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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永失我爱 第四节

胡兰成与朱家两代人的交往,最值得称道的还是与朱天文亦师亦友的忘年交。

朱天文,一九五六年出生于台北,十五、六岁即在文坛崭露头角,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她的小说集《炎夏之都》、《世纪末的华丽》,散文集《花忆前身》,剧本集《悲情城市》,在内地都有出版。然而真正令大陆读者对她耳熟能详的,是由她编剧、侯孝贤导演的电影作品,无一部不大红特紫,成为时代经典。

我是为了张爱玲去看胡兰成的,又为了胡兰成去看朱天文,然而却并非为了朱天文看侯孝贤——看侯孝贤还在胡兰成之前呢,是自电影《海上花》开始——那样遥远、安静、华丽、细腻的一部吴语片,被侯孝贤拍得如梦如幻,让人在那两个小时里完全忘记自我,而恍如置身于世纪初华丽异美的长三堂子中。从那以后便迷上了侯孝贤,见碟便买,却没有留意到:侯孝贤与朱天文这两条线竟在这里交集了。《海上花》的编剧,亦是朱天文——难怪!

有人说,侯孝贤是最能坚持个人风格的导演。但是我却认为,侯孝贤的坚持,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缘于朱天文的坚持。与其说朱天文是侯孝贤的御用编剧,不如说侯孝贤是朱天文的御用导演。

且看他们的合作年表:1983年,朱天文将自己的获奖小说《小毕的故事》与侯孝贤首次合作,改编成剧本搬上银幕,获第二十届台湾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同年《风柜来的人》获法国南特三大洲影展最佳作品奖;《冬冬的暑假》1984获第三十届亚太影展最佳导演奖、瑞士罗迦诺国际影展特别推荐奖,法国南特三大洲影展最佳作品奖;《童年往事》1985年获第二十二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原著剧本奖、第6届夏威夷国际影展评委特别奖、荷兰鹿特丹国际影展非欧美电影最佳作品奖;《恋恋风尘》1987获法国南特三大洲影展最佳摄影、最佳音乐奖、葡萄牙特利亚国际影展最佳导演奖;《尼罗河女儿》1987获意大利都灵第五届国际青年影展影评人特别奖;《悲情城市》1989获意大利第四十六届威尼斯国际影展金狮奖;《戏梦人生》1993获夏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比利时根特国际影展最佳音乐效果奖等;《好男好女》1995年获第三十二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编剧奖……

从作家到编剧这条路也是张爱玲走过的,而朱天文在编剧的路上,无疑比张爱玲走得更远,更成功。

1982年11月27日早晨,朱天文第一次给侯孝贤交剧本,地点是台湾基隆路辛亥路十字路口。朱天文写:

“那天天气转寒,侯先生的长袖衬衫外加了件帆布绿太空背心,上班时间车如流水,他穿过红绿灯走回车子去,太空背心让风一吹鼓成了片扬帆,饱饱的横渡过车流,真是满载了一船才气的!”

这描写多么熟悉,像极了张爱玲写最后一次见胡适。可见那渗入骨髓的影响。

奇怪的是朱天文却从没有试图将张爱玲的小说改编成电影,《海上花》算是擦边,虽与张爱玲有关,却毕竟是韩子云的故事。她父亲朱西宁曾经评价张爱玲为香港电懋编剧的几部电影:“从制片、而导演、而演员,都是那样庸俗得叫人不能忍受的港片,那种从战后中国电影黄金时代往回退化到默片时代还不如的幼稚、低劣,而且纯粹的商品化作风,真的,我是毫无信心,并且害怕把张爱玲的编剧糟踢成不知甚么样子,我是绝不敢去看那种庸才残杀天才的罪行的。”

——也许,便是因为这种过度敬爱引起的畏惧,才使得朱天文禁笔于张爱玲,生怕犯下“庸才残杀天才的罪行”吧?

