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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倘若她留在中国 第二节

黄逸梵还在国外的时候,就一直写信催促女儿回到香港去读完大学,但是张爱玲回信说想继续写作。黄逸梵恨铁不成钢地骂她“井底之蛙”。这次回来,又旧话重提,劝她:“你不如回去把学业完成,也是找个由头离开这里。呆在上海,终不是长久之计。”

爱玲有些犹豫,低着头久久不语。“霁月难逢,彩云易散”。一生中,她与母亲相伴的年份几乎屈指可数,每一段,都是人生至为金贵的记忆,几乎不肯轻易启齿,怕人家偷听了去。

——在这一点上,她总比她的弟弟张子静幸运得多。

只可惜时间也太短了。有限清欢,无限辛酸。她好像命中注定无缘与至爱的人长相厮守。

与母亲再度相伴的日子,是爱玲在这段动荡岁月里最大的安慰。然而现在母亲又要离开了,她的心里十分彷徨,比小时候犹甚。冰心在诗里写:“自然的风雨来了,鸟儿躲进它们的巢里;人间的风雨来了,我躲进妈妈的怀里。”现在风大雨大,而她要躲去哪里呢?不能和妈妈在一起,难道也不能和姑姑在一起吗?这么些年来,她没有家,于是姑姑在哪里,哪里就是家了。她不想连这一点依傍也放弃。

而且,她心里已经另有了一个人。于是她低低地说:“我想再观望一阵子。”

这时候上海的政治气氛是虽然风吹草动不息,但还不至于上升到“洗礼”的地步,而张爱玲的名气还在,余威犹存。这从李君维发表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电影特刊上的《张爱玲的风气》中便可以清楚地感觉到:

“某太太,就像〈太太万岁〉里的一样的一位能干太太,告诉我一段故事,接着她说:‘说出来你不信,完全跟那个张爱玲写出来的一模一样,天底下竟有这样的事!’我妹妹穿了件灰背大衣,穿了一件黄缎子印咖啡色涡漩花的旗袍,戴了副银环子,谁见了就说:‘你也张爱玲似的打扮起来了。’

其实张爱玲没有真正创造过什么时装,可是我们把稍为突出一点的服式,都管它叫‘张爱玲式’。有一次我问张爱玲:‘短棉袄是您第一个翻出来穿的吧?’她谦逊地说:‘不,女学生骑脚踏车,早穿了。’这是我们目之为‘怪’的一点,就是张爱玲喜欢穿‘怪’衣裳,其实她之穿‘怪’衣裳,也多少含了点玩世不恭的态度。她有一件装竹圈的大衣,底下鼓出来像一只皮球,一天在炎樱家问起她,她说那个竹圈已经拿掉了,说的时候漠不关心,一如说着旁人的事。正如章太炎喜欢偶然用古字一样,无非是文字的化装而已。无论如何,张爱玲虽不欲创造一种风气,而风气却由她创造出来了。”

当年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喜着竹布长衫,一时引得京都人士争相效仿,几成脱销之势;而今她的奇装炫人,俨然竟成张爱玲风气,却是时人模仿不来的。

一旦离开,这些辛苦经营的虚名儿便都将风流云散,都说“白手起家”,那指的是本来便一无所有;若要放弃现有的一切从头再来,谈何容易?

母亲走后,张子静似乎预感到了一家人相聚的日子越来越少,时时来探望姐姐,并且担忧地问她有什么打算?

