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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二进香港 第一节

我走在时间的永巷里,寻觅着张爱玲的踪影。

爱丁顿公寓没有她,卡尔登公寓没有她,上海没有她。

她去了香港,我一时找不到她了。

我的灵魂翻山越海,来到香港大学的半山,一路经过着生死契阔的旧友:范柳原与白流苏在短墙下执手相看,用如歌的声音颤抖着念“与子偕老”;葛薇龙站在姑姑的巨宅前犹豫着要不要敲门,如火如灼的杜鹃花从门里一直开到门外;愫细促声哭泣着一路狂奔下山,罗杰安白登捏着他的帽子失魂落魄地尾随其后;言丹朱的斗篷在风中飞舞,聂传庆专注地望着她的眼神渐渐阴郁;霓喜眼睁睁地看着汤姆生和他的英国新娘从身前走过,一张脸煞青空白……

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事,它们生于张爱玲的笔下,活在字影墨痕间,又一次次地被搬上荧屏。

可是我看见他们,仍然觉得陌生。因为我见过他们的不同的影像,渐渐辨不清哪个才是他们的真面目。

我也辨不清爱玲的真面——许是连她自己也辨不清。

一百个人读出了一百个张爱玲,写出了一百个张爱玲,于是她迷路了,在不同的人对她的不同的演绎里。

我在迷雾中行走,兢兢业业地追随着张爱玲的脚印,或许,她也在红尘之外注视着我,借我的手还原一段传奇。我以为我找到了她的方向,然而发现自己走进死胡同……

回到香港的张爱玲已经没有了初次来港时的兴奋,那时她只有十九岁,有无尽的生命的可能性,有对未来的数不清的梦想;如今她已经三十二了,也还不老,可是伤痕累累,疲惫不堪。

上次是母亲安排她报考大学的,也是母亲托了李开第做她的监护人;这次,仍是母亲为她筹划设计,并且介绍她去找自己的老朋友吴锦庆夫妇——他们两人均为港大讲师,分别教授机械工程与科学,于是帮爱玲写信给文学院院长贝查,代她申请复学助学金,又督促她早日注册入校。

爱玲这次来港,复读其实只是借以离国的幌子,然而为了给吴锦庆夫妇一个交代,她还是顺从地去学校注了册,一九五二年九月——距离她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九日第一次注册香港大学,隔了整整十三年。

旧地重来,物是人非,当年港大的许多文件与纪录包括张爱玲的资料都在战火中不知所终,虽然校方许诺会补助她一千元助学金,却迟迟见不到准信儿,这使她对自己的前途与目前的窘困十分焦虑。

依旧是照眼分明的野火花,依旧是半山的校园,和下了山一拐弯就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集市,流苏和柳原曾在那里与小贩讨价还价——这些,都是曾在她梦中笔下一再重温的景象,然而久别重逢,却显得陌生而疏远了,连海天一线的黄昏也不复温柔。校园后面小山上的树长稿了,中间一条砖砌小径通向旧时的半山女生宿舍,比例不同了。

走在旧日的校园里,可是再也看不到熟悉的面孔,炎樱、蔡师昭、苏雷珈、还有纳塔丽亚,他们都在哪儿呢?

纳塔丽亚是个俄国女孩,她的耳朵会动,最喜欢跟着唱片唱:“我母亲说的,我再也不能……”两臂上伸,一扭一扭地在雨中跳舞;还有暹罗女孩玛德莲,她会跳他们盘谷家乡的祭神舞,纤柔的棕色手腕,折断了似地别到背后去,腰腿手臂似乎各有各的生命,翻过来拗过去,灵活得不可能;还有马来亚的金桃,她常常学给大家看马来人是怎样跳舞的,她捏着大手帕子悠悠挥洒,唱“沙扬啊!沙扬啊!”沙扬是爱人的意思;当然还有炎樱,她最喜欢躺在帐子里赤着两只胳膊模拟中东艳舞,并称之为“玉臂作怪”。

爱玲悠然长叹,她不能不想念炎樱。没有炎樱的大学算什么大学?时间的重量压得她抬不起头来,废学十年,再坐在教室里做超龄学生真不情愿,她已经尝过出名的甜头,对于能不能得到一纸文凭早已不计较了。

炎樱来信了,说会在日本替爱玲找工作,并答应帮她办理出境手续;又说她自己很快就要到美国去,再延迟就见不着了。

快,快,迟了就来不及了。爱玲只得一边留书知会注册处报备离港之事,一边便急三火四地去了东京。身在异乡为异客,老朋友便显得格外重要。她急不可待地要与炎樱会合,似乎抓住了她,便抓住了一些旧时生活的空气。

前后只在香港大学呆了两个月——九月报到,十一月便又离开了。

又一次身在茫茫的海上了。

这只挪威船似乎特别小,二等舱,没有上下铺,就只是薄薄一只墨绿皮沙发,墙上装着白铜小脸盆,冷热水管。西崽穿着白长衫,低眉顺眼,十分恭敬殷勤的样子,把她当上宾侍候。

爱玲便装简行,分明寒酸,倒对这西崽的热情觉得惊讶起来,然而拎箱子进仓房时却恍然大悟——他大概是看到箱子上花花绿绿的各国邮船招纸,把她当成周游列国的老船客了。

那其实是母亲的旧箱子。她带了它从上海到欧洲,到过法国,到过新加坡,到过印度,差不多把半个地球也走遍了。母亲才真正称得上是见多识广。

爱玲蹲下来,不急着开箱,却轻轻抚摸着箱子上的招纸,仿佛在抚摸母亲的手臂。就只有它陪着她了。

二等舱除了她只有一个上海裁缝,毛发浓重的猫脸,文弱的中等身材,中年,穿着灰扑扑的呢子长袍,看见张爱玲,点头一笑,心照不宣地说:“我每次去日本,总是等这只船。”他在东京开店,时常到香港办货,常来常往惯了的,最会算计。

