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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绿衣的母亲 第三节

赖雅的健康与经济的压迫是张爱玲在婚后面临的两大困窘,她的生活与精神状况大致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疲于奔命。更痛苦的是,她的写作也遭遇瓶颈,作品的出版极其不顺。她非常看重的《粉泪》被出版社拒绝了,这对于张爱玲来说,无疑是一种否定。

她可以承担生活予她的种种困厄,却不能忍受自己的创作被质疑——她从小就是天才,二十三岁便已成名,她是文字的精灵,唾金咳玉,字字珠玑,难道这一切,都永远不再了吗?

自从听说母亲去逝的消息后,爱玲便大病一场,萎蘼了两个多月才有勇气整理母亲的遗物。而这次来自创作上的打击,又使她再度病倒,不愿意进食也不愿说话,要靠注射维生素B来支撑,又过了一个多月才渐渐平复。

赖雅看着落落寡欢的妻子,不知道该怎么样安慰她才好,他一直希望能给她一个惊喜,至少是在生日那天。他知道中国人是习惯过农历生日的,而农历生日之于西历是每年都不一样的。

然而最难不过有心,他最终还是推算清楚了,爱玲在这年的生日应该是十月一日。他郑重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个日子。正是这篇日记,让我们这些后世“张迷”有据可依,能够精确地推算出张爱玲的生日——西历1958年的10月1日正是中国农历的8月19;而1920年的农历8月19,则是西历的9月30日——由此可知,张爱玲的阳历生日应该是1920年9月30日,而阴历则是八月十九。

有些传记中把张爱玲的生日写成是9月19日,依据是张爱玲在香港大学入学时填的表格,然而曾有《联合报》记者推算她的生日应该是9月30日,张爱玲回信说:“阳历生日只供填表用”,显然不确定。很可能她当时是照农历来填写,只大致知道农历八月应是西历的九月,却不能具体到准确日期,于是顺手写个9月19。她于这些日常小节向来马虎,填表时随手填个日子是非常可能的。

而赖雅作为一个西方人,竟然能够把中国的农历同西历推算清楚,真是用心良苦。

十月一日这天下雨,上午有个联邦调查局的人员来查核有关赖雅所欠的债务问题,一直罗嗦到中午才肯走。赖雅心里好不耐烦,总算等他走了,这才长出一口气,郑重地拿出提前准备好的生日蛋糕和一束红玫瑰来,大声说:“亲爱的,祝你生日快乐!祝我们的爱情天天美丽!”

爱玲愣住了,她根本不知道今天是自己的生日,也完全没料到赖雅竟会记得,且为她做了这么精心的准备。她微笑着,然而眼圈有些湿,不住说:“谢谢你,亲爱的,我很快乐。”

他们共进午餐,并且兴致勃勃地商议着下午的节目。赖雅说:“放心吧,我都计划好了。”

老天爷也在帮助他们,午餐后,天竟然放晴了。赖雅与爱玲一起手挽手地出门散步,顺便到邮局去寄了几封信。

落叶满径,阳光和煦,他们散了步后回家,小睡片刻后,赖雅端出亲手做的肉饼、青豆和饭,与张爱玲情意绵绵地共进晚餐。然后各自换上最体面的衣服,一起去电影院看了一场艾迪·格里菲丝主演的喜剧片《刻不容缓》,爱玲看得笑出了眼泪。

这天晚上,爱玲告诉赖雅,这是她38年来最快乐、也最难忘的一个生日!

赖雅则默默地祈祷:希望每年都能给她最满意的生日庆,希望能够陪她多一天!

1958年十月中旬,由胡适作保,张爱玲申请到南加州亨亭顿·哈特福基金会为期半年的居住资格,那里,可以俯瞰整个浩瀚的太平洋。

在文艺营期间,赖雅还是和以前一样喜欢社交,常于饭后到大厅里和营友们聊天玩牌,小赌怡情;爱玲则比从前更加深居简出,整日躲在房间里写作或看电视。

一天晚上,赖雅走进爱玲的工作室,神秘地说:“我们来了一位老朋友,你出来见一下吧。”

爱玲立即推辞,任凭赖雅怎么劝也不肯出去。赖雅本来想卖个关子,给她一个惊喜的,至此不得不说明谜底:“我说的朋友,是只小山羊。”爱玲这才高兴地跑了出来,摸着小山羊的犄角开心地笑着,还同它玩了许久。

赖雅无奈地摇着头,怜爱地说:“真是个小孩子。”

从她写给宋淇和邝文美的信来看,这一段时间,她开始着手写自传。

我猜想那时节张爱玲正处于写作低谷,写剧本的东抄西凑使她进入瓶颈,再也编不出属于自己的新的故事。她也意识到这一点,于是矫枉过正,走向另一个极端,要写出绝对的“自己的文字”来。

她开始重看自己早年的记录随笔,《私语》、《童言无忌》、《烬余录》、《双声》、《华丽缘》,还有不曾发表的《异乡记》,然后实斧实凿地开始写回忆录。为了追求真实,甚至摒弃结构与技巧,顾不得那些串场的人物有多么繁杂而没有“正戏”,也顾不得读者是不是要看爱看,只写把它写下去,写完整。哪怕写完了再改,或是不发表,或是毁掉也好,她总要先写完它,自虐一样地,把自己的人生重走一遭。

《雷峰塔》是自传三部曲的第一部。开篇时琵琶只有四岁,把小小的身体裹在绿丝绒门帘里向屋子里张望:客厅的沙发椅子上,坐着一对双妹唛般的清倌人,互相勾着肩膀玩着对方的首饰,轻言低笑。不管她怎么样想引起她们注意,她们只是不肯朝她看,也不理睬她……

那情形,像极了一幕无声电影,光线昏魅而瑰丽,让人不由地就联想到“蕾丝边儿”这样的暧昧字眼里去。但也许那正是张爱玲的浅意识也说不定。她的姑姑与妈妈,她与炎樱,多多少少都有些同性之爱的倾向。

书中洋溢着她对母亲的眷慕,就像她后来同宋淇说的:“里面的母亲和姑母是儿童的观点看来,太理想化,欠真实。”

——她就是这样浪漫地爱着母亲,并用一种理想的笔调写着她的回忆录,四岁到十八岁的故事。

父亲,母亲,弟弟,何干,甚至继母,父亲的姨太太……这些人都去得远了。他们曾经给过她伤害,却也给过她爱。

那些她曾经厌恶的旧习气都去得远了,她才晓得怀念:藤心硬木的家具,织锦围边的画轴,永远低垂的厚丝绒窗帘,甚至帘子里终日不散的鸦片香。

春归杜宇红楼梦,酒醒荼蘼鸦片香。

她不知道去哪里才能再寻回她的童年?即使那里满是伤痕与磕碰,也仍然是她熟悉的、深忆的、真实拥有的血脉世界。

从《私语》、《童言无忌》,到《雷峰塔》、《易经》,再到《小团圆》,直到临终前的《对照记》,她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回忆重述着自己的童年生活。仿佛在画一幅记忆的画,每一次涂抹,加重或减去一笔,都只会使色彩更加厚重,浓郁。

她终究是忘不了父亲的家。

她再也没有家了。

看着那些琐屑遥远的记忆,总是忍不住觉得张爱玲的可怜。她回忆得越深,越真切,就越显得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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