朱天文自称从十二三岁开始看张爱玲,不但仰慕其文,而且倾心其人,刻意模仿,“单是张爱玲和父亲的通信,我翻来覆去看得差不多会背了”,“我在学张爱玲,学我以为的特立独行,不受规范。”“漫长青春期的尴尬、别扭,拿自己不知怎么好的,似乎都有了张爱玲形象做靠山,故此一味怪去,有正当性,理直气壮得很。”

一九七五年随父亲赴华冈拜访,是她第一次见到胡兰成,也是间接的与张爱玲的一次亲密接触,“见不到张爱玲,见见胡兰成也好”。及至真见到了,却有些茫茫的,竟是空白无所感。

隔了许久,再看见那本《今生今世》时,才顺手抄来一看,只觉石破天惊,云垂海立,非常之悲哀,有许多不得不说的感慨要发泄出来。于是提起笔洋洋洒洒写了一封长信给胡兰成,寄了,便不再当回事,因为并不指望他还在台湾,更没指望他能收到,只当瓶中书那样投递一段心事而已。

不料胡兰成很快地回信了,并且想把天文的信当作正要付印的台湾版《今生今世》的序。朱西宁一听大惊,急忙修书阻止,胡兰成只好作罢,回说:“若做代序,当然是先要问过你的,请放心。”

这是朱天文与胡兰成文字交往的开始。此后,朱家姐妹又多次上阳明山拜见胡兰成,受益良多。胡兰成且写了长信与朱西宁,对朱家姐妹花的作品高度溢美:“你们两位的写法都受张爱玲的影响……我亦如此,若不得张爱玲的启发,将不会有《今生今世》的文章写法。由此可见张爱玲确是开现代中国文章风气的伟人。我和你们都受她的影响乃是好事,因为受影响而并不被拘束,可以与她相异,亦自然与之相异……”这样写了四大张稿纸。

天文在大学二年级时,忽然想休学,胡兰成听了,敛容危坐半晌,认真地劝她还是读下去的好,且说:“英雄美人并不想着自己要做英雄美人的,他甚至是要去迎合世俗——只是迎合不上。”

朱天文回忆说:“英雄美人,一向滥腔负面的字义,讲在胡老师口中如此当然,又不当然,听觉上真是刺激。”后来她写《一杯看剑气》,文中便有“所以英雄美人的私意,是他自己的,也同时是天下的”这样的句子,显见是受了胡兰成的“刺激”所致。

一九七六年,朱天文、朱天心姐妹各有一篇小说入选《现代最杰出青年作家小说选》,按规定每人需要找一位评论家评介,她们便请了胡兰成。然而稿子写好,却不能用——给退稿了!可见当时台湾文坛对胡兰成封杀之重。

然而胡兰成生性大而化之,是最能苦中作乐的。他曾对天文姐妹讲修行的重要性,认为刚烈而没有修行,至终不过粗粝化了,会像老树枯枝的一折即断——套一句俗话,便是所谓“大丈夫能屈能伸”、“识时务者为俊杰”。他那时正埋头写《碧严录新语》(即《禅是一枝花》),趁机修心养性——这是一本讨论禅宗典故的书,不心静也不行。他在书的自序里写道:“我读禅宗的书,直觉地知道禅非创自达摩,禅自是中国的思想,非印度所有。”“我希望我此书写禅的思想,亦有一种风日洒然。”确有独家之见。

朱天文在《禅是一枝花》的序中写:

“胡老师解这段‘翠岩眉毛’公案,正是他离开文化学院,移居我们家隔壁写书,每礼拜六晚上讲《易经》的时候。一九七六年五月搬来,至十一月离台返日,完成了《禅是一枝花》,一百则公案一条一条解明,他是在众谤声中安静写完此书的。”

