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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一意孤行 第一节

我打开CD机,放进一张《红玫瑰与白玫瑰》的主题曲,于是灵魂便跟随《玫瑰香》袅袅逸出,追上张爱玲的脚步,来到洛杉矶公寓。

张爱玲说过,每个男人一生中都至少有过两个女人,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一个是白玫瑰。

而其实,每个女人一生中,也都至少有过两个男人,一个是她的毒,一个是解毒的药。

如今她的两个男人都死了,留下空空的药瓶。她拿它来盛满孤寂、烦郁、厌世弃俗,最后装进她自己,盖上瓶盖,与世隔绝。

这一隔,便是二十多年。

张爱玲于1973年搬到洛杉矶,此后搬搬迁迁,却始终没有离开这个市。余生二十二年中,她搬家无数次,自称三搬当一烧,连书稿也不慎丢失,她在躲什么呢?

她在洛杉矶的第一个住处是好莱坞东区的Kingsley公寓,长条形建筑,老式的单身公寓楼,门前有一棵高大的棕榈树。这个地址离好莱坞地标中国戏院大约要乘十分钟公共汽车,算是闹市区,与当年在上海的静安寺路爱丁顿有异曲同工之妙。

公寓是南加大任教的庄信正替她找的。前文提过,他们两人在一九六六年印地安那大学中西文学关系研讨会上认识,庄信正那时是该大学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生,曾同刘绍铭一起拜访张爱玲的客房,是替她找差事的“三个毛头小子”之一。差事虽没找到,友谊却从此建立,当张爱玲委托他代为找房子时,庄便尽心尽意,不辱使命,找到了这处闹中取静的凯司令公寓。

张爱玲显然很满意,在这里一住十年,并在此期间写了《小团圆》却又藏而不宣,之后一心一意扎进故纸堆里,完成了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的国语本与英译本,以及红学著作《红楼梦魇》。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六日,她在给宋淇和邝文美的信中说:“赶写《小团圆》的动机之一是朱西宁来信说他根据胡兰成的话动手写我的传记,我回了封短信说我近年来尽量de-personalized(非个人化)读者对我的印象,希望他不要写。当然不会生效。但是这篇小说的内容有一半以上也都不相干。”

宋淇看了《小团圆》,深觉忧虑,忙去信劝她:“旁边还有一个定时炸弹:‘无赖人’。此人不知搭上了什么线,去台湾中国文化学院教书,大写其文章,后来给人指责为汉奸,《中央日报》都出来攻击他,只好撤职,写文章也只好用笔名。《小团圆》一出,等于肥猪送上门,还不借此良机大出风头,写其自成一格的怪文?不停地说:九莉就是爱玲,某些地方是真情实事,某些地方改头换面,其他地方与我的记忆稍有出入等等,洋洋得意之情想都想得出来。一个将近淹死的人,在水里抓得着什么就是什么,结果连累你也拖下水去,真是何苦来?”

为了这些劝说,张爱玲最终没有把《小团圆》出版,一度还写信给宋淇让他把书销毁掉,然而宋淇终是没有,只收在了箱子里。直到张爱玲与宋淇都相继去逝后,2010年,宋淇之子宋以朗与平鑫涛联手,将书稿问世。

如今将《今生今世》与《小团圆》对看,我们难免会做这样的算术比较——胡兰成写了他一生中的八个女人,而张爱玲写了自己的三个男人:胡兰成,桑弧,与赖雅。他们同样是把爱情幻想和偶像来打破,而张比胡打破得还要更彻底些。

《今生今世》在台湾再版,胡兰成亲笔记下自己人生中种种狼狈不堪处,众人如余光中、亦舒等群起而攻之的时候,朱天心曾对朱天文说过:“其实他不写出来,也没人知道啊。”

——张爱玲的《小团圆》其实也是这样。

此前看胡兰成写《今生今世》,就只知道张爱玲曾经为他花过许多钱,在分手后还给他寄了三十万元金圆券。然而看《小团圆》才知道,胡兰成此前曾经不只一次给她钱,数额还很大,而那时他们还未婚……

《雷峰塔》里的兴味是迂回敦厚的,像《红楼梦》里贾母在凸碧堂听曲子,隔着水音儿袅袅地吹过来,韵味四合;《小团圆》却像是推倒了篱笆围墙,作者与读者玉帛相见,直瞪瞪地看见了却不知从何说起,嘿然无言。

她充满在《雷峰塔》里的对弟弟的怜爱与疼惜,对保姆何干的深切同情,对母亲与姑姑的眷爱仰慕,在《小团圆》里通通都换成了略带刻薄的冷眼白描,用一个一个的细节来突出人性的凉薄,放大了母亲、姑姑、弟弟还有何干身上自私与冷漠的僻性。根本人性本身就是自私的,而存在于那样一个大环境里的人更是各个恐慌,因为生活的不确定和无保障而充满了自卫的眼神——《小团圆》里让我们感受的就是这些。

写到爱情,就尤其寒凉。她甚至连自己的初吻都写得尴尬难堪,形容是“一只方方的舌尖伸到她嘴唇里,一个干燥的软木塞,因为话说多了口干。”——后来他吻他便只限于嘴唇。几次性爱场面更是令人尴尬。

书中提到仙女一样的母亲其实滥交,还多次堕胎;冰清玉洁的姑姑同表侄发生了不伦之恋,后来又与一个有妇之夫的同事拍拖,并因他之助而治好了龅牙;九莉与燕山有了性关系,因月经迟来而怀疑有孕,去检查,结果发现自己宫颈折断……

