不仅在于记下旅途见闻,更是为日后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素材,《异乡记》尤其是这样。

比如书中第二章写在异乡遇到瞎子弹弦算命:

“有琵琶声,渐渐往这边来了,远迢迢叮呀咚地,在横一条竖一条许多白粉墙的街巷里玲珑地穿出穿进。闵先生说是算命的瞎子弹的。自古至今想必总有许多女人被这声音触动了心弦,不由得就撩起围裙暗暗数着口袋里的钱,想着可要把瞎子叫进来问问,虽然明知道自己的命不好。”

然后写闵先生和老妈子都让这瞎子算了一回,瞎子边弹边唱,从“算得你年交十八春”一路唱下去,老妈子还只管问:“那么,到底归根结局是怎样的呢?”听得旁边的人倒吸一口凉气,一个七八十岁的人,好像她这时候的贫穷困苦都还不算数,还有另一个归根结局似的。

——这段故事,后来照搬到了《怨女》里,但经过修饰的描写,反而像是不如这里平铺直叙来得更见利落寒薄,直见生命的苍凉。

《异乡记》是纪实,因此在自传小说《小团圆》里就引用得更加频繁,后来写《秧歌》也大量挪借了这一路的见闻。评论家们说张爱玲平生从没去过乡下,在《秧歌》里所写的全是臆测,是因为此前没有看过《异乡记》,也并不知道张爱玲去温州的这段经历。

那个时候,张爱玲的“异乡”还只是指的温州,然而到了后来,她越走越远,异乡也越来越冷。

张爱玲是擅长预言的,她是早已写出了后来自己与这时代越来越明显的格格不入,惟有仓皇逃离,从戏台下,从集会中,从她热爱的上海人里,从中国大陆,走出去,一路跌跌撞撞,踉踉跄跄,直至永远地埋身异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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