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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永失我爱 第二节

一九六九年,张爱玲接受了她的第三份工作——赴柏克莱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去研究大陆政治术语。这次仍是由于夏志清的推荐,然而夏志清却不愿邀功:“张爱玲名气如此之大,我不写推荐信,世骧自己也愿意聘用的。但世骧兄嫂喜欢热闹,偏偏爱玲难得到他家里去请安,或者陪他们到旧金山中国城去吃饭。她也不按时上班,黄昏时间才去研究中心,一人在办公室熬夜。”

张爱玲的助手陈少聪亦说:“张先生自从来过陈(世骧)家两次之后,就再没见她出来应酬过。陈先生和夫人再三邀请,她都婉拒了。陈教授尽管热情好客,也不便勉强,只好偶而以电话致候。”

——唉,她终是不会做人。

不过也许不是不会,是不愿意。

OFFICE里一向分为两种人:一是做事的人,二是做人的人。

对于做事的人来说,做人是令他们为难而且不屑的事;而对于做人的人来说,做事则同样是令他们为难而且不能的事。

可悲的是后者往往比前者事半功倍。他们只要搞定了“人”,才不管会不会做“事”,他们的“事”只是投机取巧、拍马逢迎、拉帮结伙、狐假虎威、巧取豪夺、勾心斗角、栽赃陷害……这些,是做事的人看不懂也学不会的。于是他们只有逃离,回避,用消极的敬而远之来自我保护。

然而有些人,是即使你疏远他也会被得罪的。比如上司。倘若他认为你应该去亲近他而你没有,那么他便会感到受伤,这心思与恋人有一点相似。

顶头上司陈世骧就是这样被得罪了。陈世骧是冲着张爱玲的名气而雇佣她的,自然是为了奇货可居炫以友朋,然而她却拒绝被人当作“奇货”展览,岂不教主人家败兴?

这一年,张爱玲四十九岁,将近“知天命”之年。可是天不假年,人不逢时,却又奈何?

这一年,中国文化大革命进行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69届毕业生浩浩荡荡下云南;这一年,美国首都华盛顿及旧金山等地共计百万人参与反战游行,抗议尼克松政府侵越;这一年,71岁的刘少奇被送往河南开封,秘密关押于开封市革命委员会院内,并于11月12日逝世;这一年,我正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犹豫着要不要出世,却已经随着父母一起“下放”了;这一年,美国发生了一件对于整个人类历史都有巨大影响的大事——1969年7月20日,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登月,在月球上迈出了人类的第一步——那可是张爱玲在文章里写了无数次赞了无数次的月亮啊,她曾对它寄予多少梦想,如今终于要通过宇航员的眼睛与脚步帮她揭开那神秘的面纱了吗?

那天下午,张爱玲站在加州圣保罗大街一根电线杆下面,努力地仰头眯眼向上面的木牌张望。恰好陈世骧教授开车经过,问她在这里做什么,她说在找公共汽车站,想买电视机准备看晚上的登月转播。原来高度近视的她误把电线杆子当作公车牌了……

加大同事曾经形容,张爱玲是“办公室的灵魂”,一语双关,既是说她的深邃,也是说她的飘逸。她总是穿旗袍,或灰色,或紫色,或淡青,或素花,丝质的料子,传统的滚边,沿途洒下淡淡幽香;皮肤白得透明,化淡妆,至少会涂口红,中度长短的鬈发,有时是“五凤翻飞”;步态优雅轻盈,走路时总是若有所思,有时也会一个人在校园里散步,见到工人修理电线,能专注地仰视半天。

——卸去了赖雅的包袱,又有了皇冠的固定版税,张爱玲这段日子的经济状况大为好转,对于自己的穿戴打扮也精心起来。而且她始终都喜欢穿旗袍,无论走到哪里,姓了谁的姓,入了哪国籍,她总归是上海的女儿。

她曾说过:衣服好比随身带着的“袖珍戏剧”,是可以改变的“贴身环境”。又说,“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她的一生,是住在旗袍里的。

众多的回忆与采访文字中,要属与张爱玲同为研究所“语文部门仅有的两个工作人员”中的另一个——陈少聪在《与张爱玲擦肩而过》中的描写最为亲切真实:

“第一次见到张爱玲是在陈(世骧)先生为她接风的晚宴上,陪客还有三四位其他教授。我的全副注意力都聚焦在张爱玲的身上,那时期我是不折不扣的‘张迷’。她所有著作我没有不读的。在她身边我变得小心翼翼,羞怯乖巧。尽管我的内心万般希冀着能与她接近,与她沟通,当时我却连话也不会说,也不敢说。”

“那晚张很文雅地周旋于宾客之间。她不主动找人说话,好像总在回答别人的问题。说话时脸上带着浅浅礼貌性的微笑。她穿着一袭银灰色带暗花的丝质旗袍(后来她一直都穿颜色保守的素色旗袍)。那年她四十九岁,身材偏高,十分削瘦。中度长短的鬈发,看得出是理发师的成品。她脸上略施了些粉,淡红的唇膏微透着银光。她的近视眼度数不浅,以至看人时总是眯着眼睛,眼光里仿佛带着问号,有时让你不敢确定她是否在看着你。”