那段时间,胡兰成每日清晨即起,先写一节碧严录新语,打一回太极拳,再冲个冷水澡,这才踱来朱家讨报纸看,国内外新闻只略扫一眼,武侠小说连载则每天必看。

天文姐妹往往偷懒到中午才肯起床,看见胡老师来了,天心大声喊“胡爷”,胡兰成答应得很痛快;天文却踌躇,不肯轻易定了辈份,想来想去,只叫“胡老师”。

她同胡兰成去兴隆居吃豆浆,沿着山边走,胡兰成一路踩着涧中溪水作戏,比她更童心炽热,哪里像“爷”?看到涧边开着粉红小花,胡兰成指着说:“粉红是天文的颜色。”她便觉得开开心心。

大家说起诗经,念到《西洲曲》,一句“垂手明如玉”,胡兰成又说:“这是写的天文小姐哩。”也叫她高兴,觉得一直甜入心里去。

她有时帮胡兰成擦地板,被夸奖能干,那夸奖也与常人不同,他吟一句刘禹锡的诗来形容她:“银钏金钗来负水。”又赞叹:“劳动也是这么贵气。”

——他真是懂得女人,更懂得欣赏女人,尤其他们隔了这样的年纪,便只是欣赏,益发教她觉得珍稀难得。胡兰成于她,是老师,是长辈,亦是知己朋友,惟从来都不是老人。

“那时候,带胡老师小山老师到铜锣外公家,平快车不对号,现买现上。先上了一班没发现是海线,待山线的进站,一家子急下车奔越天桥到对面月台。胡老师撩起长袍跟跑,恍如他在汉阳逃空袭警报时。满车厢的人,被我们硬是抢到一个位子给胡老师坐下,父母亲直抱歉说像逃难,胡老师也笑说像逃难。第二天我们到山区老佃农家玩,黄昏暑热稍退,去走山,最末一段山棱陡坡,走完回家胡老师叹道刚才疲累极了,魂魄得守拢住,一步一步踩牢,不然要翻跌下池塘里。我们每忘记胡老师已七十岁,因为他总是意兴扬扬,随遇而安。母亲由衷赞许胡老师好喂,做什么他都爱吃。没有荤菜时一人煎一个荷包蛋,父亲最记得胡老师是一口气把蛋吃完再吃饭,像小孩子吃法,好的先吃掉再说。父亲相反永远把好的留后头,越吃越有希望。”

“整个夏天,胡老师院子的昙花像放烟火,一波开完又一波。都是夜晚开,拉支电灯泡出来照明,七、八朵约齐了开,上完课人来人去穿梭着看,过年似的。图书馆小姐拿了纸笔来写生,昙花灯里姚孟嘉跟太太是少年夫妻,若洁婴儿的眼珠黑晶晶。花开到下半场怎么收的,永远不记得,第二天唯见板凳椅子一片狼藉,谢了的昙花一颗颗低垂着大头好像宿醉未醒。多年后,每有暑夜忽闻见飘移的清香,若断若续若撩弦,我必定寻声而至,果然是谁家外面那盆攀墙的盛开了。人说昙花一现,其实是悠长得有如永生。”(朱天文《黄金盟誓之书》)

——这些描写,如诗如画,如同永生。

而朱天文自叹:“诗三百篇,思无邪,但我是思有邪。”这番话,亦可圈可点,惟不可说。一说就破。

她又说:“《三三集刊》乃《苦竹》还魂也。”“胡老师可说是煽动了我们的青春,其光景,套一句黑泽明的电影片名做注——我于青春无悔。也像历来无数被煽动起来的青春,热切想找到一个名目去奉献。我们开始筹办刊物,自认思想启蒙最重要,这个思想,一言以蔽之,当然是胡老师的礼乐之学。”

而同为“三三”创办者的王蕙玲所写回忆文章《时人对此一枝花》亦道:

“我见过胡兰成先生一面,那时我高中毕业,随朋友去朱天心家玩,带我去隔壁邻居家坐坐,便见一白发老先生从楼上走下来,穿著还是一袭长袍,笑笑点点头、和蔼可亲。朱天心说这是胡爷。那年我们都小,随天文、天心称胡先生为胡爷,辈分已定。

