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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永远的海上花 第一节

我的灵魂随着张爱玲迁徙流连,如同海上泡沫随波逐流。安徒生说,人死后会拥有灵魂,而海的女儿虽然千秋万岁,但当她们死后,便只有化作泡沫,终生漂流。

漂泊于张爱玲是无时或息的,她的人生理想是现世安稳,然而渴望得太久,得到了也不能相信,自己给自己设置不安全的动荡感——四面楚歌对她最具体的表现就是跳蚤,这代表了人生一切咬啮性的烦恼。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杀不绝,躲不掉。

为了躲避跳蚤,她辗转于洛杉矶各大汽车旅馆间,过着半流浪的生活,狼狈不堪,最令人痛心的是竟然弄丢了已经完成的《海上花》英译稿。

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三年半中,是张爱玲隐居的第二个阶段,也是最动荡的一个阶段。她开始搬家,起初只在自己熟悉的好莱坞附近找旅店,后来渐渐往北往东搬,环境越来越差,她不得不向新结识的朋友林式同求助。

林式同不是文人,此前连张爱玲的名字也没听说过,他是受朋友庄信正之托才登门拜访的。然而第一次“见面”,其实是只闻其声而未见其人。

那天,他找到张爱玲住的Kingsley公寓305室,敲了敲门。里面仿佛有动静,却没有人应门,他再敲一次,并且自我介绍:“张女士!我是庄先生的朋友,他托我拿东西给您!”

张爱玲把门开了条缝,抱歉说衣服没换好,让他把信放在门外就请回去。林式同多少有些惊讶——这人恁地不通情理。但他向来不是多愁善感小肚鸡肠的人,闻言答应一声,放下东西就走了。

正式见到张爱玲是一年后的事,张爱玲主动打来电话,约他在一家汽车旅店的会客厅见面。她头上包着一幅灰色的方巾,身上罩着件近乎灰色的宽大的灯笼衣,穿着浴室里用的毛拖鞋,落地无声,“了无声息地飘过来,水一般的亮丽自然”,冲着林式同点头一笑,像影子多过像一个人。这让林式同忍不住有些紧张起来,并且直觉这位女士不喜欢别人暴露她的身份,于是在交谈中便不肯直接称呼张女士。两个人的讲话仿佛打谜语。

她一见面就拜托他:“麻烦你了!我在搬家时丢了证件,想再申请房子就很困难,目前暂时还住汽车旅馆,如果哪天有需要,恐怕要请你帮忙。”

林式同问:“为什么要搬家呢?从前的公寓不好吗?怎么会选择住在汽车旅馆?”

张爱玲认真地答:“为了方便啊。公寓有跳蚤!那是一种南美洲跳蚤!生命力特别强,杀虫剂都没有用!我只好搬家,一发现屋子不干净就搬家。”

这是1985年4月。这时的张爱玲已经隐居了12年。长期的孤独并没有带给她内心的安静,反而使她日渐燥郁起来。

她在给夏志清的信中写道:“我这几年是上午忙着搬家,下午忙着看病,晚上回来常常误了公车。剩下的时间只够吃同睡,所以才有收信不拆看的荒诞行径。直到昨天才看了你1985年以来的来信。我这样莫名奇妙,望你不会见怪。你来信问我为何不趁目前中国出版界女作家热振作一下,问题在于我得了慢性病。虽然不是大病,但光看牙医就是二年多,目前还在紧急状态。收到信,只看账单和紧急的业务信,你,还有久不通信的炎樱的信,都是没有看就收起来了。日而久之,我也荒废了日常功课。”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得知,炎樱到这时候和张爱玲也还是偶有往来的,只是张爱玲竟然忙得连信也不愿拆。

夏志清回忆说:“张爱玲去看病的医院都是给穷人看病的免费医院,不像我们有自己的私人医生,预约就行。张爱玲要搭车去很远的指定医院,而且还要无穷无尽地等待,白白地耗费了她许多光阴。”

她的生活还是那样窘困吗?当琼瑶已经成为台湾第一富婆的时候,难道张爱玲竟然连看私人医生的钱都没有?

