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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侠骨柔肠有谁知 第二节

为了母亲,张爱玲不得不振作自己,努力让自己从灰暗的情绪里走出来。

而这期间给她帮助最大的人,就是桑弧。

桑弧原名李培林,原籍宁波,一九一六年生于上海(张子静在〈我的姐姐张爱玲〉中说桑弧比张爱玲小一岁是不对的,他其实比张爱玲大四岁),毕业于浙江大学新闻系,后任银行职员,一九三五年结识周信芳和电影导演朱石麟,开始尝试文艺写作。一九四一年创作电影剧本处女作《灵与肉》,并自“当年蓬矢桑弧意,岂为功名始读书”一诗中取得笔名“桑弧”。一九四六年八月进入文华电影公司担任编导。

一九四六年七月,桑弧在石门一路旭东里家中请客,邀请的人有柯灵,龚之方,魏绍昌,唐大郎,管敏莉,鸳鸯蝴蝶派作家胡梯维及夫人金素雯等。之前特地请柯灵代邀张爱玲——爱玲许是为了柯灵的面子,又许是想为母亲重新振作,难得地应邀而至。

来了,却又一时不能融入人群,只是沉默地坐在一隅,落落寡欢,神情寂寂,仿佛沙漠苦旅踽踽独行,又似月宫嫦娥遗世独立。她的人坐在这里,可是她的心神和魂灵儿不在,她看着人群,然而当他们是透明,可以笔直地穿过去,一望无际,几千里地没有人烟——她的眼睛里便是有这样的一种荒漠的神气。

桑弧远远地看着,犹豫了好一会儿才提起勇气走过去,谦恭地说:“张小姐改编的话剧《倾城之恋》我看了首演,非常佩服,一直希望有机会能与张小姐合作剧本。”

她抬头看着他,这是一个瘦高的男人,甜净的方圆脸,浓眉大眼长睫毛,穿一件毛烘烘的浅色爱尔兰花格子呢上衣,有种稚气。他讲了自己与吴性栽合办文华影业公司的事,再次提出请张爱玲编剧的愿望。

然而张爱玲犹豫着,说:“可我没写过剧本,很陌生。”

桑弧不善言辞,见张爱玲淡淡然地不甚兜揽,便有些尴尬,却也并未走开,就只沉默地坐对。这沉默使得爱玲暗暗惊心,心里知道他们是一路的人。

然而落在旁人的眼里,却只觉得他们怪,于是能言善道的龚之方走过来救驾,夸张地说:“张小姐锦心绣口,一点就通,没写过,写写就会了嘛。”

龚之方是负责文华电影公司宣传工作的,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一番对张爱玲的景仰之情,介绍了文华影业的雄厚班底,一再力劝张爱玲开拓写作领域。

爱玲低头思忖,算下来,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到一九四六年八月,已经整整一年了,她一个字也没有写,是没心情,也是没条件——没地方让她写。

可是写字是她的天赋,这样长久的封笔于她是有如慢性自杀一般的痛苦。“爱是热,被爱是光。”她把她的热给了人家,她却失了自己的光。这一年来,整个人都活得灰扑扑的。如果可以为文华写剧本,倒不失为重拾山河的好办法,而且她有过改编话剧《倾城之恋》的经验,当时囿于舞台局限,只觉得有许多不足,拍电影,是比舞台表演的空间大得多了。而且之前也听说过桑弧的名字,不无好感。

她终于点了头:“好,我写。”一诺千金。

龚之方和桑弧从这一天起便成了张爱玲的朋友,一直到她离开上海。

此前街面上出现了《传奇》盗印本,张爱玲气得去警察局投诉,可是不得其法——文人的利益,从来都得不到法律的保障,至今犹然——她于是想自己重出,以正视听。而龚之方的另一身份是山河图书公司老板,于是便请他帮忙。

龚之方自是一口答应,还与桑弧一起去求当时驰名沪上的金石名家邓翁题写了书名:《张爱玲传奇增订本》。

一九四四年杂志社出版的《传奇》,收了七篇小说,约二十多万字,定价伪币三百元;一九四七年山河图书公司出版的增订本,收了十六篇小说,约五十万字,定价法币三千元。

封面还是炎樱设计的,主体是一幅点石斋石印的晚清仕女图,寻常家居生活的场景,桌上有茶壶茶杯,地上有痰盂,头上有一盏高高吊起的装饰性花灯,大概是节日挂上去未来得及取下的。奶妈抱着孩子坐着,看女主人在灯下抹骨牌——或许是起课——那时节张爱玲六神无主,茫然无措,渐渐迷信起来,不仅曾为了胡兰成去测字,后来在《不了情》里也加了男女主角弄骨牌起课的细节——画面右上角,很突兀地开了一个窗口,有个都市女子从窗里好奇地探头出来窥望,是现代的灵魂在遥望着古代的影像,因为现代已经没有这样的传奇了。

张爱玲亲自编排,每一页校样都仔细校订,书印了三千本,她在每本版权页都盖上自己的图章,丝毫不马虎。——然而这么有版权意识的张爱玲,在最穷困的日子里,面对内地盗印她的小说逾千过万,却是无能为力。

在增订本里,她郑重其事地写下了“有几句话同读者说”,第一次明明白白地替自己辩护:

“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惟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所以一直缄默着。同时我也实在不愿意耗费时间与精神去打笔墨官司,徒然搅乱心思,耽误了正当的工作。但一直这样沉默着,始终没有阐明我的地位,给社会上一个错误的印象,我也觉得是对不起关心我的前途的人,所以在小说集重印的时候写了这样一段作为序。……”

柯灵这时是《文汇报》的主编,便在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的副刊上撰写了一篇推荐文章《张爱玲与〈传奇〉》:

“上海在沦陷时期出了一个张爱玲,她的小说与散文颇为读者所称誉。但是正因为她成名于沦陷期间,发表作品较多,而又不甚选择发表刊物,所以胜利以后,她不免受了‘盛名之累’。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两年前曾经刊行,最近市上发现了偷印本。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市侩的伎俩,和他们的‘乘人之危’的居心。但据笔者所知,目前正有一家出版社在重新排印这本书,其中添收张爱玲后期所作小说数篇,闻书前有她的新写的题记,说明两点:(一)她在沦陷的上海写过文章,可是她从不跟政治发生任何关系。(二)她所写的文章,从没有涉及政治,她的两本书(《传奇》和《流言》)可为明证。也就是说,要求社会还她真实的评价。”

署名“甲文”,已经是抱了提防之心,而且文章措辞十分严谨,然而发表后,柯灵还是遭到了“左派”人士的严厉批评,承受了很大的压力。直到半个多世纪过去,他提起时还耿耿于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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