……办‘三三’那几年,我写了三本书,第一本书天心帮我拿到日本敬呈胡爷,胡爷彻夜看完,清晨下楼问天心:这个阿丁有多高?答曰一六五,胡爷似是苦恼的想想,随即开颜一笑,似是自言自语说:没关系,李白也不高。遂让天心带回一套日文版的《今生今世》赏我;另赠一幅拓印书法‘江山如梦’。那书里胡爷亲笔一页页校勘过了,那幅书法悬在我家客厅数十年,我喜欢胡爷的字,风姿潇洒,自在生长。

……我喜欢胡爷,是他的文章开了我的悟识;是他的大气宽了我的性情。许多人是因为张爱玲而喜欢胡爷的,我不是,我是先认识了胡爷,才能懂得张爱玲。

那时我们办‘三三’,看的说的想的写的都是胡兰成与张爱玲,时人讥之为张腔胡调;是不是呢?”

“三三”包括了朱天文在大学三年级创办的《三三集刊》与两年后即一九七七年四月成立之“三三书坊”。

彼时胡兰成已经完成《禅是一枝花》并返回日本,但仍与朱家保持联络,闻说“三三”创办,回信说:“三三命名极好,字音清亮繁华,意义似有似无,以言三才、三复、三民主义亦可,以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亦可。王羲之兰亭修楔事,与日本之女儿节,皆在三月三日,思之尤为可喜也。”

《三三集刊》一九七九年四月刊载了一篇胡兰成的《读张爱玲的〈相见欢〉》,文中说:“《相见欢》笔致极好,只是作者与书中人物相知尚不够深。张爱玲是《赤地之恋》以后的小说,虽看来亦都是好的,但是何处似乎失了衔接,她自己也说给写坏了,她自己也只是感觉得不满意,而说不出是何处有著不足。这样一位聪明才华绝代的人,她今是去祖国渐远渐久了。”——是第一次对张爱玲的作品有微词。

朱天文亦说:“胡老师不止一次谈到张爱玲的叛逆,性子强,可又极柔,极谦逊。”“胡老师唯一算讲过张爱玲的是她的个人主义,自我防卫心,而立刻补充,‘张爱玲虽然冷淡,却是有侠情的,又其知性的光,无人能及。’”

胡兰成后来

再没有回过台湾,但是出书写作却是一直没有停过的。他的作品在当时的台湾仍然被禁,发表文章只能用笔名。他写给朱天文的信密密麻麻的,很薄,以减轻航空重量。

寄了来,朱天文姐妹一字一句地誊清,一本一本地出版。最后还没有写完的是《日月并明——女人论》,从女娲写起,打算写到林黛玉晴雯,及民国诸女子。然而刚写完了周文王的夫人,1981年7月25日的盛夏中午,他走路去寄信,回来冲过冷水澡后躺下休息,心脏衰竭去世。葬于多摩川公园。终年75岁。

葬礼在福生市清岩院举行,福田纠夫、宫崎辉、宫田武义、保田与重郎、松尾三郎、幡挂正浩、桑原翠邦、赤城宗德等八人作为友人代表出席。大沼秀伍主持。

朱天文说:“当面受教于他,也就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但就在这一年,你会觉得开了你的眼界,看世界完全不同的眼界。然后你也觉得受他的启蒙,你看到他是一个人物,可是如此的为世人所不知,会有一种不平。”“我们在这边亲手校的时候,就觉得他的最后一本书没有写完,他最后的思想也都没有完,就这样去世不为人所知,你会替他不平。我当时许下诺言:你看着好了,哪天我一定要把这本《女人论》写完。”