她不住地被疾病与跳蚤袭击,身心俱被困扰。她困在孤岛上,既无从求助,亦无法救赎。

写作是一件需要绝对孤独和绝对平静的事,而她只做到了一半——她被种种身体的痛楚和无名郁燥困扰着,每天不是忙着搬家就是看医生,又怎么可能平静?

为着搬家方便,她尽可能地舍弃了一切身外之物,所购物品尽量是用过即弃型的,所有家当都可以装进两个大袋子中,随时提了便走。

也便是在这种情形下,发生了那起著名的“记者与垃圾”的事件——

记者姓戴名文采,从19岁起即开始崇拜访张爱玲,因为某个机缘巧合得了她的地址,便写信去要求拜访。张爱玲当然不见,也不理。可是戴氏不放弃——好不容易有了这个珍贵的地址,有了接近名人的可能性,焉肯轻易放过?

1988年秋,戴氏申请了台湾某报的资助来到洛杉矶,指明要住入张爱玲的隔壁。等了十多天,终于有房间腾出来,她立刻便搬了进去,与张爱玲毗邻而居,声息相闻——与张爱玲的电视声相闻。

张爱玲不管看不看,总是喜欢将电视开着,大概还是要借一点人气,就好像她一直是喜欢听“市声”;但是她极少出门,因为怕带回细菌来;在屋内只使用一次性拖鞋,觉得脏了就扔掉;不再打理发型,用假发代替;也不再化妆,但用着很好的护肤品——伊丽莎白雅顿的超时空胶囊。

由于张爱玲的深居简出,使得戴文采在此住了一个月,却只在她出门倒垃圾时远远地见了一面:

“她真瘦,顶重略过八十磅。生得长手长脚,骨架却极细窄,穿着一件白颜色衬衫,亮如佳洛水海岸的蓝裙子,女学生般把衬衫扎进裙腰里,腰上打了无数碎细褶。”

“她弯腰的姿势极隽逸,因为身体太像两片薄叶子贴在一起,即使前倾着上半身,仍毫无下坠之势,整个人成了飘落两字……也许瘦到一定程度之后根本没有年龄,叫人想起新烫了发的女学生;我正想多看一眼,她微偏了偏身,我慌忙走开怕惊动她。佯装晒太阳,把裙子撩起两脚踩在游泳池浅水里,她也许察觉外头有人,一直没有出来,我只好回房,待我一带上门立即听到她匆匆开门下锁急步前走,我当下绕另外一条小径躲在墙后远远看她,她走着像一卷细龙卷风,低着头仿佛大难半至仓皇赶路,垃圾桶后院落一棵合欢叶开满紫花的树,在她背后私语般骇纷纷飘坠无数绿与紫,因为距离太远,始终没看清她的眉眼,仅是如此已经十分震动,如见林黛玉从书里走出来葬花,真实到几乎极不真实。岁月攻不进张爱玲自己的氛围,甚至想起《绿野仙踪》。”

“我在她回房之后,半个身子吊挂在蓝漆黑盖大垃圾桶上,用一长枝菩提枝子把张爱玲的全部纸袋子勾了出来,坐在垃圾桶边忘我的读着翻找着,在许多满怀狐疑的墨西哥木工之前,我身上浆白了的浅灰棉裙子与垃圾桶参差成优雅的荒凉,我与张爱玲在那天下午的巷里,皆成了‘最上品的图画’。”

——戴文采自称是拾张爱玲的牙慧渐渐长大,然而观其文,其实更像是拾胡兰成的牙慧。

她从张爱玲的垃圾中推测出她的食谱与日常用品,并且得到一只断了保险丝的单座电炉,一络张爱玲剪下的头发,一张写在银行纸头背面的购物单,以及几封她写给夏志清、痖弦先生的信的草稿,最富戏剧性的,是她还拾回了自己写给张爱玲的信的信封,也被张爱玲当了草稿纸,且在上面写着:她难得住定,即忙着想把耽搁太久的牙看好,近几年在郊外居无定所,麻烦得不得了,现在好不容易希望能安静,如再要被采访,就等于“一个人只剩下两个铜板,还给人要了去”。

