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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倘若她留在中国 第三节

《十八春》自1950年3月25日开始连载,至次年2月11日载完,由《亦报》出版单行本,这是张爱玲真正完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接着,自1951年11月4日起至次年1月24日又连载了中篇小说《小艾》,这却是张爱玲在上海最后的作品。

文章发表,满城轰动,读者们纷纷猜测“梁京”究系何人,那圆熟的文笔分明不是新人。有人撰文指出,这不是张爱玲就是徐纡,作者的真实身份呼之欲出。

夏衍此前远在内地,对孤岛时期的上海文坛并不了解,也不知道张爱玲的名字;然而《十八春》的轰动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找到龚之方询问“梁京”乃是何方神圣,并且说,这是个值得重视的人才啊。

1950年7月24日,上海召开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夏衍担任主席,指名请张爱玲参加。

那天,大会人才济济,大名鼎鼎,副主席梅兰芳、冯雪峰,执行副主席周信芳,秘书长陈白尘,哪个名字不是提起来响当当,如雷贯耳的?然而谁也没有张爱玲显眼。

倒不是因为她才华过人,而是她着装出众——与会诸人都穿着蓝色或灰色的列宁装,只有她穿旗袍,外面罩了件有网眼的白绒线衫,这大概是她最朴素的打扮了,然而在人群中还是显得刺眼,既使坐在后排,亦好像展示在主席台上一样,高处不胜寒,让她和别人都感觉别扭,格格不入。

格格不入,这也是她与新中国的关系。她也曾努力改变自己,力求融入,然而终究是力不从心。正如她在《华丽缘》中所写的:每人都是几何学上的一个‘点’——只有地位,没有长度,宽度和厚度。而她,却是没有地位,只有长度,阔度与厚度的一大块,所以非常窘,只得一路跌跌冲冲,踉踉跄跄地了出去。

大会之后,在夏衍的安排下,张爱玲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土改工作。她亲眼目睹了轰轰烈烈的土改,收田,检举,批斗,触目惊心。尤其听到那些农民满口说着溢美之辞,就更令她难受,觉得刺耳。

记得小时候,每到年节庄子上送粮果来,照例要抱怨天气坏,收成不好,这几乎已经是他们的口头禅,习惯了的语气套话。一是农民本来的谦抑,不愿意太志得意满了惹老天妒忌;二是要诉苦装穷,免得有人借贷、加租、征税等等一切麻烦,反正夸富从来都不是农民的习惯。

然而这次参加“土改”来乡下,明明眼见那些人穷得衣不蔽体温饱难顾,却还结巴地夸说良辰美景,有田有地有收成,不知是骗人还是哄鬼——然而人也是愿意听的,不但自己听了信了,还要写出来让大家也都来听来信。

张爱玲做不到。她无法勉强自己写出连自己也不相信的话。她在“写、不写、写什么”之间徘徊挣扎,她无法“歌颂”,却不敢“批判”,她终究是“革命”不起来,因为不晓得要革谁的命。

有人问她:“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

她想了想,说:“不会。要么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

“老妈子”是她所熟悉的最穷的人,秦干,何干,她们的穷苦和敦厚给了她最深刻的童年记忆。还有“共产党”这个词,也是她们灌输给她的。夏天的晚上,老妈子们在院里乘凉说古记,偶尔会说:“又在杀共产党了。厨子今天上旧城,看到两个人头装在鸟笼里,挂在电线杆上。”

她们常常道听途说地讲一些共产党共产共妻的传闻。小说里,解决情敌最快最便利的方法,就是向军阀举报他是共产党。感觉上说某人是共产党就等于“扣他一顶红帽子”,是掉脑袋的事。

早在一九四五年六月,胡兰成就曾写了《张爱玲与左派》,说明了张爱玲与“革命”、与“无产阶级”的关系:“有人说张爱玲的文章不革命,张爱玲文章本来也没有他们所知道的那种革命。革命是要使无产阶级归于人的生活,小资产阶级与农民归于人的生活,资产阶级归于人的生活,不是要归于无产阶级,是人类审判无产阶级,不是无产阶级审判人类。所以,张爱玲的文章不是无产阶级的也罢。”

张爱玲曾说自己是一个乏善足陈的人,重点在一个“乏”字。而对于无产阶级的故事,她显然更是“乏”的。她曾写过《桂花蒸——阿小悲秋》,是“阿妈她们的事”,然而阿小是给外国人帮佣的,而且好像也没体现出来怎样受压迫被欺辱,不符合“无产阶级”的标准;于是这次用尽力气,写了《小艾》,一个被凌辱被剥削的小女佣的故事,可是文章有明显的断层——前半部是女佣小艾在张爱玲所熟悉的旧家族里的灾难,五爷五奶奶在生活中都是有原型的,她忠实地记录了他们的半生;但后半部写女工小艾在新社会所受到的礼遇,套一句当年时髦的话,叫“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则是张爱玲颇不擅长的虚构了。

——显然,张爱玲更适合写旧社会的“鬼”,而且是“有血有肉”的鬼;至于新社会的“人”,却虚飘飘的空具其壳,是“失魂落魄”的人。

《小艾》后来由陈子善于一九八六年打捞出来,发在一九八七年一月号香港《明报月刊》上,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张爱玲震撼”。然而张爱玲本人对这件事并不高兴,在《续集》自序里写道:“前些日子有人将埋藏多年的旧作《小艾》发掘出来,分别在台港两地刊载,事先连我本人都不知情。”并说自己“非常不喜欢这篇小说,更不喜欢以《小艾》名字单独出现”。

——为什么会不喜欢呢?理由可想而知,当时写《小艾》多少迫于时局,写了许多言不由衷的话,也写了许多力不从心的情节;同期创作的《十八春》是她同意出版的,但已改成《半生缘》,去掉了那个“光辉的尾巴”,由此便可知她的心意了。

陈子善堪称张爱玲打捞大师,先后打捞出张爱玲的旧作十数篇,长短不等,对于张迷们来说,居功至伟。然而张爱玲对此似乎并不感激,除了《续集》自序里对《小艾》的“出土”颇有微词外,《惘然记》的序言中也写道:

“最近有人从图书馆里的旧期刊上影印下来,擅自出书,称为‘古物出土’,作为他的发现;就拿我当北宋时代的人一样,著作权可以径自据为己有。口气中还对我有本书里收编了几篇旧作表示不满,好像我侵犯了他的权利,身为事主的我反而犯了盗窃罪似的。”

然而那两个月的土改工作,也着实给她带来了非凡的灵感,这便是后来《秧歌》和《赤地之恋》的诞生——那时候她已经身在海外,不必再理会革不革命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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