后来,她到底是写了篇《俺自喜人比花低》,一路评写黛玉、晴雯、宝钗、尤二,算是完了这愿。一九八五年二月日本举办第一次台湾电影节,《小毕》亦在其中,朱天文遂同了侯孝贤一道去为胡兰成扫墓,献的是桃枝和油菜花,原因是“菜花亮柔的黄色,桃花红,那是江南民间的颜色,兰师是从那里出来的。”

然而我想起的只是爱玲的桃红色单旗袍,她说:“桃红色闻得见香气。”

——张爱玲穿了一辈子旗袍,而胡兰成亦穿了一辈子长衫。他们两个,就是这种小地方投缘。

胡兰成是从来不曾忘记张爱玲的,除了《今生今世》里对她情深款款的赞美与追忆,《山河岁月》亦处处都是旧人芳踪,尤其爱玲曾去温州探他一段,再三提及,不时说“我亡命温州时,爱玲从上海取道金华丽水,千里迢迢来看我。”“佛经里说的如来之身,人可以是不占面积的存在,后来是爱玲一句话说明了,我非常惊异又很开心,又觉得本来是这样的。”“我能晓得中国民间现在的好,完全是靠爱玲。”“再如嵊县戏京戏等,我亦是从爱玲才晓得有这样好。”

我在《山河岁月》里读到“中国的人事并且都有这种喜气。龙是恐龙,凤亦是鸷鸟,到了中国就变成龙凤日月旗,还可以绣在女子的花鞋上”一段时,便不由要想起爱玲那双绣着凤凰的满底绣花鞋,果然接下来胡兰成便写了仙女彩鸾奉王母之命下凡到南康府进贤县栖贤山梅花村秀才文箫家,触动凡心,遂与文箫做了夫妻。因家里贫穷,抄书为生。彩鸾在王母那里原是管文札的,因此“铺下张纸,拿过砚砖,伸出玉笋,就把墨研,挽了挽长袖,咬了咬笔尖,低头就写,像那雨点儿一般,一盏茶未冷,字写了几千,转眼之时完了一篇,天下人这样写法谁曾见!”文箫惊讶说:怎么这样快!又看了看说:怎么这样精!两人又计议该去哪里卖,要卖多少钱。

胡兰成写道:“我亡命温州时读到这里,不觉大笑,好像这就是说的爱玲与我。蓬莱宴的好,是这样的世俗而清洁,能够滑稽。”

他终究是忘不了她。想忘也忘不了。

她的一言一行,早已渗透他的心,进入他五脏六腑,千髓百孔,他根本就是呼吸着她的精神而存活。他一生怡红快绿,从不知专一为何物,倒是做到了长情。

一九七六年八月,他在《禅是一枝花》的自序开端再次写道:

“胡适对中国的旧学有两大功绩:一是《红楼梦》的作者考证,又一即是关于禅的考证。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与张爱玲的《红楼梦魇》,使我们更明白了《红楼梦》的好;张比胡适更直接懂得《红楼梦》的文学。胡适的关于禅的考证,则是使我们更明白了禅的好。

我们不可因为禅的典故有些不实,就来贬低禅的思想,张爱玲的《红楼梦魇》指证了《红楼梦》是创造,不是自传。其实亦还是依于自传,而把有些事实来改造了罢。”

他写了《今生今世》,分上下册两次出版,一出版立即恭恭敬敬先给张爱玲寄一本去,随她回不回信,回信是怎么地淡漠都好,他只自在心头打起一座莲花台,将她供奉,且时时拂拭,纤尘不染。

他的后半生一直留居日本,每年都需要办理相关的居留手续,相当麻烦。以他当时的能力与交际,加入日籍应该不是难事,然而他却始终不肯入籍,到死都是中国人——这或者也可以理解作一种另类的纪念。

他固然是她一生的劫数,带给她如许的磨难与羞辱,然而他也着实地敬了她一辈子,爱了她一辈子,以他自己的方式。

胡兰成一生关心政治,意见多多,不说不快,至死不改。从前他写《和难战亦不易》,发动万人讲演,后来落了势,没有那样的机会了,可是也始终不肯缄口。早在离国前,他便曾写信给梁漱溟,点评时政,并请转交毛泽东;初来台湾时,因看不惯当局政治,又上书蒋经国陈言改革方案;1980年朱天文二次从日本返台,还曾带回胡兰成写给邓小平的万言书……