“张先生总是过了中午才到,等大家都下班了,她往往还留在办公室。平日难得有机会与同事见到面,也没有人去注意她的来去,大家只是偶尔在幽暗的走廊一角惊鸿地瞥见她一闪而过的身影。她经常目不斜视,有时面朝着墙壁,有时朝地板。只闻悉悉索索、跌跌撞撞一阵脚步声,廊里留下似有似无的淡淡粉香。”

“有好几次我轻轻叩门进去,张先生便立刻腼腆不安地从其座椅上站起来,眯着眼看我,却好像看不见我,于是我也不自在起来。她不说话,我只好自说自话。她安静地听我语焉不详嗫嗫嚅嚅地说了一会,然后答非所问神思恍惚地敷衍了我几句,我懵懵懂懂惶惶惑惑地点点头,最后狼狈地落荒而逃。这类‘荒谬剧场’式的演出,彩排了几次之后,我终于知难而退,没法再续演下去。鲁钝的我终于渐渐觉悟了这个事实:对于张先生来说,任何一个外人释放出的恭敬、善意、乃至期望与她沟通的意图,对她都是一种心理压力与精神负担。”

“从此我改变了做法。每过几个星期,我将一叠做好的资料卡用橡皮筋扣好,趁她不在时放在她的桌上,上面加一小字条。除非她主动叫我做什么,我绝不进去打扰她。结果,她一直坚持着她那贯彻始终的沉寂。在我们‘共事’将近一年的日子里,张先生从来没对我有过任何吩咐或要求。”

“深悉了她的孤僻之后,为了体恤她的心意,我又采取了一个新的对策:每天接近她到达之时,我便索性避开一下,暂时到图书室去找别人闲聊,直到确定她已经平安稳妥地进入了她的孤独王国之后,才回归原位。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让她能够省掉应酬我的力气。”

“隔着一层板壁,我听见她咳嗽,她跌跌冲冲的脚步声。我是张爱玲周边一名蹑手蹑脚的仰慕者。方圆十尺之空间内我们扮演了将近一年的哑剧。我是如此地渴望沟通与相知;而她,却始终坚守她那辉煌的孤绝与沉寂。”

然而张爱玲并非无情,亦非坚冰,对于别人发自真心的关切与体贴,她是心知而且感激的。有一次张爱玲患感冒,请假不能上班,陈少聪打了电话去问候,又特意到中药房配了几付草药送去她的公寓。然而明知她不喜人家打扰,故而只是揿了下门铃,就把药包留在门外离开了。

隔了几日,张爱玲来上班,虽然并没说什么。然而陈少聪却在自己的书桌上看到一张写着“谢谢”的小字条,压在一瓶香奈儿5号香水下面。

张爱玲似乎对香奈儿5号情有独钟,香港记者水晶也曾在《夜访张爱玲》里写道:“她早已准备了礼物,因为知道我去年订婚了,特地购买了八盎司重的香水,送给我的未婚妻。这让我惶愧,因为来得匆忙,没有特别预备东西送给她。”时间大约是1971年六月。

彼时张爱玲去意已决。她在这年六月十日有长信给夏志清,从这封信中不难看出,她在柏克莱大学的工作是举步维艰而且殊不得意的:“我刚来的时候,就是叫写glossary(词语汇编),解释名词。刚巧这两年情形特殊,是真没有新名词。包括红卫兵报在内。Ctr(研究中心)又还有别人专做名词,把旧的隔几个月又出个几页字典。所以结果写了篇讲文革定义的改变,追溯到报刊背景改变,所以顾忌特多,没有新名词,最后附两页名词。”

陈世骧对这份报告显然不满,拿给研究中心其他三位学者读了,都说不懂。张爱玲只得通篇改写一遍,然而陈世骧仍说看不懂。张爱玲笑着说:“加上提纲、结论,一句话说八遍还不懂,我简直不能相信。”陈世骧生气地说:“那是说我不懂罗?”命令张爱玲再度改写,去掉报告只要名词解释。且说去年要不是研究中心主任交待了,早就不会再续聘她,随即解雇了她。

这是张爱玲的最后一份工作,此后她再也不肯委屈自己寄人篱下。不用再替赖雅付医药费,再艰苦也还有限。于是她决意回归自己酷爱的孤独与自由,回到昼伏夜作的生活习惯中去,守望她爱了一辈子的月亮。

水晶先生形容:“我想张爱玲很像一只蝉,薄薄的纱翼虽然脆弱,身体的纤维质素却很坚实,潜伏的力量也大,而且,一飞便藏到柳荫深处。”

1973年,这只蝉自柏克莱搬到洛杉矶,深藏柳荫,从此开始了长达22年的隐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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