戴文采对于自己的收获显然欣喜若狂,以为奇货可居,不仅难禁兴奋之情地把自己的奇遇报告给某位台湾女作家,并叮嘱对方代为保密,因为她还计划着要进一步接近张爱玲;同时,她又将自己的垃圾收藏详尽报道,洋洋万言,寄给了身为报社主编的季季。

然而她没有料到的是,无论是那位女友还是季季,都对她的做法甚为反感,不但拒绝为她保密或发表她的文章,且分别通过夏志清与庄信正辗转通知了张爱玲。

而张爱玲亦一如既往地决绝,在接到电话的次日即在林式同的帮助下搬了家——她把戴小姐当跳蚤来躲了。

季季不无嘲讽地写道:“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D小姐没有严密监控她的‘猎物’,竟未发现张爱玲搬走之事。她仍然每天耳贴墙壁,却听不到一点动静。起先她以为张爱玲病了,连电视也不看了。但连着几天听不到张爱玲房里的声音,她才起了疑心。到管理员那儿询问,才知张爱玲已搬走了。”

戴文采看丢了自己的“猎物”,气急败坏,进一步行动的计划破灭,这篇垃圾稿成了她惟一的砝码,不由焦燥起来,于是再次长途致电季季,催促发稿并且商谈稿费事宜,且开出价钱来:除了稿费要按特稿付酬外,还要报销她住在张爱玲隔壁的一切押金、租金、电话等费用。

然而季季非常冷淡且坚决地拒绝刊登她的稿件,并且说:“你知道张爱玲前几年常常搬家,把《海上花》的英译稿弄丢的事吗?张爱玲已经快七十岁了,她身体不好,我们就让她安静地多活几年吧。”

但是戴文采不死心——她可是出了本钱的,又怎么会为了季季的几句话就良心发现打退堂鼓呢?她后来不仅到底把稿子刊发出来,且收入了自己的作品集,洋洋自得。

张爱玲曾在给司马新的信中写道:“那台湾记者那篇淘垃圾记还是登出来了。中国人不尊重隐私权,正如你说的。所以我不能住在港台。现在为了住址绝对保密,连我姑姑都不知道。”可见她对这件事的愤怒。

张爱玲是从庄信正教授那里得知季季对整个垃圾事件的处理经过的,1988年12月,她在圣诞节前寄了一张卡片给季季,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感谢所有的一切。”

1990年,《中国时报》创刊四十周年,季季写信邀请张爱玲担任“第十三届时报文学奖”的决审委员,张爱玲回信拒绝了这一邀请的同时,心照不宣地写道:“有时候片刻的肝胆相照也就是永久的印象,我珍视跟您这份神交的情谊,那张卡片未能表达于万一,别方面只好希翼鉴谅。”

这一句“肝胆相照”用得多么严重,令季季不禁感慨:“许多人批评张爱玲冷漠。冷漠无涉道德。但从张爱玲的这句话里,我的感受是:张爱玲并非冷漠,而是对某些人、某些事不屑相与!”

张爱玲尽管冷傲清绝,却知交满天下,且个个都侠肝义胆之士,真也令人羡煞。说张爱玲孤僻的人,不妨扪心自问:你一生识得几个这样肝胆相照、德才兼备的知交好友?

而张爱玲虽然拒绝了这年“时报文学奖”评审的邀请,与《中国时报》的缘分却未完。1994年,她的最后一部作品《对照集》由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9月,获第十七届时报文学奖“特别成就奖”。她虽然未能亲自来台领奖,却写了一篇文章祝贺,即是前文提过的那篇著名的《忆西风——第十七届时报文学奖特别成就奖得奖感言》(参看第五章)。

张爱玲为媒体撰写“贺文”,只有过三次:一是1950年为庆贺《亦报》创刊一周年而写的《〈亦报〉的好文章》,卖的是龚之方的面子;第二次是1984年为《皇冠》创刊三十周年写的随笔《信》,自然是冲着平鑫涛的友谊;这是第三次,与其说是为了“时报文学奖”,不如说是为了感谢季季。这也是张爱玲有生之年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文字。

她的爱憎分明,与不易察觉的“人情味儿”,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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