爱玲避重就轻地说还在找房子打算搬家,又拿出一小包红蓝宝石说:“这是二婶给你的,说等你结婚的时候给新娘子镶着戴。”然后便如常闲谈,说刚看完赵树理的小说《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很不错,建议他有机会也找来看看;《小二黑结婚》还拍了电影,她也说很好,叫他去看。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她仍在观望中,“张看”中。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张爱玲亲眼看到了解放军进城。

这时上海的十多家小报都已在解放之前自动停刊,夏衍接管上海市文化工作的时候,上海成了一个没有小报的城市。夏衍向龚之方说,“新中国”并不是不能容许小报存在,只是要端正风气,提供读者有益的、多样化的趣味性内容。要龚之方和唐大郎组织一个“能力较强、素质较好的小报班子”。

于是《亦报》应运而生,龚之方任社长,唐大郎任总编辑。八开对折,邀请了许多著名作家如丰子恺、周作人等人执笔支持,自然也会向老朋友张爱玲约稿。

爱玲自《太太万岁》的风波之后,已经又搁笔近两年了,一是因为不断搬迁,没有心情;二则也是新中国成立,她还抱着观望的态度,“怀疑一切的眼神”;直到一九五零年搬入黄河路上的卡尔登公寓三零一室,生活略为安定,这才重新提起笔来,写了《十八春》,发表在《亦报》上,署名“梁京”——为了躲避莫须有罪名的轰炸,她连自己的名字也不敢要了。可是又不甘全盘放弃,于是同读者们做了个文字游戏,借“玲”的子音“张”的母亲切为“梁”,“张”的子音“玲”的母音切为“京”。

而桑弧亦化名“叔红”,在《十八春》连载前一天写了一篇《推荐梁京的小说》:“仿佛觉得他是在变了,我觉得他仍保持原有的明艳的色调,同时,在思想感情上,他也显出比从前沉着而安稳,这是他的可喜的进步……”用的是“他”而非“她”,有意掩人耳目;

在小说连载期间,他又继续以“叔红”为名写了《与梁京谈〈十八春〉》,其中提到小说连载至曼璐设计让祝鸿才污辱了曼桢以后,许多读者既同情又愤慨,认为非把这对狗男女枪毙不可,于是纷纷写信给“梁京”,请她“笔下超生”,让曼桢的悲剧停止。

此前张爱玲与桑弧本来计划第三度携手合作,拍摄电影《金锁记》,然而由于时局动荡,终究未能如愿。其原因为何,至今是个谜,倒是各种传说满天飞,有说张瑞芳为此几次登张爱玲的门求演女主角的,也有说桑弧找张瑞芳出演而未得的,而曾经饰演《太太万岁》中女主角陈思珍的蒋天流也回忆说:“听说(要拍)的,后来怎么没拍我也不知道,我也不好意思问,我以为他(桑弧)要找别人演的,后来又不是。要是我演,该多好呀!”

然而不管怎么说,“叔红”可谓桑弧“变身”与张爱玲秘密交往的一个见证。他这样的积极推崇《十八春》,除了视张爱玲为知己的缘故,或许抱着借此再度合作的心愿也未可知吧?

还有一则佚闻也是有趣的:据说《十八春》连载时,有个和曼桢同样经历的女子从报社打听了张爱玲的住址,跑到她家门口倚门大哭,弄得张爱玲手足无措。

——事情本身其实是悲哀可同情的,然而隔着三十年的月光看去,也便蒙上了一层朦胧的纱,变得温柔。

关于《十八春》的书名,后人考证,以为“十八”指的是她从一九三二年到上海至一九五零年完成这部作品,刚好十八年;也有人说是影射胡兰成的,不知怎么算出的十八年;但我个人以为,那指的是她逃离父亲的家时,是十八岁。

囚禁与出走带给张爱玲的刺激是深刻而长远的。她说过她要报仇,但她没有少时想象的双剑,只有一支笔。

同年《亦报》举办的关于《十八春》的作品讨论会上,曾有人提出这部小说太过传奇,哪有亲姐妹反目,竟可以将妹妹囚禁大半年的?可见是虚构。连周作人也说“我看《十八春》对于曼桢(小说女主人公)却不怎么关情,因为我知道那是假的”。

然而张爱玲写的却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实。小说里顾曼桢的所思所想,所见所哀,其实正是十八岁的张爱玲囚在空房时的所思所想,所见所哀——