看书的时候,几次想掩面,仿佛她带我走进一幢装修豪华的房间,睥昵地问:“美吧?你看我把它打破。”而后她拿着一杆寒光凛凛的长烟枪,从容地,毫不留情地将所有的金碧辉煌一一打碎,露出鎏金墙后的断瓦颓垣,而后抽身离去。

我坐在那遍野哀鸿间悲鸣,苦苦地感受着她的心情,然后站起来,小心地将那些倒塌的塑像扶正,将屋子里的摆设一一复原。

固然小说不等于自传,这一切都可能是虚构,但是我们无法不把他们对号入座。有时候真希望张爱玲从没有写过《小团圆》,或者这本书真的如她所言被销毁了。

如此,便如张曼娟在采访中谈及张爱玲的《对照记》时所以为的那样:“我觉得很应该没有胡兰成,如果我是张爱玲的话,我当然也把他毁尸灭迹,所以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

张爱玲写了《雷峰塔》,写了《易经》,写了《小团圆》,生前却都没有拿出来发表,直到生命走到尽头的最后一年,才剔芜存精,将自己的人生重新爬梳一遍,集成《对照记》,让生命中的男人全部缺席。

——我想,这是她最真实的心意。

我们更加熟悉的张爱玲晚年作品,是《海上花》的白话译本与《红楼梦魇》。

吴语本原著名为《海上花列传》,张爱玲分成上下两册翻译,先译成英文,又译成中文白话,分别命名《海上花开》、《海上花落》,很是别致。

张爱玲对于《海上花》的努力不仅在翻译,还在于分析。比如她在译后记里写的:“《海上花》写这么一批人,上至官吏,下至店伙西崽,虽然不是一个圈子里的人,都可能同桌吃花酒。社交在他们生活里的比重很大。就连陶玉甫李漱芳这一对情侣,自有他们自己的内心生活,玉甫还是有许多不可避免的应酬。李漱芳这位东方茶花女,他要她搬出去养病,‘大拂其意’,她宁可在妓院‘住院’,忍受嘈音。大概因为一搬出去另租房子,就成了他的外室,越是他家人不让他娶她为妻,她偏不嫁他作妾;而且退藏于密,就不能再共游宴,不然即使在病中,也还可以让跟局的娘姨大姐钉着他,寸步不离。一旦内外隔绝,再信任他也还是放心不下。”

这一段话,若不是张爱玲点出来,单看故事,很难这样深入地理解主人公那“女人心海底针”的曲折情怀。其余如“小云结交上了齐大人,向她夸耀,当晚过了特别欢洽的一夜。丈夫遇见得意的事回家来也是这样。这也就是爱情了。”“双珠世故虽深,宅心仁厚。她似乎厌倦风尘,劝双玉不要太好胜的时候,就说反正不久都要嫁人的,对善卿也说这话。他没接这个碴,但是也坦然,大概知道她不属意于他。”也都是一语惊醒梦中人。

可惜的是,无论胡适和张爱玲怎样用心地几度推广,由于《海上花》的描写太过从容淡远,一味采用白描手法,草蛇灰线又过于含蓄,所以迄今亦不能普及。

《红楼梦魇》更是让大多红迷头昏脑胀的一本天书。

张爱玲曾在《论写作》中提到:“像《红楼梦》,大多数人于一生之中总看过好几遍。就我自己说,八岁的时候第一次读到,只看见一点热闹,以后每隔三四年读一次,逐渐得到人物故事的轮廓、风格、笔触,每次的印象各各不同。现在再看,只看见人与人之间感应的烦恼。——个人的欣赏能力有限,而《红楼梦》永远是‘要一奉十’的。”这段话简直就像从我心底里掏出来的。

而她在《红楼梦魇》的自序中又说:“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点的字自会蹦出来。”也令我深有同感。因此想象以张爱玲来评析《红楼梦》,应该是颇为生动有趣味的。

及至捧书在手,才发觉枯涩缠夹,开篇一味挑剔原著自相矛盾处,细至银两数与月份,由此来推断不同版本的不同年代——然而《红楼梦》的自相矛盾原本是不胜枚举的,最明显的例子便是“鹦哥”与“紫鹃”的身份之谜,还有巧姐的忽大忽小,这本没什么可考据的,不过是作者写着写着就写忘了罢了。

小说就是小说,把小说当成科学数据来分析,一层层地抽茧剥蕉,是一件自寻烦恼的事情。我可以想象张爱玲“十年一觉迷考据,赢得红楼梦魇名”的烦恼,因为我看她的《红楼梦魇》,也渐渐看得烦恼起来。

然而她断定续书是“狗尾续貂成了附骨之疽”的论述却是细腻可喜的,比如举出宝玉悼晴雯时曾自矜“方不负我二人之为人”,显见将晴雯视为知己,而一百零四回中却有“晴雯到底是个丫头,也没有什么大好处”之语,显见有违雪芹本意;又前文力求含糊满汉之分,对于黛玉的描写更只是一种姿态、神情,而绝无实写服饰,到了八十回后却会出现林黛玉穿着月白绣花小毛皮袄加银坎肩、戴着赤金扁簪、腰下系着杨妃色绣花棉裙的描写,便落了痕迹了——这些,都是我从前没有留意到也没有想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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