这只船是这家公司最小的一只货轮,载客更少,所以也不另外开饭。头等就是跟船长一起吃,二等舱客人跟船员一桌,一日三餐都是阔米粉面条炒青菜肉片,天天不换样。走走停停,一直航行了十天,便吃了十天的炒米粉。

然而她倒挺喜欢这种真空般的生活——如果生命就此漫无尽头地直驶下去,至少她可以不必再为它犯愁。

快到日本时,遇到风浪,餐桌是钉牢在船板上的,大家忙不迭地抢救杯盘,许多人吐得七荤八素,她却饮啖如常。有的吃赶快吃,谁知明天会怎样呢?倘若这只船就此沉了,那么这便是她最后的晚餐,至少可以做个饱鬼。

然而到底还是活下来了——没那么容易完,完不了。

从上海到广州,由深圳罗湖桥出境入香港,再从香港到日本,这条路线同胡兰成走过的一模一样。

然而爱玲的境遇却不如胡兰成,许是因为炎樱的势力毕竟不如池田笃纪吧。白在日本耽了两个月,钱用光了,工作还没有着落;而炎樱却就要去美国了。她与爱玲相约在美国再见,爱玲答应着,心里却茫然:谁知道她什么时候才能去美国,又去不去得成呢?

即便如此,她也从没有想过要向胡兰成求助。虽然,她并不知道,胡兰成这时候已经又搭上了日本女子一枝,正躲起来一心一意地撰写《山河岁月》。

胡兰成说过,“我在爱玲这里,是重新看见了我自己与天地万物,现代中国与西洋可以只是一个海晏河清。”“我给爱玲看我的论文,她却说这样体系严密,不如解散的好,我亦果然把来解散了,驱使万物如军队,原来不如让万物解甲归田,一路有言笑。”“我若没有她,后来亦写不成《山河岁月》。”

他自负一枝笔横扫千军,然而爱玲素手点拨——驱动千军万马,不如解马归田,令山河各入其道,各随其流,还以生命本来的面目。这番精神胡兰成是否领略,看官见仁见智;然而这种结构技巧,他却是吃透了的。书里谈音乐,谈歌舞,谈中国的宗教与礼法,处处都是张爱玲的痕迹。他从她那里求得了无字天书,他却背叛了他的神。

从前他第一次逃亡的时候,就曾有意去日本,她虽没反对,却也不赞成,还特特跑去测字要他“朝东”;然而现在,她自己也没了根,且阴错阳差地也踏了一回日本的土地——虽然最终没有留下来。

一九五三年的元旦,他们两人在同一个地方,聆听新年钟声敲响,那时,可有一点心动?

日本人过年不及中国的热闹繁华,元旦却极重视,要参拜神社,叫做“初诣”,女人们穿着绚丽繁重的和服,一个个如同布帛扎的绢人儿一般,登着高屐,走路像碎步舞。

爱玲是喜欢研究服装的,亦喜欢观歌舞,从前即使在去温州看胡兰成这样的仓皇中亦不忘去看了一场社戏,还写了《华丽缘》的文章。然而她去了一趟日本,却没有留下任何文字,也不知道在新年时有没有随喜一番日本著名的伎乐。

她甚至不等樱花开,便又匆匆独自回香港了。时为一九五三年二月。

然而这一回反复,已经把港大和贝查都得罪了。虽然她带了一套祖传稀世搪瓷珐琅银茶杯亲自登门向贝查道歉,也未能令他的怒火完全平息——倒白白浪费了母亲的古董。

爱玲很生自己的气,既气自己二十几岁了还要仰赖祖恩,学母亲用古董开路;又气自己不如母亲,送了古董也仍然得罪了人。注册主任梅勒且来信追讨她第二学期的学费,她只好交了学费,同时去信抗议,说明除非保留她应得的奖学金,否则不会回到港大;另一面,她开始积极地找工作。

那时她仍住在何东女子宿舍,应征工作时留的也是这个地址,然而雇主上门调查时,却被告知她可能是共产党特务——就这样,张爱玲在港大呆了两个月,非但欠下四百五十七元学费及一大堆无法偿还的人情债,还三度被警方传讯,工作也丢了。真是凄风苦雨,投助无门。

她一直都是孤单的,却没有一个时期如此时这般孤单。别说求助,甚至连个可以诉苦的人都没有。

她打开报纸,照着上面的招聘广告,打了一封又一封求职信,一边打,一边便想起姑姑从前的话来:“业务信比文学创作另有一功,写得好并不容易。措辞、文法、连留空白的比例也大有讲究。有人也写得好,就是款式不帅。”

眼泪滴落在信纸上。

姑姑,妈妈,都离她这样地遥远,在这举目无亲的土地上,她还拥有谁的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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