他说了又说,全不管人家听与不听,只自比司马迁,说:“司马迁写封禅,一是写对于汉民族来源的古老记忆;二是对于汉民族未来一股莫名的大志;三是写文学的一个‘兴’字,生命的大飞扬。”

他把写政论当成做文章,亦把做文章当成写理论,他曾说:“项羽容易懂得,可是要懂得刘邦,除非你的人跟他一样大。”又说:“人还是不能写比他高的人物,看不到,也写不到。”“写文章与打天下同。如周文王武王是自觉的,如刘邦与朱元璋则是不自觉的。后世惟孙中山先生的创造民国是自觉的。不自觉亦可打得天下,如不自觉亦可写得好文章,但是下文就要有师,帮助他自觉,如刘邦请教叔孙通与陆贾。”

他教学生,说:须把理论做得不像理论,才是好理论;把文章写得不像文章,才是好文章。

有学生拜见,他不喜欢,评价是:“这个青年没有诗意,学问做得来是枉费。”

“诗意”,是他作文治学的标准。他写文章,最喜用典,拟于诗经的比兴,每“兴”必“比”,“比”了又“比”,“兴”了又“兴”。汉赋辞藻繁缛,被批评为堆积文字,他认为是学者不懂文学……

我和大多“张迷”一样,是为了张爱玲才去读胡兰成的,每每看他文章,就想起他自己提过的那句诗:“来日大难,口燥舌干。”这样子无穷尽地说,比,兴,怎能不干?

诗经是大雅亦是大俗,雅在含蓄敦厚,俗在通晓流畅,即便比兴,那比也是浅显的,那兴也是直白的,何尝像他这样诘曲缠夹呢?

一篇好文章,最基本的条件应该是使人读懂它,读不懂,再好也有限。

朱天文说自小喜爱张爱玲,然而见了胡兰成文字,乃觉得《今生今世》是超过张爱玲的。

我不能同意——胡兰成博学杂收,自成体系,一生著书颇多,涉列甚广,若说在学问上胜过张爱玲是有可能的;但是他行文,太喜欢使用模棱两可的比喻,为了追求词句的绮丽不惜断章取义,又有强迫性引经据典症,以至一篇文章若不附上十条八条注释简直读不懂,以为这便是文采了。

白居易每完成一诗,先诵与老妇人听,直到老妇人明晓,才算完成。

李商隐“锦瑟无端五十弦”被称为读不懂的经典,然而字面至少是晓畅平易的。

张爱玲穷数年心血翻译《海上花》白话文,就是为了使更多的人可以读懂它,欣赏它。这正是一个写字人、爱书人对于文字的最诚挚的态度。

相比之下,胡兰成的为文与为人一样,都太花心了些。陈村有一句评价深得我心——他以为胡兰成对女人也罢对学术也罢,“多的是赏玩的才情,少的是痴绝的刚烈。”是说到了极处。

但胡兰成一生创作不辍,除《战难和亦不易》、《今生今世》、《山河岁月》、《禅是一枝花》、《书写真辑》外,他一生出版著作还包括《世界之转机在中国》(1962)、《心经随喜》(1967)、《建国新书》(1968)、《自然学》(1972)、《华学科学与哲学》(1974)、《中国礼乐》(1979)、《中国文学史话》(1980)、《天煅际》(1980)、《道机禅机》(1982)……最后一部作品是《今日何日兮》,死后由朱天文的“三三书坊”出版。

十年后,《胡兰成全集》九册由远流出版公司出版。这些作品,涉及文学、政治、经济、历史、礼乐、宗教等各个领域,学问自成体系,是绝对不可轻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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