“她扶着窗台爬起来,窗棂上的破玻璃成为锯齿形,像尖刀山似的。窗外是花园,冬天的草皮地光秃秃的,特别显得辽阔。四面围着高墙,她从来没注意到那围墙有这样高。花园里有一棵紫荆花,枯藤似的枝干在寒风中摇摆着。她忽然想起小时候听见人家说,紫荆花底下有鬼的。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但是,也许就因为有这样一句话,总觉得紫荆花看上去有一种阴森之感。她要是死在这里,这紫荆花下一定有她的鬼魂吧?反正不能糊里糊涂地死在这里,死也不伏这口气。房间里只要有一盒火柴,她真会放火,乘乱里也许可以逃出去。”

这是虚构么?是夸张么?是杜撰的秘闻?是猎奇的戏剧?还是张爱玲亲身经历的一次映射?

那顾曼桢在幽禁期间也生了一场病,是感冒——

“她忽然觉得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只得踉踉跄跄回到床上去。刚一躺下,倒是软洋洋的,舒服极了,但是没有一会儿工夫,就觉得浑身骨节酸痛,这样睡也不合适,那样睡也不合适,只管翻来覆去,鼻管里的呼吸像火烧似的。她自己也知道是感冒症,可是没想到这样厉害。浑身的毛孔里都像是分泌出一种粘液,说不出来的难受。天色黑了,房间里一点一点地暗了下来,始终也没有开灯。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方才昏昏睡去,但是因为手上的伤口痛得火辣辣的,也睡不觉,半夜里醒了过来,忽然看见房门底下露出一线灯光,不觉吃了一惊。同时就听见门上的钥匙嗒的一响,但是这一响之后,却又寂然无声。她本来是时刻戒备着的,和衣躺着,连鞋也没脱,便把被窝一掀,坐了起来,但是一坐起来便觉得天旋地转,差点没栽倒在地上。定睛看时,门缝里那一线灯光倒已经没有了。等了许久,也没有一点响动,只听见自己的一颗心嘭通嘭通跳着。”

顾曼桢后来怀了孕,终于借着生产的机会逃出了医院,是一个同时生产的女人的老公帮了忙——是平民阶级,何干的化身么?

对于各种各式的作品研讨,张爱玲通常较为沉默,极少就自己的作品多做辩解,只是有一次有人提及为什么她形容三十年前的月亮一定要是“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为什么不能是荣宝斋或者别的什么纸,这是不是在玩弄字眼时,她淡淡地回了一句“因为我小时候家里用就是朵云轩”;然而这次有人批评《十八春》情节奇诡不可信,她却抿紧了嘴一言不发——要她苦口婆心地解释那是她的亲身经历么?要她把她童年的伤痕暴露给大家看?那就不是张爱玲了。

有句话叫作“宁为不知,勿为人见”,而张爱玲是“宁愿写出,不愿说白”。张爱玲是喜欢用“手势”这个词的,手势太难看,赢了也没意思。

去国之后,张爱玲将《十八春》几度增删,光题目就想了五六个,又以《惘然记》为名在《皇冠》杂志上连载,分六期刊完——时为一九六八年,距离一九五零年在《亦报》发表,刚好又隔了十八年,不能不感慨冥冥中的巧合。

文中最显著的几个改变包括:一、把原有的十八年改成了十四年,将小说结局提早到解放前;把原来的十八章改成十七章,前三分之二内容无大变化,但从第十三章开始改动较大;二、去掉了原文中“光明的尾巴”,叔惠的赴延安也变为到美国留学——抹去了原文中鲜明的政治意味和“进步思想”。她对于政治,到底还是讳莫如深的。

她在题记里写着: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当时”,是故事发生的一九三八年,还是初稿完成的一九五零年?“惘然”,是情感还是意识?而隔了十八春后的今天,她“恍然”了么?

小说的单行本后来由皇冠出版社出版,名字又改为《半生缘》。然而《惘然记》的名字也没舍得丢,拿来做了另一部散文集的题目。

又隔了许多年后,香港导演许鞍华将《半生缘》搬上荧屏,而内地也随后出品了一部电视连续剧……这些,都已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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